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五、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文明，这使得不少封建帝王总是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使得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王朝更迭而不衰，也强化了传统文化的惰性。近代以来，当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按照传统的文化模式生活时，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外来文化。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引起了本民族的文化自卫，形成了与之相对立的“保卫传统文化”运动，两者产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由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而保卫传统文化者除了守旧的知识分子外，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支持和保证，新文化运动直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甚微，但是，它却起到了撞击旧文化、为今后采纳外来新文化做铺垫的作用。

鸦片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的军舰大炮打开了“天朝”的大门。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一个“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的对手，李鸿章坦承“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此后，西方文化大量传入，引发了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第一次冲突高潮发生在清朝末年，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保卫国本，“中体西用”，反对变法。第二次冲突高潮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的大讨论，发生在国家存亡与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争论的焦点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派主张尊孔读经，发扬国粹。一派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西方文化，救国救民。此外，还有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观点虽然力单势薄，没有成为威胁国粹派、马克思主义派的主流，但毕竟是论战中的一家之言。

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下，发生在自己内部的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运动。在对那些有“历史污点”和犯过错误的人们的“革命大批判”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发生了不少暴行和悲剧，这些对红色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和重大的危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和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场遍及全国的文化大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起来，出现了所谓“文化热”。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的言论演变为20世纪80年代崇拜“蓝色文化”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集中批判了中国以黄土地、黄河、龙和长城为象征的传统文化，认为只有全面吸收以蔚蓝色海洋为标志的民主、科学、开放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电视解说词《河殇》的发表，就是这种“蓝色文化”社会思潮的具体体现。

诚然，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在许多方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儒家传统文化还有一定程度的复兴。但迄今为止，新中国成立以来起着主导作用的并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文化”或称之为“红色文化”。一些西方学者，如马丁·怀特（Martin Whyte）则明确提出中国改革时期的文化结构有三种成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西方文化。大致可以说，黄、红、蓝三种颜色所代表的三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汇构成了中国近百年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其中，在海内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产生于“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中”，是一个保守、崇古和“自足的系统”，遵循着“纲常名教”这一套“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束缚着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精神生活。这一优势使梁漱溟先生断言：随着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暴露与恶化。“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一整套称为“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而一般所说的“蓝色文化”是指欧美文化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按照五四时期学者们的概括，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从工业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外向的、动态的文明，代表民主与科学，注重技术发明和商品贸易，同时注重人权和法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各国却暴露出各种问题和弊病，如贫富差异过大、强权主义、物欲横流等。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蓝色文化”和经过海外力量改造过的“新儒学黄色文化”都进入中国。面对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进一步建设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就成了当今中国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为此，不少社会学家积极地参与中国文化历史变迁的研究和讨论之中，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