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

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

一、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

史书上“1956年波匈事件”中的波兰事件是两个，即6月的波兹南骚乱和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反抗苏联的干预。

在苏联模式化之后的波兰，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松动也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而且同样是与苏联发生的变化相对应的。在经济方面，贝鲁特于1953年10月在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表示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将更多的投资用于消费品生产、建筑房屋和发展农业。受马林科夫下台的影响，波兰在经济上的调整力度十分有限，实际进展也不大。在政治方面，1954年3月，贝鲁特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只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西伦凯维兹接任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尊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克服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决议，决定重新审查大清洗时期的各种案件，包括哥穆尔卡在内的数万名蒙冤者获得释放。受这样相对宽松环境的影响，波兰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公开讨论国家经济体制问题的同时还组成了许多政治性的俱乐部。

然而，对波兰政局发展影响比较大的还是苏共二十大。除“三和”和“秘密报告”之外，苏共二十大对波兰政局还有两个最直接的影响。

第一，2月19日，苏联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芬兰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发表联合通告宣布：193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指责“敌人奸细大批渗入到波兰共产党领导队伍中”，所依据的是“尔后被揭露出来的挑衅者”提供的虚假材料，由此做出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后来披露的档案资料，1938年，“反对波兰共产党人，反对波共产党的罪行完全是在苏联的领土上进行的，史实和文献证明，波兰共产党人的大清洗，解散波兰共产党都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并根据他的坚决要求而进行的”^[40]。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和为波兰共产党平反大大激发了波兰人民的政治热情，人们希望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束缚，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立自主道路。

第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后于2月26日返回华沙，但党的第一书记贝鲁特因患感冒留在了苏联，3月12日因肺炎和心脏病在莫斯科去世。在贝鲁特生病期间，党中央政治局于3月3至4日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争论最大的问题是对哥穆尔卡的评价。有人认为：“哥穆尔卡主义企图维护三种成分的主张，反对农村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素增长，使社会主义因素倒退。因此，哥穆尔卡主义是一条不同的道路，特别是它是一条反对苏联的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由于分歧比较大，会议对哥穆尔卡问题做了一个折中的解释：“同右倾民族主义倾向作斗争的方式是不正确的，但这种倾向本身是错误的、有害的。”^[41]贝鲁特去世之后，统一工人党中央于20日召开会议，会议选举奥哈布（Edward Ochab，1906—1989年）^[42]为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他试图干预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但未能如愿。最后，他只好无奈地说：“他们愿意选谁，就选谁。”^[43]

当时在党内，奥哈布是介于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选他为第一书记实际上是各派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所以，奥哈布当上第一书记后也试图走一条中间路线。在哥穆尔卡的问题上，他一方面承认有关哥穆尔卡“从事敌对性破坏活动”是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仍然指责哥穆尔卡“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去评价波兰工人运动传统”，抵制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44]在党内外强烈要求变革的呼声中，奥哈布还是公开承认了党和政府过去犯的许多错误。4月23日，波兰议会通过了大赦法，大约有8万人获得了赦免，其中有4 500名政治犯。5月初波兰统一工人党对那些直接领导大清洗的人做了组织处理，为哥穆尔卡平反并恢复了他的党籍。然而，人民群众要求的还不止这些，还希望全面修正贝鲁特的全盘苏化政策，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奥哈布奉行的中间路线又难以做到这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政府和反对苏联的群众运动。

6月上旬，波兹南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要求政府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减少税赋。在遭到拒绝之后，工人们推举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华沙请愿。在华沙，工人代表同机械工业部长进行了谈判。工人代表要求政府考虑他们的要求，否则就要在28日举行罢工。后者拒绝了工人的要求，还威胁说工人如果上街，将会遇到坦克。代表团通过电话将谈判失败的消息通知了厂里的工人，27日乘火车赶回波兹南。得知谈判失败的消息之后，斯大林工厂的工人情绪十分激动，决定不等代表团回来就举行罢工和请愿。28日早上6点半，工厂上空响起汽笛声，所有工人都聚集在一起，到市政府去请愿。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学生也参加了进来，人数多达十万多人。游行者高呼的口号除“提高工资，降低赋税”之外，还有“打倒秘密警察”，“我们不要空头支票，我们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民族感情的口号。游行队伍到了市中心的自由广场后，又选出代表要求市政当局接见，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就在这时，广场又传出前往华沙的代表团已被警察当局逮捕的谣言，人们的情绪开始失控，原本和平的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骚乱。人们开始冲击政府、司法机关和广播电台。有人打开监狱放走犯人，烧毁秘密档案，还有人用从民兵站里抢来的枪向公安人员射击。市政府下令警卫部队向骚乱者开枪，可部分士兵拒绝这样做。无奈之下，波兰政府派国防部一位副部长率保安部队和两个装甲师到波兹南平息了骚乱。在波兹南事件中，有74人死亡，575多人受伤，658人被捕，物质损失合计350万兹罗提。^[45]

波兹南事件是波兰战后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危机，表面上是工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不满，深层次上反映的却是人民群众与执政党之间的矛盾，与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冲突。事件发生当日，一年一度的国际博览会正在波兹南举行。因此，这一事件很快就传遍世界各地，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在其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和它的后果”决议中，将此事件定性为反人民事件，并将其同所谓“美国垄断资本的颠覆”活动联系在一起。^[46]事发后一天，波通社播发的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公报说：“本月28日，敌人的代理人挑起了街头事件。导致了对一些公共建筑物发动袭击，造成了人员死亡。当局依靠有觉悟的那部分工人控制了局势，恢复了城市的平静。”^[47]不过，在后续处理时，波兰当局并没有采取高压政策，相反将机械工业部的领导人撤了职，多征的税款也退给了工人。2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作深刻的分析”，为此成立了专门委员会。

7月18至20日和23至28日，在华沙召开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会议共开了9天。会议的主要议题有评价波兹南事件，评估六年计划的成果，如何理解民主和管理方法的选择，恢复哥穆尔卡的政治生活等等。其中，前后两个议题对后来波兰政局的影响最大。关于前者，奥哈布在报告的一开头就指出：“在估计这些事件的原因时如果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挑拨者和帝国主义代表人的阴谋上的话，那就错了。必须首先寻找这一事件的社会根源，这一事件为我们全党敲响了警钟，它说明党与工人阶级的个别部分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严重龃龉。”为什么会这样？奥哈布认为：在六年计划期间，“我们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作的努力是不够的，不坚决的，同时也不是经常一贯的。这些努力也没有产生使劳动人民感到显著的轻快和本质的改善的效果。结果在广大的社会阶层中形成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党和政府没有尽其所能来减轻工人和职员的物质困难。这就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不满情绪”^[48]。在波兹南事件中，国内外的少数敌对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在讨论哥穆尔卡的问题时，会议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有条件地恢复哥穆尔卡的党籍，有人要求无条件地恢复其党籍。包括奥哈布在内的许多人都想给哥穆尔卡平反，可又害怕对哥穆尔卡的悲剧承担责任。所以，他们都希望哥穆尔卡获得平反后能保持沉默，可哥穆尔卡要求党中央承认他当时的路线是正确的。最后，这次全会只是正式恢复了哥穆尔卡的党籍，没有彻底解决哥穆尔卡问题。波兰学者扬·普塔辛斯基说：“哥穆尔卡问题已经成为全党的问题，也可以说成为大多数人民的问题。哥穆尔卡不能从‘后门’回到党内来，而让他作为领导成员之一进入领导机构，在这一时刻已经不可能了。我认为，当时大部分中央委员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漫长的困难年代哥穆尔卡曾经是党的领袖，但他掌权时期奉行的总路线已被批判，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抛弃。他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岗位，不仅意味着当前的路线要作重大调整，而且还意味着领导成员将发生根本变动。”^[49]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中，波兰党内亲苏派和改革派继续围绕着是否吸收哥穆尔卡进入领导层的问题展开了争论。8月2日，波党中央恢复了哥穆尔卡的党籍，三天之后，《人民论坛报》公布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通知，取消对哥穆尔卡等人充当间谍的指控。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压力，10月1—2日，波兰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和党内形势等问题并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在19日召开八中全会，二是委托奥哈布找哥穆尔卡谈话，邀请他出席八中全会和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奥哈布同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A．Zawadzki，1899—1964年）来到哥穆尔卡的住所。在谈话中，哥穆尔卡提出了下列要求：“（1）承认他在1948—1951年间的立场是正确的；（2）取消现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3）维护波兰的民族权益；（4）选举他信得过的党中央政治局；（5）把国防部长、波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50]从中央政治局排除出去。”^[51]奥哈布同意哥穆尔卡的这些要求，哥穆尔卡出席了10月12日、15日和17日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哥穆尔卡以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身份出席八中全会。

从10月12日起，哥穆尔卡参与政治局的工作。17日，他进入新政治局组成筹备委员会。1956年10月19日上午，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在部长会议大厦召开。波兰国内局势发生的变化引起了苏联的高度关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苏联驻波兰大使波诺马连柯（Panteleimon K．Ponomarenko，1902—1984年）就通知奥哈布：苏共认为波兰形势十分严峻，它有必要同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会谈，赫鲁晓夫将率苏共代表团到华沙。^[52]在主持全会开幕时，奥哈布首先建议把哥穆尔卡等人补选到中央委员会，然后通报说，政治局将对党的领导组成做出重大变动，将选举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由于苏共代表团已经到了华沙并要求与波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他建议把正式开会的时间推后到下午6点。据说，赫鲁晓夫因飞机延迟着陆和波兰方面对其来访的不热心而恼羞成怒，一走下飞机就对前来迎接的波兰领导人大喊大叫，把他们称为“叛徒”，声称“我们为波兰流血牺牲，而现在你们却想把它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53]到了住地贝尔维德宫（Belvedere Palace）后，当得知波兰党八中全会已经开幕和新政治局成员候选名单中没有亲苏派时，赫鲁晓夫大怒道：“这样做行不通，我们准备干预。”哥穆尔卡回应说：“我明白谈话可能会用攻击性的语调，但是如果你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就不会有公正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继续讨论。”^[54]哥穆尔卡返回中央全会会场，向与会者汇报了情况。绝大多数委员都支持哥穆尔卡，全会就重新吸收哥穆尔卡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投票表决，同时授权他与政治局其他成员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

波苏两党代表团会谈于当天在贝尔维德宫举行，一直持续到20日凌晨3点。会谈中，苏共对波兰党的指责主要有两点：第一，波兰党领导人没有向莫斯科及时、具体地通报波兰的情况，苏方是从西方国家的消息中才知道波兰所发生的一切。第二，波兰国内有严重的“反苏情绪”，如排挤罗科索夫斯基和其他苏联军事顾问。波兰党代表团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使苏联人的情绪稳定下来，再三表明波兰忠实于波苏联盟，波兰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不会危及这一同盟。与此同时，波党方面明确地表示反对苏共干涉自己的内政。哥穆尔卡说：“我们声明，对国内形势作出评价的只有我们，也只能是我们，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感觉到人们的情绪，并对此作出估计。我们认为，其他任何促使问题复杂化的解决办法，其他任何与我们的建议不同的解决办法都是有害的，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有害的。因此，我们说，对局势负责的是我们！”^[55]在这种情况下，苏共方面只好不再干预波兰党中央的人事变更。会谈公报说：“会谈是在党的友好诚挚气氛中进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代表团决定于近期内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进一步加深波苏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协作进行会谈。”^[56]早上6点45分，苏共代表团乘专机返回莫斯科。

在波苏党际关系史上，这次是少有的波兰党成功地抵制了苏共干预的事例。然而，这绝非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一是赫鲁晓夫相信了波兰人的保证，二是受制于国际共运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呈现出的复杂形势。赫鲁晓夫最终相信哥穆尔卡是唯一能掌控局势的人。由于此前在同铁托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已接受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原则，赫鲁晓夫也同意哥穆尔卡提出的内政独立、全新调整与教会关系以及暂停集体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哥穆尔卡在不改变党—国家这种本质结构的前提下对民众作了让步，在拒绝羞辱性的对苏联依附的前提下，保证留在苏联集团中。”^[57]实际上，波苏两党十月会议最终也是以相互妥协而告终。无论如何，这次会谈的结果对波兰、匈牙利等国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苏联人走后，波兰党的八中全会于11时复会。哥穆尔卡在讲话中简述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关于波兹南事件的教训，他说：“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受到的弊端，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58]。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认为：“在东欧社会主义中永远不变的是消灭人剥削人。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可能而且也的确不同。它们是由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能是不同的。它可以是苏联所产生的那种模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模式，还可以是别的不同模式”^[59]。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应该按照国际团结、相互信任、权利平等和相互支援来建立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应当本着友好精神进行相互批评和解决争端问题。“在这种关系范围内，每个国家应当有完全的独立和自主，每个民族对该独立国家内行使主权统治的权利应得到完全的和相互的尊重。”^[60]哥穆尔卡讲的这些话非常正确，也很深刻。但是，对于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国家，对于包括哥穆尔卡在内的东欧国家的政治家来说，真正做到这些是相当难的。哥穆尔卡后来的表现就充分说了这一点。

21日闭幕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选举哥穆尔卡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在这次会上，为了消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哥穆尔卡提出了一条以民主化为特征的革新路线。其主要内容是：恢复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正确地位，扩大各个领域中的民主，恢复议会及地方机构的职能，发展各种形式的工人自治和农民自治，信任知识分子，改善同教会的关系，在平等、独立原则的基础之上处理好同苏联的关系。当时，哥穆尔卡把这条路线称为“民主化道路”，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61]这次会议比较好地调整了波兰的社会发展与苏联模式的关系，也比较好地调整了波兰与苏联的关系。“由于八中全会这一历史性变化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这一段时间被波兰史学家称之为‘十月的波兰春天’。”^[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