按照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根据政治文化的客观实际，建设高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文化领域丰富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兼收并蓄历史文明和当代发展的积极成果，形成全面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以实现的政治文化先进体系。实现这个重大使命，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努力建设。
1．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任何国家要通过政治文化建设，确认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经过政治社会化，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与灵魂所在。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精神培育的全部过程，贯穿于文化建设各个方面，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思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要通过政治文化的途径，坚持不懈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生活自觉遵循的内在规范；要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共识，在包容多样中共铸和谐，引导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谱写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共同奋斗。
2．吸收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拓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普遍性
当代中国特色政治文化建设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又面对开放的时代大背景，因此，必须解决好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与发展现代政治文化的关系。要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做出科学的分析，坚持兼收并蓄，批判借鉴的原则，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优秀政治文化的中国化。
对待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需要继承吸收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比如，传统儒学在政治上，一贯倡导“安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求治心理，重视人际关系、伦理道德、风俗文化，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儒家倡导的“天下定为一尊”的思想，铸就了视国家统一为当然、分裂割据为异端的政治心理和文化观念。这种基于强烈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对整合、凝聚社会具有广泛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文化根基，等等。当然，对传统文化中皇权、宗法、人治等观念必须坚决否定。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成果，典型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更要根据时代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一直到科学发展观，都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
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首先要清醒认识到当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它们的民主观、自由观和人权观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通过政治文化渗透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形式和具体内容，应进行科学的分析，对于其中属于人类共享的优秀政治文化成果，要结合中国实际吸收借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服务。应当看到，世界文化本身就是由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强烈的吸纳性。所以，在政治文化建设中，既要反对全盘西化论也要克服故步自封论，用清醒的头脑、世界的眼光、宽阔的胸怀，在同其他文化的联系和交流中，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和吸取全部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更具普遍价值。
3．培育现代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落足点
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落足点是保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反映这种政治过程的观念形态，政治文化无疑不能偏离此点。当今社会，人民当家做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来表现的，所以，中国共产党17大报告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们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实现执政党提出的要求，除了有政治制度安排外，还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文化支持，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参与氛围，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训练公民的参与技能。这恰恰就是公民文化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因为：公民文化是一种“理性—积极”的政治文化。通常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理性，即公民有足够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信息和参与能力来进行政治参与；另一个特点是积极，即公民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在动机上认为具有政治责任，或认为政治与个人关系密切，利害攸关。公民文化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公民既有政治参与能力，也有政治参与积极性。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被充分焕发出来，对国家的认同度也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也随之趋于完善。
【注释】
(1) 转引自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2) 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3)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4) 转引自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5) 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6) 杰弗里·庞德、彼得·吉尔：《政治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 61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19页。
(9) 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10) 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 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1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12) 转引自金鑫主编：《中国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版，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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