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的突破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揭露和批判伦理生态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虚妄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表明生态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唯一出路。这对于我们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在社会制度层面上有了可供借鉴的理想性社会模式。

虽然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而提出的建构性理论，但二者有根本的区别。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谓“生态资本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绿色资本主义，它的产生缘于一些拥护资本主义制度、深信生态与工业经济之间根本不相矛盾的理论家们。他们认为，生态与工业之间不仅不冲突，而且生态保护措施能够为工业发展和贸易带来净经济增长。甚至有些很有声望的环境主义者也同样深信资本无限增长的可能性。这是与生态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

怎么解决自由市场与生态环境平衡的关系，对于生态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来说，“生态化市场力”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自由市场的典雅与美德”就是，价格机制能够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发出信号。“它告诉消费者生产某种具体产品的成本是多少，也告诉生产者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相对估价是多少。”他们也承认市场不能兼顾一切，因此自由市场要为生态危机负很大的责任，特别是其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的原则，因为自私自利驱使企业和个人将环境成本外化。但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可以利用经济手段和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好方法”^[51]。在生态资本主义者看来，伦理生态主义的道德诉求一旦与经济利益挂钩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举例来说，在德国，放弃使用汽车可能每天丧失两个小时的闲暇时间，而汽车引起的污染只降低了两千万分之一。个人享受损失与公共收益不成比例；还有驾驶汽车和不驾驶汽车在获得好处方面没有区分，因此，那些想诉诸于道德的人失去了动力。所以生态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倾向于把经济手段作为主要的手段。按照他们的逻辑思维，“人类保护环境必须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52]。

生态资本主义者认为，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一直被外化的环境成本必须被内化，即所有产品的价格应该征收因它造成的污染治理费，也就是生态税费和相关的杂费；这种由原来生产产品的雇主承担的税费转移到消费产品的消费者那里，因此税收改革的后果是双重意义上的：“一方面，自然资源、环境服务和所有的产品价格都将提高，因此，生产者就有了动力去尽量少使用它们以降低成本。个体消费者也被迫节约使用。这将带来资源的保存和有效的环境保护”；“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力将变得便宜，雇主将倾向于工人而不是机器。这将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53]但随之一些生态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就发现，这种税费改革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生态税费将导致新的“税收丛林”。与此同时，尽管会出现一些自然资源的消费下降，环境服务的需求减少，商品和服务生产的降低，但国家将无法控制这些下降的程度有多大。由此，生态资本主义者通过污染物买卖许可证限制了国家经济整体最大排污量释放，但不希望国家利用生态税费来增加收入，生态税收应该以某种形式返回到经济过程中。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当国家或企业销售或拍卖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时，对污染的收费就意味着把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视为商品。这样，一个企业就可以通过支付更高的费用来合法地污染环境。这与保护环境的初衷显然是相矛盾的。与此同时，一个企业也可以通过广告动员人们购买由他们出售的清洁的空气、纯净的水资源、未被污染的自然风光，这种通过金钱享受未受污染的自然环境只能进一步加剧贫富之间的不公平待遇，穷人无法享受本来属于他们的干净自然。看来，生态资本主义无法破解“金钱决定一切”的定律，也就无法解决贫富之间的阶级分裂带来的矛盾。

生态资本主义拥护者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实现稳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消耗大幅减少，经济稳定增长。赫尔曼·戴利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他认为，为了转向稳态经济以及为了其将来的运行，要在现有的价格机制和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上创建三个制度，第一是可转让的出生证，以稳定人口规模；第二是可转让的损耗配额以稳定人工产品的储存，并使资源的生产量保持在生态极限之内；第三是分配主义制度，包括个人收入的最高与最低限制以及个人财富的最大限制，这与市场几乎无关。^[54]国家将只颁发出生证和损耗配额，并规定收入和财富的限额，其余的留给市场解决。戴利确信市场能够保证配额得到有效的分配，并期望国家配额带来的宏观稳定性和市场带来的微观可变性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呈现稳态的模式。他也坚信资本企业无论在收缩经济中还是在稳态经济中都能继续创造利润。

但是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生态资本主义主张的低水平发展的稳态经济，对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和治理，对于未来环境实行的预防性保护措施，资金从何而来？显然，还是从经济增长那里来。如果实行稳态经济运行模式，其后果是以“削减或废除国家福利，以穷人为代价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资本主义国家还会把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保护环境吗？^[55]这值得严重怀疑。况且，一个依靠竞争建立起来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被放置于国家控制的分配主义框架内，实现经济收缩，达到稳定状态，从逻辑上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垄断，因为垄断能够避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56]。这样，资本积累的动力将不复存在，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复存在。

奥康纳也批评了绿色资本主义这种理论的虚妄性。他说：“绿色资本主义理论至少存在着两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其一，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论它如何进行‘改革’），对财富和收入进行某种平等的分配几乎肯定会损伤经济积极性，而且还会加剧来自右翼的政治动荡，进而削弱生产率和生产规模。其二，资本主义生产率和生产的扩张常常预示着对劳动的一种程度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剥削，而这本身就是以程度更高（绝不是更低）的经济不平等性为前提的。”^[57]“绿色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它无法忍受“对财富和收入进行更为平等的分配”带来的对经济积极性的损害，因为“采取一种慢或零性增长的政策会造成经济危机，而这种危机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生态破坏，——因为商家会争着去以多种方式降低成本”^[58]。奥康纳还适时地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正在通过狂热追求规模成本的降低，疯狂地开发一些新的电气产品并为其开拓市场。这两条也是全球资本目前对危机所采取的解决策略。可见，无利可图的环保做法在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

因此，建立一种“稳态的资本主义”，不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内核，这种做法对生态主义来说将是一个矛盾丛生而无法前进的二难选择。与此同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考察后，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平衡的分离，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即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可持续的生态经济或生态经济的转型无法实现的原因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逻辑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59]。因此，不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社会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