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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以来国家体制的持存和消亡》

时间:2022-05-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以来国家体制的持存和消亡》书评 鲁托斯拉夫斯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以来国家体制的持存和消亡》这本小册子由两部分构成。为了解决这两个相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的心理学。本书同样根据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的比较,得出了结论。难道人们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确实就是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来源吗?

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以来国家体制的持存和消亡》

书评 鲁托斯拉夫斯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以来国家体制的持存和消亡》(1)

这本小册子由两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阐释和讨论了亚里士多德有关革命的理论。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将前者与柏拉图和马基雅维里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比较。

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学说有两个关键问题: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怎样来预防革命的发生?换言之,什么因素能够导致制度的毁灭?什么因素能够使制度延续下去?

为了解决这两个相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的心理学。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赘述那种精妙分析的细节,鲁托斯拉夫斯基已经进行了非常系统和清晰的概括。让我们直接切入他从他的说明中得出的结论,以及他解释和评价亚里士多德理论时所采用的方法吧。

首先,就方法来说,作者似乎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通常是从推理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的,这与通行的意见完全相反。根据这种解释,本书所引用的丰富事实只不过是些例子而已,要想在这些例子中发现科学归纳中的统合因素,是错误的做法。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政治学说只是从他的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中推演出来的推论。他断言,亚里士多德只根据从这三门学科中借来的因素,就勾画出了理想国家的蓝图。如果说作者没有局限于这些带有纯粹意识形态色彩的思辨中,如果说他细致分析了历史过程中出现过的其他类型的政治体制,如果说他所描述的是每一次都得到过彻底揭示的特殊革命,那么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聪明的政治学家不仅必须了解新的体制是如何从头开始构建的,也必须了解如何改进并利用现存的体制。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现存的体制,所以,人们不可能不考虑到现存的体制。如果出于实际的目的,人们既不可能忽略经验,也不可能通过归纳历史事实来发现纯粹的科学,即理论。人们只能通过“对所有行动动机的直接了解,通过敏感而成熟的意识”来获得理论。蒂里奥(Thuriot)已经指出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被误解的特点。鲁托斯拉夫斯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甚至更加强调了这一点,他得出结论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使用的方法纯粹是先验的。另外,他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应受责备的问题。相反,他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学问的替代品,能够满足一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本人就是这样实践的。对于如此重要的论断,我们不可能沉湎于这种纯粹带有附带性质的讨论。我们很容易相信,人们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实验精神往往会被夸大和误解。本质而言,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形而上学家,在社会科学和道德科学中也依然如此。可是,把他当成一个纯粹的先验思想家也未免有些夸大其辞,在政治学中尤为如此。当人们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如此坚定地宣称社会先于个体时,如此强烈地感觉到社会存在的现实及其自成一类的独特性质时,人们就不可能承认社会事实仅仅是转换过的心理事实,也不可能承认社会学只是心理学的推论和应用。简言之,我们所说的一切,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程序和方法过于复杂,带有过多的个人色彩,所以不可能用像归纳和推理这样简单而模糊的词语来确定。

既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基础是人类普遍精神的知识,人们就会期望他的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代。作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它不可能适于现存的社会类型。事实上,今天根本没有一种亚里士多德分析过的体制。君主立宪政体和共和政体都是与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和贵族政体截然不同的现象。然而,人们不应该由此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错误的或不适于我们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社会与当代社会的差别,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大。以往社会不过是后来社会的蓝图,后者是可以从中推断出来的。为了使它们符合把现代和古代区分开来的伟大的新现象,只要把亚里士多德所描绘的社会作为基础并加以修正,就足以勾画出新的蓝图了。这种现象就是废除奴隶制的现象。如果说奴隶制只是小型古代社会所特有的,那么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就是当代大规模社会的显著特征。如果人们充分考虑到了这个新的事实,就会理解古代社会的体制是怎样转变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

通过这个例子,人们可以发现,作者的社会学有些肤浅。按照这样的说法,自从希腊—罗马世界消亡以后,社会生活发生的所有变化只不过是废除奴隶制所带来的结果。这种解释简直是太简单了,它所采用的方法也如此。作者认为,短短几页就足以推断社会依次经历的一系列转型,并说明其中的原因。作者所援用的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也不足以为如此迅速的过程提供合理的理由。

鲁托斯拉夫斯基通过指明亚里士多德的先验倾向,很自然地像往常那样开始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政治学。特别是,在革命这个问题上,他把源自这两个作者的许多重要命题相提并论,而从这种平行对比中似乎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学生欠老师的要比学生小心承认的多得多。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确实是创建革命理论的第一人,可他却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发现了这一理论的要素和主题。

本书同样根据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的比较,得出了结论。大量的比较都试图证明,两者的政治学说有许多重合的地方。难道人们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确实就是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来源吗?不管兰克(Ranke)说过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君主论》中找不到在《政治学》中经常遇到的历史事例,不过,倘若马基雅维里在他之前就发现了这些事例,他肯定也会使用这些事例。因此,作者假定,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早在马基雅维里之前就已经在衍本中得到了阐发和解释,这位意大利哲学家能够得到的只有这样的衍本。

总之,在这本设计精致和表述清晰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值得我关注的历史阐述。但是,散布其中的社会学观点却不具有同样的价值。

【注释】

(1)Review“W.Lutoslawski,Erhaltung und Untergang der Staatsverfassungen nach Plato,Aristotleund Machiavelli(Breslau,1833)”,Revue philosophique,vol.27,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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