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新思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是当今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R.奥尔曼曾经把它列为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在西方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当中，生态社会主义独树一帜，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一些具有生态意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注意到绿色运动的政治倾向，开始从理论和思想上参与绿色运动，掀起了一股“绿色政治”风潮。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是绿色运动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西方国家的绿党在本国议会和欧洲议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开始向北美、亚洲、大洋洲扩展。伴随绿色运动的发展，以美国学者W. 莱易斯和加拿大学者B. 阿格尔为代表的一批生态社会主义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绿色运动中影响日益扩大的激进流派。这一流派从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导致生态危机的角度，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他们还构建了面向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即经济增长方式从现在单纯追求量的增长转变为追求质的提高，实现“稳态经济”；政治上要求实现权利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全面消除人的异化，使人获得全面发展；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民粹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不仅继续关注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更加系统地阐释了对社会主义的独到见解。进入90年代，绿色思想已经在西方深入人心，并且为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和利用，欧洲左翼政党纷纷联合绿党争取或参与执政。生态社会主义者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乘机宣传绿色思想与社会主义理念的一致性。在理论上，以L. T. 萨金特、L. 格仑德曼、D. 佩珀为代表的一批生态社会主义者摆脱了过分理想化的生态中心主义主张，认为小规模的、分散化的经济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极端分散的工团主义和极端集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折中；同时，转向支持经济适度增长，因为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去搞“稳态经济”，则无异于叫它们自杀。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都不可能通过基层民主得到解决，特别是环境问题的流动性和扩散性，必须在区域的、国家的乃至国际的层次上谋求解决之道。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不断扩张的“唯生产力论”是同生态合理性要求不相容的。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虽然延缓了经济危机，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倡导的是以消费为荣的消费文化，诱使人们为了享受消费而拼命工作，势必一方面加剧了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污染了环境，从而造成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引起生态危机。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绿色的、公平的社会，才能消灭生态危机。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使生态危机演变为全球性危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生态掠夺”，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简直就是“生态帝国主义”。发达国家现在改善了的环境实际上取自一种不平等的特权，它是建立在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的“发达”、发达国家的“生态”城市，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被剥削、被污染的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至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在这些国家，直接掠夺那里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一方面利用市场和技术优势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迫使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贱卖本国的环境资源。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生态掠夺与16、17世纪的贩卖黑奴，18、19世纪对落后国家的商品掠夺，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立足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虽然没有错，但却过高地估计了19世纪末开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性，而对资本主义本身能控制这种不利局势的能力估计不足。另外，这一危机理论分析的重点也往往局限于生产领域之内，而对消费领域可能出现的变化则几乎完全忽视了。他们认为，今天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时代变化了，理论也应随之进行修正和补充，现在的生态危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资本主义转移危机的必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搞操纵消费，实际上是“转移目标”，是把经济危机转移到生态危机上去。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这些变化了的形势，不断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目前的任务，是需要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业活动等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四，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所谓“稳态”，主要是指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改进上来，具体说就是破除跨国公司和垄断企业的集中化、官僚化生产体系，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软技术”和小企业，“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参与决策的领域，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发展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让人们到生产活动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这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既要能“逐步拆散庞大规模的工业经济体系，尽可能减少个人对这一体系的依赖性”，又能“向人们提供非异化的、创造性的劳动，使人们从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从而使人们的消费“真正植根于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一致之中”。具体来说，这一模式应具备以下要素：(1)把资源消耗限制在可维持的限度之内；(2)做到平等分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必要时提倡一种新的“朴素生活作风”；(3)节制人口增长；(4)注重环境道德，强调产品的耐用、简便和易于回收，使废物尽可能减少；(5)提供创造性的、自主的、非异化的劳动，使人们在劳动中感到富有意义，是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谋生，真正把劳动与闲暇统一起来，为了实现这种生产结构，就要改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使工人能够参与生产管理。
第五，主张应形成一支世界性的“反资本主义体系力量”。
在20世纪70－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已被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一体化”了，即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发展足以向工人阶级提供以前只为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提供的商品，所以使得工人阶级失去了自身的革命性、否定性、批判性，丧失了其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地位，再也无法承担起作为社会革命领导力量的历史责任了。只有那些还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所毒害、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既热衷于生态社会运动又关心社会主义前途的人，才能充当未来社会革命的领导人。这些人就是以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级”。但是，从90年代开始，生态社会主义开始重视工人阶级、工会组织的作用。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尽管工人阶级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无法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他们毕竟是受污染之害最为深重的阶级，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性，只不过这种革命性是潜在的，有待激发出来。因此，工人阶级是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在社会革命主体力量问题上，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明显地区别于70、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另一特点在于，强调当代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应形成一支世界性的“反资本主义体系力量”。这些社会力量主要应包括工人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社会运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生态帝国主义运动等。
第六，“非暴力”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的途径和策略上的一条基本原则。
他们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同意将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如罢工)作为策略之一，作为其他政治斗争方式(如议会斗争、宣传和教育等)的一个补充。他们认为，在资本家仍然控制国家的情况下，试图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应接管国家，并将其改造成为以某种方式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机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用“教育”和“示范生活”的方法提高群众的觉悟。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依靠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力量，同时也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亦即把“绿色”与“红色”结合起来。
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内在必然性的解释，无疑有不少可取之处，这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把解决生态危机与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可以说是生态社会主义比一般绿色运动更加高明之处。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对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当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它在一些问题上也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或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从而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者既想建立一个合理的、能充分保障人权和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又不想摧毁现存制度结构，并企图在当今的条件下用“生物区”之类的组织取代民族国家，存在不切实际的空想。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途径和原则等问题上的某些观点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区别的。
思考题
1.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及其原因。
2. 你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3. 简要评述当代西方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潮。
【注释】
[1] 李琮主编：《当代资本主义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2]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4页。
[5]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西方众多学者著书立说，宣扬“第三条道路”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被称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1994年他出版的《超越左与右》，标志着英国工党理论的整体转型，1998年他又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一书，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阐明了工党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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