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的哲学

让我们以最公正的态度来看看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我们再也找不到对伦理学和政治学有这样独立和大胆的说法。马基雅维利确实在一片无人航行过的海洋上开辟了新的航线。

这确实是一套纯粹的政治哲学，其中没有玄学、神学、一神论或无神论，也没有决定论或自由意志说，伦理学本身很快地沦为政治学的一种工具。他深知政治学是创造、征服、保卫和壮大一个国家的最高艺术。他是只顾国家不顾人道的。他认为个人只是国家的一员，他关心的只是大家共为国家的命运而努力，他才不顾自我地炫耀。他希望知道为什么国家会兴衰，以及如何来延长那可能避免不了的衰亡的寿命。

他认为，一部历史的哲学和一门政治科学是可以使国家的寿命延长的，因为人性自古以来是从没有改变过。

智者说：欲知未来，必须鉴古。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历史总会重演的。这又为什么？因为历史是由人类的感情所制造出来的，这种感情不分过去和未来都是一样的，因此，相同的感情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我相信这世界永远是不变的，这世界永远有那么多的善与恶，尽管这些善与恶因时代的不同而分散在各个国家内。

在历史的法则中，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文明和国家的兴衰现象。在这里，马基雅维利用一条非常简单的公式来解决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勇气产生和平，和平走向平静，平静产生混乱，混乱招致灭亡。在混乱中又产生了秩序，从秩序中又产生勇气，从勇气中又带来光荣和兴旺。所以，智者已经观察到文学灿烂的时代是跟在军事的强大之后……所以，必先有伟大的军人而后才有伟大的哲学家。”一个国家的兴衰除了系于这些一般的因素外，领导人的行动和影响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一位野心过大的统治者，在不自量力之下，擅用无上的权力乱启战端，可能会把他的国家毁灭掉。再者，运气也是一个因素，他说：“运气可以影响我们行动的一半，至于另外一半它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勇气越大，就越不受运气的支配和摆布。

国家的历史是跟着一般的法则前进，这些法则则由人类天生的恶性来决定。人天生是贪婪的、狡诈的、好斗的、残忍的、堕落的。

谁要想建立一个国家并制定法律，他必须先假定人天生是邪恶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展示出他们邪恶的本性。假如他们这种邪恶的本性有一段时期隐藏着没有显露出来，那一定是有某些理由的。我们必须假定那是机会还没有来到，但机会不会永远不来……事实上，希望获得什么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当他们能够的时候，他们往往可以获得。因为这样，他们所受到的是赞扬，而不是责备。

因为如此，人只有依次地运用武力、欺骗和适应社会才能变好，换句话说，人才能够有秩序地生活于社会中。国家的创立是这样：借着军队和警察建立武力，制定法规，渐渐形成风俗习惯，以支持领导权，维系社会秩序。国家越进步，就越不需使用武力，灌输思想和风俗习惯就足够了，因为在一位强有力的立法者或统治者之下，人民是不易反抗的。

要使邪恶的人类习于法律和秩序之下，最好的方法是宗教。这位被他的仰慕者所呼之为好讽刺的无神论者马基雅维利，满腔热情地写出下面这段有关宗教的设立的情形：

虽然古罗马的建国者是罗慕路斯。传说他在公元前753年创立了古罗马，但是，诸神认为这位君王的法律是不够的……因此，他们感召罗马的元老院选了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继承他……努马发现人民未开化，希望用和平的方法使他们能服从，因此，他就向宗教求救，把宗教视为维系任何文明社会所必备的东西。他这个国家建立在这种基础上，所以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比这个共和国更敬畏神的；同时，这也使元老院或院中的元老议员能够很顺利地去推展他们的计划……努马便杜撰道，他曾与女神交谈过，女神曾指令他如何去说服人民……事实上，任何一位杰出的国王无不假借神旨来制法，否则他所立的法将不会为人民所接受，虽然睿智的国王知道有许多有效的法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却没有很充分的理由来说服人民去遵守，因此，精明的国王便常常借着神旨来扫除这道障碍……遵守宗教的制度，便是一个共和国强大的原因；蔑视这些制度将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不管哪个国家，假如对上帝无所畏惧，那么这个国家必遭毁灭。当然，若是人民对国王有所畏惧，或尚可用来填补宗教的欠缺，国家尚可存于一时，但是国王的生命必然是有限的……

国王或国家如想要维持下去，第一要务就是要虔诚地奉行宗教……所以，最值得人们赞颂的应是有关宗教的作者和创教人，其次才是共和国或王国的创立人，其次是那些统率军队、保卫国家的将军，再其次是那些文学家……然而，这些人却注定要招来恶名和举世的辱骂，因为他们破坏宗教，推翻共和国和王国，他们是美德或文学的敌人。

马基雅维利对于宗教大体是接受的，但他却痛诋基督教，指责它没有教诲人民。他认为基督教过分地重视天堂，而用女性的美德来削弱男人：

基督教使我们不重视这个世界，只教我们更加的谦卑。古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很喜欢这个世界……他们的宗教用世俗的荣耀赐福给军队的首领们和国家的创立人；然而，我的宗教却是把荣耀赐给温柔和沉思的人，而不是给那些行动的人。我们的宗教极力地赞扬卑谦和虚弱的精神，蔑视世俗；然而，古代的宗教却赞扬心灵的伟大、力气和使人勇敢的那些行为……所以，我们的世界已经沦为邪恶人的战利品，他们已经发现人类为了要上天堂，早已准备要屈服于各种的打击，而不准备加以还击……

假如基督教教义能够根据它的创立人耶稣的原义保留下来，那么那些基督教的国家将会远比它们现在更团结、更繁荣。而基督教之衰落最好的明证是：最接近于基督教的中心罗马教会的人，却是最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任何人只要一查这个宗教创立之时的教义，再看看当今的人做到了多少，都会断言这个宗教距离覆灭已经不远了……要不是圣芳济和圣多米尼克两氏把原来的教义复兴起来，可能基督教已经被它腐化而早已招来毁灭的命运了……所以宗教或国家要长存，就必须不时地把它们带回到当初立教或立国的精神轨道上。

我们不知道这些主张是不是在宗教改革的风声传到意大利以前，就已经提了出来。

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的反抗，与下面这些人的反对大不相同：伏尔泰、狄德罗（Diderot）、潘恩（Thomas Paine）、达尔文、斯宾塞（Spencer）和勒南。这些人反对基督教中的神学论，但赞扬基督教的道德律。他们对基督教的这种态度，一直继续到尼采，同时，也缓和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利认为教条之不可信是当然的事，不足为忧，但是他却欣然接受神学论，他认为迷信是维持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他对基督教最反对的是它的伦理观，它的视温驯、卑谦和盲从为美德，它的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以及它所认为的国家及人民是靠着一部道德律来维系的说法。他比较喜欢罗马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是建立在以人民或国家的安全为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基础上。“在以国家的利益为最大的前提下，我们绝不去考虑正义不正义，仁慈或残酷，褒扬或耻辱等，我们所要的只是采取那个能够救国家、争自由的手段。”一般而言，道德是一种行为的准绳，它用来使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守秩序，团结和强大。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假如把自己也囿于用来谆谆教诲人民的那部道德律之内，那么这个政府必然无法履行它保卫国家的责任。因此，一个外交官是不受他的人民所遵守的道德律的约束的。“当他的行为违反道德律时，其行为的结果必定会宽恕他的”，其目标结果将会证明他的手段是正当的。“凡是善良的人绝不会去责骂那个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人，不管他的这一爱国行为是怎样表现出来的。”为了保卫他的国家，即使他所使用的是欺诈、残忍和罪恶的手段，这种欺诈也是一种“光荣的欺诈”，这种罪恶也是一种“光荣的罪恶”。所以罗慕路斯为了建立罗马而杀害他的弟弟是正当的，这个刚建立的政府需要的是统一，否则就要四分五裂。世界上没有一条大家都同意的“天然法则”，也没有大家一致认为的“对”。就治国一事来说，政治必须要完全地超于道德之外。假如我们把这些正义或不义、仁慈或残酷等的考虑应用于战争的伦理观上，马基雅维利确信基督教所倡的和平主义实是可笑、反常。战争，实际上是违反了摩西的《十诫》：在战争中，许多人发假誓、撒谎、偷窃、杀人与女人通奸，然而，战争如果是为了保全或巩固社会，那么战争是好的。当一个国家停止扩张时，它就开始衰微了；当国家失去了战争意志时，它就要灭亡了。长期的和平会使国家衰弱和瓦解，偶尔进行一次战争，可以使国家重新振奋，恢复纪律、活力和团结。共和时代的罗马人随时保持备战的状态，当他们看到将与另一个国家有纠纷时，他们并不避免战争，而是主动地派兵攻击他们的敌人，决不等待敌人把战争带到意大利。对一个罗马人来讲，谦卑、温和、安详不是美德，他们喜欢男人雄壮、威武、刚强、充满智慧、精力和勇气。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美德。

马基雅维利从一个政治家可以不受一般道德限制这个观点，进而提出了解决他那时代基本问题的主张：意大利要达成统一和强大，才能确保集体的自由。他看到意大利的分裂、混乱、腐败和衰弱感到痛心疾首。在彼特拉克时代，我们很难在意大利找到这种人——一个爱他的城市，更爱他的国家的人。意大利陷于四分五裂，以致无法抵抗外国人的侵入，谁应负责任呢？

一个国家绝不可能统一和幸福，除非它像法国或西班牙一样，只服从一个政府的统治——不管这个政府是共和政府或是君主政府。而意大利不能统一的唯一原因就是由于罗马教会的存在。她拥有世俗的权力，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或勇气来征服其他的地方，使她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唯一主权者。[1]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新想法：马基雅维利所以谴责罗马教会不是由于她保卫她的世俗权力，而是由于她没有尽一切力量使意大利统一于她的政治权力之下。所以马基雅维利赞美恺撒·博尔贾在伊摩拉和圣尼加利亚的行为，因为他认为他从这位无情的青年的作为上看出了意大利统一的轮廓和远景，他准备替博尔贾家族为完成这一个历史性的任务所使用的任何手段加以辩护。当他于1503年在罗马对恺撒·博尔贾转而采取敌对态度时，也许是由于他愤怒地看到他这个偶像竟怯懦地饮下一杯毒药（马基雅维利这么想）而摧毁了他的梦想。

意大利两个世纪以来的分崩离析使其国力贫弱、社会凋敝，现在只有使用猛烈的手段（马基雅维利这样主张）才能挽救。不论政府或人民都是腐化的。军人贪恋女色，失掉了战斗的热情和技能。各地的人民把防卫城市和土地的责任交给外人——有的交给异族人，有的交给佣兵——就如罗马帝国的末期一样。但是这些佣兵部队或他们的统帅哪一个关切意大利的统一呢？意大利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他们才可能生存和发展。这些佣兵互相约定，使战争就如同儿戏一样，和玩政治一样安全。他们不愿意在战争中被杀，当他们与外国军队遭遇时，他们拔腿就跑，而使“意大利陷入奴役和屈辱”。

那么，谁才能使意大利统一？如何才能达成统一？不是用民主说服的方式。每个人和每个城市太个人主义了，太有派系观念了，太腐化了，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统一，必须利用政治的策略和战争的手段强制地加在他们身上。只有一位残忍的独裁者才能达成这个任务；一位不受良心牵制、能利用强硬手腕、为了达成伟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否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我们不得而知。就在这本书开始写的那一年（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道：“统一意大利的想法是可笑的。即使是各国的统治者同意，我们除了那些稍可利用的西班牙人以外也没有军队。此外，人民也不会赞同他们统治者的想法。”但是就在1513那一年，年轻、富有而聪明的利奥十世当了教皇，佛罗伦萨和罗马教廷长久以来处于敌对的状态，现在也由于两地都是美第奇家族当政而联合了。当马基雅维利把这本书转献给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时，那个公国也由美第奇家族统治了。这位新公爵在1516年时年仅24岁，他显示出一种雄心和勇气。马基雅维利也许寄望这位年轻有干劲的人能在利奥十世的指导和外交（以及马基雅维利的教导）下可以完成博尔贾在亚历山大六世指导下已开始的工作——领导至少那不勒斯以北的意大利诸国，高傲的威尼斯则摒除在外，组成一个坚强的联邦来抵抗外国的侵略。很明显，这也是利奥的希望。马基雅维利把《君主论》献给美第奇家族，虽然最初的目的也许是想借此博得美氏家族的重用，但未尝不是真心认为这个家族也许是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

《君主论》这本书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其纲要和写作方法都是仿照许多中古讨论君王治术的著作，但是它的内容却是革命性的改变。在这本书里没有理想主义的要统治的君王做一个圣人，或者要他们根据基督的《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来解决统治的问题。相反的，马基雅维利写道：

我的本意在写出一些对了解它的人有用的东西来，我认为我们应只问实际上应当如何，而不问理想上应当如何。许多人生动地描述理想的共和国或君王应如何如何，实际上这些根本不存在，因为我们实际生活如何与理想生活应当如何相去如天壤。一个人如不顾实际地去追求理想，则是放弃其生存，更易于招致毁灭。一个人在满布荆棘的恶劣环境中还空谈理想，追求完美至善，只有加速败亡。因此一位君王为了保全自己应懂得如何为非作歹，并根据需要而决定是否为非作歹。

因此，一位统治的君王必须把道德和统治术、个人良心和公共利益严加区别，必须随时准备为了国家的缘故做出在个人关系中认为不道德的事情。他必须避免养痈遗患，对于不能争取过来的敌人必须诛尽，对于觊觎王位者必须加以杀戮。他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一个政治家说的话比不上枪炮有力。他必须使他的军队经常保持在健康良好、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状态中；他必须借经常狩猎忍受艰难和危险来锻炼自己可以上战场作战。同时他必须精研外交术，因为有时候狡诈和欺骗比武力更能达到目的，而所花的代价却较少。条约如果变为有害于国家就可以不再遵守了。“一位聪明的国君不能、也不应遵守诚信原则，如果这种遵守对他不利，而且遵守的理由也不复存在的话。”

公众的某种程度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假如统治者必须在威而不慈或慈而不威之中加以选择的话，他必须舍慈就威。在另一方面，“群众更容易受仁慈与和蔼而非傲慢与残忍所统治……所以提图斯（Titus）、涅尔瓦（Nerva）、图拉真、哈德良、安托尼努斯·勒留斯和马可·奥勒留等，这些古罗马皇帝不需要禁卫军或军队来保护他们，因为他们自身的善行，人民的爱戴和元老院的拥护已足够保护他们了”。要获得人民的支持，统治的君王要奖励艺术、学术研究，供给人民休闲活动和娱乐，并尊重行会，然而总要时时保持他崇高地位的尊严。他不应给予人民自由，但是要让他们感觉享有很大自由的样子。臣服的城市，像佛罗伦萨的比萨和阿雷佐，在开始时就要强硬甚至残酷地对付它们，然后当它们表示服从时，可以使用较温和的手段来使它们养成习惯性的屈服。不分青红皂白而长期的残酷会激起人民的反抗，反而害了自己。

统治者应推崇宗教，并且不管他个人的信仰如何，外貌上应装出虔信宗教的样子。一个统治的君王外貌上看起来有道德，要比实际上有道德来得更重要和更有利。

虽然一位统治的君王不需具有各种美德，但是他貌似具有各种美德却非常有用，一位君王应貌似仁慈、忠诚、人道、信宗教和守信义。实际上具有这些美德固然好，但是他的脑筋要灵活，必要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相反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务须谨慎，不要说出与上述五种美德不相符的话来，在人民耳目所及之前，外表上要故示仁慈、信义、人道、公正及对宗教的虔诚……一个成功的君王必须善于掩饰，成功地做一个奸猾的骗子。人民一般而言是庸俗的、肤浅的，眼光短视、容易受欺骗……多数人却只能看到表面，只有少数人才能洞察真相；而少数人却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

马基雅维利举例说明他的理论。他认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所以成功完全是由于他善于说谎。他赞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总是为他的军事行动找一个宗教上的借口。他赞美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取得米兰政权所使用的手段——尚武的勇气、战略的技巧以及外交权谋的运用。他更提出恺撒·博尔贾为至高至善的典型：

想起博尔贾公爵的所有行动，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我认为他是所有参与政治的人所应仿效的对象。他被认为残忍，然而他的残忍调和了所有罗马涅人，统一了它，使它恢复和平与忠诚……他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不可能采取其他的手段，而只有亚历山大的早逝和他自己的疾病缠身，才使他壮志未酬。为了确保他在新公国中的地位，他觉得必须争取朋友，必须以武力或诈欺击败敌人，必须使人民既畏他又爱他，必须使士兵服从他、敬爱他，必须铲除那些可能危害他的人，必须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必须既严厉又仁慈，既宽大又开明，必须铲除不忠的士兵，补充新的士兵，必须和各国君王维持友谊以便获得他们的热心支助和不轻易侵犯他。我们不能找出一个比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的例子。

马基雅维利赞美博尔贾，因为他觉得如果不是他以及他父亲亚历山大六世同时多病的话，以他采用的手段和个性很可能进一步统一意大利。现在，他完成了《君主论》这本书，向年轻的洛伦佐公爵呼吁，并通过他向利奥和美第奇家族呼吁，希望他们能完成意大利的统一。他描述他的同胞“比希伯来人更受奴役，比波斯人更受压迫，比雅典人更受分化。没有领袖，没有秩序，被外国势力所打击、掠夺、蹂躏、分割、欺凌”，“意大利，好像是一位垂危的人，等待一位救主来治疗她的创伤……她祈求出现一位救主来使她从异族的欺凌蹂躏中解救出来”。情势是危急的，但是时机却已成熟，“意大利准备并愿意追随举起统一运动大旗的人”。还有谁比美第奇家族，这个意大利最有名而现在又领导罗马教会的家族，为更适当的人选呢？

意大利人民对她的救主将何等地热烈拥戴、坚决信仰，何等地竭力效忠和感激涕零，对于外族又是何等地渴望报复，此实非我言辞所能表达于万一。我辈意大利人民对于异族的侵凌深恶痛绝，只盼你们这个杰出的家族能负起此一重任，使我们的祖国在你们的旗帜下得以完成统一的伟业，实现彼特拉克所说的话：“人们拿起武器驱走那些疯狂的敌人，并不需要经过多久的战斗，因为古代意大利人的英勇还没有消失呢。”

[1]圭恰尔迪尼关于这段话写了一个重要评论：“诚然，罗马教会的存在阻碍了意大利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这究竟是好是坏不得而知。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也许可以光耀意大利的名字，并且对于大城市来讲也是最有利的事情，但对于其他小城市来讲，这也许是表示她们存在的终结。诚然，意大利的分裂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灾难，但是我们也应记得外族的入侵早在意大利统一时的罗马帝国时代就开始了。而意大利的分裂产生了许多自由的城市，所以我认为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将会招来更多的痛苦，而非更大的幸福……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总是希望自由，因此绝不可能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