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矛盾指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即穷国和富国的矛盾。南北矛盾，归根结底是在世界经济中如何分配经济利益的问题。从世界经济形成的那一天起，矛盾的种子便被深深种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后，南北矛盾日益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矛盾。
(一)南北矛盾的由来
在世界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各资本主义大国为了积累资本、获取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采用了把世界分割为各大国的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办法瓜分了整个世界。由于各大国的目的在于发展本国的经济，对各殖民地、附属国采取的是掠夺和盘剥的政策，因此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者陷入了全面的贫困，或者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当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纷纷获得独立后，自然就出现了以前宗主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的富国方和以新独立的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穷国方。由于穷国大部分位于从地中海沿前苏联南部边界越过太平洋，穿过美国和墨西哥边界这一线以南，所以，把贫穷的一方称为南方，把富裕的一方称为北方。
南北矛盾虽然从有南方和北方就开始存在了，但是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来则是在2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从那以后，亚非拉国家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联合力量。1960年9月，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1961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964年在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70年代南方国家发动的“三大斗争”，即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保卫和提高原料价格的斗争，捍卫和提高石油价格的斗争。这“三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比如，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就是以第一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的。但是由于南方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其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并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南方的战略地位下降，进一步削弱了南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南北矛盾在冷战以后更显现出其暗色调，只能暂时作为世界经济中随时可能起大作用的背景因素。
(二)南北之间的主要矛盾
目前，虽然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但是南北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也更加严重。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金融、技术等方面占有优势，在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运行规则和国际惯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要求，它们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不论全球化给北半球带来如何有益的影响，它对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作用却微乎其微。”[11]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同发达国家一样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尽管其中有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较强的经济适应和调整能力，能够在全球化中趋利避害，降低风险，参与竞争，赢取主动，但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被动地位，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这一严峻的现实加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如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至今仍举步维艰，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愈来愈大。一边是北方发达国家财富不断积累，一边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贫困不断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12]联合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工业化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5%，但却占了整个因特网用户的88%。在南亚，只有不到1%的人可以上网，尽管它占了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超过80%的世界人口还未曾拥有电话，而纽约市拥有的电话线终端超过了整个非洲大陆的数量。[1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字也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扩大，人均收入的差距由1960年的30倍扩大到现在的74倍。占全球人口总数1/5的高收入国家却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额的68%、全球电话总数的74%。在消费水平上，前者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86倍，而后者的消费量仅占世界的1.3%。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0年4月3日发表的《我们民众》中也不无忧虑地指出:“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展的有力规则并予以有效实施，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失调。”[14]南北经济矛盾主要集中在南北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发展援助以及国际经济秩序方面。
第一，南北贸易矛盾。就南北贸易来讲，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是绝大部分贸易额增长集中在发达国家。南方市场对北方市场的依赖程度，要大于北方市场对南方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就导致南北方贸易条件的不同，南方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而更重要的不平衡还在于南北方贸易结构的反差。北方国家主要出口附加值高的工业制成品，而南方国家主要出口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二战后初期，初级产品价格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使南方国家贸易条件日益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严重影响了南北之间的贸易发展。围绕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SOC)、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各种有关国际场合，与北方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实际上，二战后发达国家实行的贸易自由化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贸易自由化，即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超过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机器设备的贸易自由化又超过工业消费品的贸易自由化。而农产品和消费工业品的出口，又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特别是一些被视为“敏感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鞋类、罐头食品、皮革制品等“工资低”、“原料低廉”、“竞争力强”的产品，日益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进口限制。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中传统的关税壁垒已退居次要地位，更多地采取非关税壁垒的政策措施。至20世纪末，发达国家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已达2000多项，其中包括进口限制、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许可证制、外汇管制、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进口押金制以及繁杂的技术、卫生检疫标准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涉及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覆盖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所有商品类别。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现在是、将来也是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的主要障碍，与发达国家产生矛盾冲突不可避免。
第二，国际资本流动的矛盾。长期以来，国际资本流动主要以直接投资方式发生在北方发达国家之间，占3/4～4/5。这说明南北方经济活动量的巨大差距。而南北之间的资本流动则表现出一种双重的不对称性:一方面，北方发达国家是资本输出国，国际资本总是首先从北方流向南方，而南方向北方的资本流动比例很小;另一方面，北方向南方的资本流动主要采取资本输出的方式，而南方向北方的资本流动主要是以偿还债务和支付利息的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负债日益扩大，最终酿成严重的债务危机。1980年，发展中国家对外负债总额达到6500亿美元，其中拉美地区的负债已经达到危机的程度。1982年8月13日当墨西哥财政部长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债务危机爆发，并很快蔓延到拉美、东欧和东南亚。所以，南方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集中在债务问题上。南北双方通过旷日持久的对话，最终迫使北方发达国家实行“债务的重新安排”和“债务部分减免”政策。20世纪90年代，南方发展中国家频频发生债务危机，使双方矛盾激化。据巴黎OECD《年度债务统计》，1990年拉美债务总额是926亿美元，到1994年则高达5340亿美元，增长4.8倍。同期，美国债权总额是247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拉美。为解决拉美的债务危机，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贝克计划”[15]和“布雷迪计划”[16]，但收效甚微。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有所降低，但是债务问题仍将是一个严重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大进大出，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更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三，有关援助问题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建立之初，已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就已经提出扩大北方对南方的援助问题，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来自北方国家对南方的发展援助，未能实际展开。这主要是因为西欧和日本等国家都忙于自己的经济恢复和重建，而美国的对外援助，主要是针对北方发达国家的。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增多，占据了联合国的多数席位，并且出现了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发言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冷战思维指导下，为了与苏联争夺发展中国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1945—1960年，发达国家作为援助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款项约有260亿美元，其中美国捐赠260亿美元，法国45亿美元，各种国际机构提供的约有29亿美元，东欧计划经济国家提供了65亿美元。亚洲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印度接受了这些援助的绝大部分，约240亿美元。1960—1970年，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的资金流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官方发展援助(ODA)占610亿美元，其他非官方资本输出为50亿美元。私人资本输出在20世纪60年代继续增长，并达到450亿美元，其中约半数为直接投资。20世纪70年代，约有500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以更加优惠的条件提供的官方援助占到1500亿美元。总的来看，1980年发展中国家对外负债达到6500亿美元。同年，在全部援助资金中，官方发展援助仅占36%，私人投资占54%。[17]
因为发展援助历来是南北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南北关系的改善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大会曾做出决议，要求经合组织成员国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其中0.15%用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发达国家也做了承诺。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包括优惠贷款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平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4%，与联合国规定的指标相差甚远。美国在2002财政年度计划用于对外援助的开支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1%，为二战后的最低记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援助问题上与发达国家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发展援助的数额上，还表现在援助条件上。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把发展援助与“人权”、“民主”和“多党制”挂钩，宣称受援国不仅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而且必须表明“在沿着建立民主的，可靠的政府方面已取得进展”。美国公开说，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是美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的前提。这种附加苛刻而不符合受援国实际情况的做法，使得援助有名无实或者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问题已引起广泛重视。2002年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上，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在承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同时，强调发展中国家改善国内环境，实行所谓“民主”、“人权”等。发展中国家对这种发展援助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批评。联合国号召高收入国家尽快达到联合国制定的0.7%的目标，多数高收入国家已经同意以此作为目标，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21世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还需“观其行”，南北双方在援助问题上的矛盾还会继续存在。
第四，关于人才流动的矛盾。从劳动力流动的一般理论来看，年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越年轻，受教育水平越高，那么这些劳动力就更加倾向于流动。从二战以来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实际情况来看，劳动力的流向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即人才的反向流动问题，而其中高技能的移民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很多统计资料证明了这种趋势，例如，从1960年到1987年共有82.5万专业人员移居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美国的高技能移民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从1962—1965年的37%逐步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该比例已经超过70%，有些年份甚至已经超过了85%。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1995年美国科学和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达1200万，其中72%的人员出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则存在着明显的人才流失现象。在菲律宾，1965—1976年，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和其他专业四类人员的年均流出人数占年均国内供给增量的比重分别高达21.1%、11%、10.4%和9.5%。中国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2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共有58万人，学成归国者25万人，回归率仅为25%。目前，根据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发达国家的非洲专业人员现在有10万人，占非洲大陆熟练劳动力的1/3。联合国称这种人才外流现象是“颠倒的技术转让”。人才流失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损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说，高度专业化人才流向报酬丰厚的发达国家，使亚洲每年损失数10亿美元。
第五，保护环境的治理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的矛盾。据估计，发展中国家治理环境每年需要6500亿美元，其中80%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解决，其余20%由发达国家提供。对此，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上做出保证，而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再三推诿，不肯多提供资金。至于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主张“以优惠的、转让式的、非商业性的条件”来进行，呼吁发达国家转让先进的环保技术，停止以环保因素为借口实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发达国家强调大部分技术归民间所有，政府无能为力;还称为了促进技术开发，保护知识产权是重要的。
归根结底，南北双方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于北方和南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引起的。北方国家已经超越用大规模资源消耗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或保存本国自然资源利用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发展，或向南方转移污染工业和倾倒有害物质，转嫁公害，却用自己的环保标准要求南方国家。正在发展经济以求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不愿为环保而抑制经济发展，认为限制开发森林用地，无疑是画地为牢。经过“里约环发”大会，南北双方在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矛盾有所缓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表现出比以往更加灵活的态度，这是形势所迫。发达国家在治理本国环境的同时也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尽管如此，今后南北双方在环保方面的矛盾和分歧，有时还会成为南北关系紧张的因素。
当然，尤其是在目前信息化时代，南北贫富分化加剧，越来越表现为“技术差距”、“信息鸿沟”、“数字鸿沟”，而此现象也成为这种贫富差距的基础和突出表现。据联合国秘书处2000年公布的资料显示，通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新经济”依然是一种“富国现象”。55个信息技术领先的国家投入信息技术产业的资金占全球信息技术投资的99%，20多个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占全球信息技术市场额的90%以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继续处在“信息贫困”之中和“数字鸿沟”的另一边，特别是49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几乎与信息经济无关，正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而且目前富国与穷国因特网用户数量的悬殊比国民收入的悬殊还要严重。全球收入最高国家的1/5人口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和因特网用户的93%，而收入最低的1%人口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因特网用户的0.2%。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努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如何看待南北矛盾
国际态势和国际的游戏规则是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制定的，因此决定南北矛盾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南北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力量的对比。
静态地看，北方在世界经济中明显地处于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体现:第一，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主体地位;第二，在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第三，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制约地位;第四，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
动态地看，南北力量将发生新的重组。过去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高于发达国家，例如1990—1995年，低收入国家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1%，而高收入国家为2.0%;1996—1997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4.9%，而高收入国家只有2.8%。发展水平的差距似乎在缩小。但是，如果考虑如下三个因素便会得出另外的结论: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相对高增长主要集中在东亚等地，而非洲等地则谈不上有多高的增长速度。因此，如果说存在缩小差距的话，那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事，而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则是在拉大差距。第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低，因此增长速度快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发达国家就有过一个增长减速的发展过程。所以，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略高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并不意味着缩小差距。第三，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GDP的增长率对发展状况的描述已经减弱。发达国家的许多发展并不被直接体现到GDP的统计之中去。据此，南方和北方的差距并没有发生总体上的缩小。在南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迅速赶上北方的同时，大多数南方国家与北方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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