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对传统理论的突破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中，以生态视角为切入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批判，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求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但是，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二者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异质性的内容。同时，它与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之间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所以，我们只有在比较中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才可能更加准确客观地理解生态社会主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的突破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揭露和批判伦理生态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对解决生态问题的虚妄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表明生态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唯一出路。这对于我们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在社会制度层面上有了可供借鉴的理想性模式。

虽然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而提出的建构性理论，但二者有根本的区别。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谓“生态资本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绿色资本主义，它的产生来源于一些拥护资本主义制度、深信生态与工业经济之间根本不相矛盾的理论家们。他们认为，生态与工业之间不仅不冲突，而且生态保护措施能够为工业发展和贸易带来净经济增长。甚至有些很有声望的环境主义者也同样深信资本无限增长的可能性。这是与生态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

怎么解决自由市场与生态环境平衡的关系，对于生态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来说，“生态化市场力”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自由市场的典雅与美德”就是，价格机制能够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发出信号。“它告诉消费者生产某种具体产品的成本是多少，也告诉生产者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相对估价是多少。”他们也承认市场不能兼顾一切，因此自由市场要为生态危机负很大的责任，特别是其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的原则，因为自私自利驱使企业和个人将环境成本外化。但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可以利用经济手段和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好方法”^[53]。在生态资本主义者看来，伦理生态主义的道德诉求一旦与经济利益挂钩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举例来说，在德国，放弃使用汽车可能每天丧失两个小时的闲暇时间，而汽车引起的污染只降低了两千万分之一。个人享受损失与公共收益不成比例;还有驾驶汽车和不驾驶汽车在获得好处方面没有区分，因此那些想诉诸道德的人失去了动力。所以生态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倾向于把经济手段作为主要的手段。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人类保护环境必须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54]。

生态资本主义者认为，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一直被外化的环境成本必须被内化，即所有产品的价格应该征收因它造成的污染治理费，也就是生态税费和相关的杂费;这种由原来生产产品的雇主承担的税费转移到消费产品的消费者那里，因此税收改革的后果是双重意义上的:“一方面，自然资源、环境服务和所有的产品价格都将提高，因此，生产者就有了动力去尽量少使用它们以降低成本。个体消费者也被迫节约使用。这将带来资源的保存和有效的环境保护。”“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力将变得便宜，雇主将倾向于工人而不是机器。这将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55]但随之一些生态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就发现，这种税费改革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生态税费将导致新的“税收丛林”。与此同时，尽管会出现一些自然资源的消费下降，环境服务的需求减少，商品和服务生产的降低，但国家将无法控制这些下降的程度有多大。由此，生态资本主义者通过污染物买卖许可证限制了国家经济整体最大排污量释放，但不希望国家利用生态税费来增加收入，生态税收应该以某种形式返回到经济过程中。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当国家或企业销售或拍卖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时，对污染的收费就意味着把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视为商品。这样，一个企业就可以通过支付更高的费用来合法地污染环境，这与保护环境的初衷显然是相矛盾的。与此同时，一个企业也可以通过广告动员人们购买由他们出售的清洁的空气、纯净的水资源、未被污染的自然风光，这种通过金钱享受未受污染的自然环境只能进一步加剧贫富之间的不公平待遇，穷人无法享受本来属于他们的干净自然。看来，生态资本主义无法破解“金钱决定一切”的定律，也就无法解决贫富之间的阶级分裂带来的矛盾。

生态资本主义拥护者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实现稳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消耗大幅减少，经济稳定增长。赫尔曼·戴利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他认为，为了转向稳态经济以及为了其将来的运行，要在现有的价格机制和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上创建三个制度，第一是可转让的出生证，以稳定人口规模;第二是可转让的损耗配额以稳定人工产品的储存，并使资源的生产量保持在生态极限之内;第三是分配主义制度，包括个人收入的最高与最低限制以及个人财富的最大限制，这与市场几乎无关。^[56]国家只将颁发出生证和损耗配额，并规定收入和财富的限额，其余的留给市场解决。戴利确信市场能够保证配额得到有效的分配，并期望国家配额带来的宏观稳定性和市场带来的微观可变性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呈现稳态的模式。他也坚信资本企业无论在收缩经济中还是在稳态经济中都能继续创造利润。

但是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资本主义主张的低水平发展的稳态经济，对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和治理，对于未来环境实行的预防性保护措施，资金从何而来?显然，还是从经济增长那里来。如果实行稳态经济运行模式，其后果是以“削减或废除国家福利，以穷人为代价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资本主义国家还会把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保护环境吗?^[57]这值得严重怀疑。况且，一个依靠竞争建立起来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被放置于国家控制的分配主义框架内，实现经济收缩，达到稳定状态，从逻辑上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垄断，因为垄断能够避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58]。这样，资本积累的动力将不复存在，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复存在。

奥康纳也批评了绿色资本主义这种理论的虚妄性，他说:“绿色资本主义理论至少存在着两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其一，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论它如何进行‘改革’)，对财富和收入进行某种平等的分配几乎肯定会损伤经济积极性，而且还会加剧来自右翼的政治动荡，进而削弱生产率和生产规模。其二，资本主义生产率和生产的扩张常常预示着对劳动的一种程度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剥削，而这本身就是以程度更高(绝不是更低)的经济不平等性为前提的”^[59]。“绿色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它无法忍受“对财富和收入进行更为平等的分配”带来的对经济积极性的损害，因为“采取一种慢或零性增长的政策会造成经济危机，而这种危机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生态破坏，——因为商家会争着去以多种方式降低成本”。^[60]奥康纳还适时地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正在通过狂热追求规模成本的降低，疯狂地开发一些新的电气产品并为其开拓市场。这两条也是全球资本目前对危机所采取的解决策略。可见，无利可图的环保做法在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

因此，建立一种“稳态的资本主义”，不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内核，这种做法对生态主义来说将是一个矛盾丛生而无法前进的二难选择。与此同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考察后，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平衡的分离，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即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可持续的生态经济或生态经济的转型无法实现的原因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逻辑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61]。因此，不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社会发展模式。

二、生态社会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

按照英国社会主义党等左翼理论家的理解，社会主义指的是:“建立一种基于共同所有制和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对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以及财富分配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62]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对环境主义的阐述和社会主义分析相结合的理论。它同传统社会主义相比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

首先，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改造上，传统社会主义主要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入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更多关注的是生产的自然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矛盾，^[63]由此指出，以自然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和生态双重危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拓展了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

其次，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变革上，传统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生产资料国有化，以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市场经济，主张分配的正义;在政治制度上以人民民主代替资本主义的自由政治;在文化价值观选择上以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为目的，集体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虚假的自由平等的利己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代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但不反对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主张以工人自治管理为主体，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分散化与整体化相结合、区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新型民主管理体制。在文化上主张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的的整体主义的人道主义。

再次，在变革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上，传统社会主义主张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以具有“生态意识”的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非暴力”途径变革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生态社会主义表现出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生态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虽然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失败了，但社会主义理念仍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由于东欧社会主义不能克服资本主义产生的危机，在本国内实行集权统治，人民缺乏民主和自由，生活水平低下，最后这种“社会主义”已经远离了其本质，因此注定失败了。但不能就此说是社会主义失败了!早在19世纪，预言家就已经谈道:“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取代了资本主义，而是它能够促使资本主义超越掠夺，并且采取了福利国家的制度以换取自身在一种混合的政治经济中的发展。”^[64]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完全实现人类自由的社会。这种自由，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解释就是，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5]。实现“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建设中，建立坚固的、共同的物质利益基础，使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从切身的共同物质利益上关心、建设和维护这个共同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6]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相结合的制度。

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伦理生态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具有理想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它虽然是一种理想，但是旨在建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积极探索模式，它为未来理想性的社会制度提供了美好的蓝图。

【注释】

[1]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

[2]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6]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Clarendon Press，1991，p.6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4页。

[9]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355页。

[10]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355页。

[11]同上，第355页。

[12]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13]戴维·佩珀:《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见郇庆治主编的《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14]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05.

[15]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05.

[16]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06.

[17]Ibid.，p.107.

[18]Ibid.，p.110.

[19]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11.

[20]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11.

[21]Ibid.，p.112.

[22]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12.

[23]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01页。

[24]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03页。

[25]同上，第490页。

[26]同上，第497页。

[27]同上，第505页。

[28]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13页。

[29]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South and Press，1980，p.7.

[30]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 and Ecology，London and Press，1994，pp.31－32.

[31]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4页。

[32]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5页。

[33]同上，第356页。

[3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35]同上，第364页。

[36]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 Press，2002，p.132.

[37]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7页。

[38]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7页。

[39]同上，第536页。

[40]同上，第538页。

[4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8页。

[42]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

[43]同上，第513页。

[44]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48.

[45]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 Press，2002，p.82.

[4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3页。

[47]同上，第435页。

[48]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9页。

[4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8页。

[50]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2页。

[51]同上，第331页。

[52]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3页。

[53]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54]同上，第176页。

[55]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56]参见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57]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58]同上，第211页。

[5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4页。

[60]同上，第425页。

[61]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

[62]C.Duncan，The Centrality of Agriculture:History，Ecology and Feasible Socialism，Socialist 2000，Merlin Press，2000，p.205.

[63]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也讲过“生产性条件”，但认为他没有系统的论述，并且更多地强调劳动力供应条件，忽视了基础设施的供应条件。参见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64]威廉姆·雷斯、C.B.麦克福森:《蒙特利尔:新世界眺望1988》，第119～123页，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第11页。

[6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页。

[6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