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的权力理论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被西方学者尊为“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其父当过律师。马基雅维利青少年时家境虽清贫，但本人勤奋好学，熟悉古籍，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对古典政治学的著作有一定研究。自1498年起，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中担任国务秘书要职，分管外交和军事工作。在任期间，马基雅维利多次出使外国，先后到过法国、德国和瑞士以及教皇宫廷，还亲自指导和参加了佛罗伦萨民兵的组建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1512年，美第奇家族专制统治复辟，马基雅维利曾一度被捕入狱，后来避居乡间，埋头著书立说。共和国恢复后，马基雅维利希望能够重返政坛未果，忧郁而死。

马基雅维利一生著作很多，涉及历史、军事、文学艺术、政治各个方面。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过马基雅维利的贡献，认为“马基雅维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的主题是尖锐的，它集中反映在所有政治行动的核心问题上，“权力和良心之间，力量和美德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他拒绝接受常规的答复并坚持认为总能找到答案”^[4]。在政治思想方面，马其雅维利的代表作是在1513年写成的《君主论》和《论提图·李维的前十卷》这两本看起来自相矛盾的重要著作。除此而外，马基雅维利还写作了《论战争的艺术》（1520年）、《佛罗伦萨史》（1525年）等作品。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该书以佛罗伦萨历史上的“政治实验和激烈改革”为经验，结合了作者本人多年从政的阅历，试图以铁腕的君主专制为意大利的统一找到一条出路。在该书中，摆脱了道德和神学规范的束缚，马基雅维利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权力为中心来探讨国家的强弱与政治统治之道，将法律和军队视为治国策，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居于重要地位。

（一）权力政治观

在古代希腊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的研究同伦理学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城邦的善”和“个人的善”分开，从而为西方政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在亚里士多德及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总是同道德、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成为自然政治观的一个基本特征。马基雅维利明确地将政治与道德分开，从权力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布丹和英国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等人，从而为权力政治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主张国家的本质是权力，政治就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斗争，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是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核心。在一个国家内部，权力体现为让人畏惧的实力或暴力；在国与国之间，权力意味着独立，不受外来侵略势力与暴政的干涉。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全面地打破了古代的伦理政治观或是自然政治观。马基雅维利主张从人的角度、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研究政治问题，为权力政治观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他还着眼于政治现实，主张将权力视为国家与政治的本质，并从权力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政治和国家的问题，而且还对国家的地位、宗教的影响等主题发表了重要的论述，并从权力的角度出发深入地研究和总结了君主统治的方略，全面地架构了权力政治观的体系。

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现实政治问题是马基雅维利对西方政治思想最突出的贡献，成为其权力政治观的基础。从人的角度出发，马其雅维利打破了古代社会所谓“人性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等一系列人性假设，主张“人性恶”，从而为权力政治观确立了人性的基础。马基雅维利认为，有个不变的人性，这就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他自信地指出：“把当前的事和古代的事一起斟酌，不难发现，在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民族都有相同的欲望和性情，一向都是如此。因此，只要勤于检讨过去的事，任谁都不难在共和里预见未来，进而采取古人所用的对策……”^[5]马基雅维利还为近代政治学理论找到了“人性恶”这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将人性恶作为立法者立法的出发点。他指出：“任谁规划一个共和并制定其法律都有必要预先规定所有的人都坏，一有自由的机会就非要发泄精神上的恶意。”^[6]

马基雅维利注重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寻找政治统治的规律，其历史主义的方法和现实主义的出发点对后来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其权力政治观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来看，马基雅维利主张从现实出发，摆脱书本的说教，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梳理，从而为权力政治观提供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对实践经验的注重使得马基雅维利注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注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总是从古代罗马和希腊的历史经验入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文艺复兴的基本方法。他还专门写作了《佛罗伦萨史》，并对李维的罗马史进行注疏。

在权力政治观的指导下，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

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至上论。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来看，马基雅维利认为，自由首先意味着独立，不受外来侵略势力的干涉。他提出，一个自由的民族应该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屈从于专制政权的统治。因此，马基雅维利主张建立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制止封建割据和内讧，抵御外侮和驱逐外国侵略者。在马基雅维利眼里，衡量统治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扩大和保持国力的政治手段是否成功”^[7]。马基雅维利的策略后来被费南多·波提若总结为“国家的理性”，成为欧洲民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理由为统治进行辩护的一个注脚。^[8]马基雅维利不但标志了一场政治道德上的“马基雅维利革命”，同时，在另一场以“国家理性”为名的“革命”中，马基雅维利再次成为“正确的、并且是恰当的起点”。

马基雅维利反对教皇和教会对世俗政权的干预。马基雅维利抨击了基督教，认为它已经堕落了。马基雅维利以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与保持为目标，主张抛弃道德的教条，直接冒犯了基督教世界的道德规范，“令基督徒震惊”。马基雅维利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罗马教皇。他认为，正是教会持续使意大利地区分崩离析，法国和西班牙都以单一的共和国或君主国实现了统一，但意大利却看不到同样的情况。马基雅维利认为：“教会的势力不够大，没有能力掌握意大利，却又不让别人掌握它，因此意大利一直没办法归于一个领袖而属于许多君主和领主……”^[9]著名思想史家麦克里兰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不属于基督教系统，在某些层次上甚至可能是反基督教的”^[10]。

马基雅维利对后来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政治世俗化的进程、民族国家的崛起这一系列新的社会运动造就了第一代“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成为他们当中较早的代表之一；不但如此，从权力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国家问题成为近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其后的康帕内拉、布丹、霍布斯等思想家几乎均受其影响。由马基雅维利首先表达和使用的“国家”“独立”“国家理性”等一系列概念构成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意味从13世纪到17世纪的政治语言得以形成。^[11]

（二）共和：权力的配置

与亚里士多德相似，马基雅维利将政体分为六种，三种好的政体，即君主制、贵族制和平民制。但这三种好的政体的存在却十分短暂，它们开始向三种坏的政体转换，即君主制转为专制，贵族制向少数政体转换，平民制则转为放肆。

马基雅维利亦有一种政体循环论的认识。首先，政体的循环体现在好的政体向坏的政体转变，这种趋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们选取了这些政体中的一个，那就无法避免它滑向相反的一端。先是君主制由于继承者的腐化而向专制转化，一部分人领导群众自行武起来反对君主，成为解放者。然而当权力从这些人手中传到他们的儿子手中时，后者又开始堕落，很快就会走上先前君主制的老路。于是又有人崛起，在群众的帮助下剪除他们，建立起平民政体。这平民政体维持了一阵子，但时间不长，随即沦于放肆，重新回到君主制。从那里，经历一程又一程，如此循环不止。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人们设计了混合政体。这一政体“选择兼有众家之长的一种，断定它比较牢靠也比较稳固，因为一个城市同时具备君主公国、贵族与平民政府，彼此互相制衡”^[12]。马基雅维利认为，罗马就是种混合体制，平民和元老院的分裂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和强大。马基雅维利在考察、判断各种政体的相对优劣时，十分赞赏罗马的共和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们也不用担心统治者营私舞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共和制度最符合平等、自由的要求，能够极大地增进公共福利，保证公民财富的安全和增长。共和制还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的情况，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威力，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等等。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民总是比国王更聪明、更恒定，更有理性，错误意见更少，更适宜照顾公共利益；而贵族则是共和国与自由势不两立的敌人，公众的自由保持在平民手中要比在贵族手里更安全。然而当贵族处于人民的权力之下时，他们即使有权力的欲望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一个治理良好的世界就是各种力量和平共处、各得其所的世界。他指出：“在明君统治的时期，他会看到有保障的君主处在有保障的公民之中，那是个处处和平而且处处公道的世界；他会看到元老院有职权，司法行政官有其荣誉，富裕的公民享受其财富，高尚与德性受到推崇……”^[13]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制的赞许当中已经包含了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基本内容，罗素甚至认为，《论提图·李维的前十卷》一书几乎是出自孟德斯鸠的手笔，书中的大部分都能让18世纪的自由派读了点首赞许。^[14]

在对李维《罗马史》进行注疏的基础上，马基雅维利写作了《论提图·李维的前十卷》一书，通过对古代罗马历史的回顾，马基雅维利考察了古代罗马的政治制度及统治方式。在该书中，他却盛赞罗马的共和制度，视其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就在同年，马基雅维利完成了另一本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著作《君主论》。在该书中，他转而称赞君主制，主张意大利采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狄克推多制”的政体，建立君主专制制度，从而能够完成意大利的统一大业。马基雅维利一再激励当时的君主们认清时代的特征，维护自己的国家，完成意大利统一的伟业，去夺取最高的名誉、光荣和声望。他还就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君主国的种类、君主维持与夺取权力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具体方略等问题，提出过许多详细、精到的见解。

马基雅维利之所以主张君主制实际上也出于共和理想的考虑。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共和政体必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实行。要建立秩序的唯一方法是建立君主专制的政府，凭借君主之手，依靠充分而绝对的权力，遏制权贵的极大野心和腐化堕落。因此，马基雅维利指出：“在腐败的城市维系或创新共和体制有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在那儿维系或创造一个共和体制，那把它转向国王政体比转向平民政体更必要，俾使由于傲慢而不可能被法律纠正的人可望因主君的权力而有节制。”^[15]

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实行君主制只是挽救意大利的权宜之计，因为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的暴力只是政治的药剂，只能治疗病态的国家，而不可视为经常的最好的政体。马基雅维利同意维持君主制，但是时机到来的时候，还是应该恢复共和国，将统治权移交给公民会议。如果君主不想交出他的权力，人们就应该使用暴力迫使他交出权力。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拥护君主制度，实际上是要借助王权的形式，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建立近代的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16]

（三）权力的使用

马基雅维利将权力作为统治的基础，顺理成章地会将政治统治的方法即“权谋术”，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同时却也遭到万人唾骂的名著《君主论》就是以君主的统治方法为全书内容的。在人们将马基雅维利誉为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的同时，亦有人攻击他是“罪恶的导师”，也正是因此而来。

马基雅维利以惊人的坦诚和多年的政治阅历对政治统治的方法作了前无古人的深入研究。马基雅维利获此恶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对政治权谋术的研究，写下那本被人称为“政治厚黑学”的《君主论》。尽管洛伦佐家族并没有对马基雅维利垂青，但是当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在法国推行暴戾诡诈的统治时，人们转而指责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君主统治之道，被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这被人视同政治上的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同义词。之后，背信弃义、虚假伪善、崇尚暴力、不择手段等就成了一些政客玩弄政治的典型手法。查理五世、黎塞留、拿破仑，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分子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作为实行独裁统治的理论根据。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同后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严格加以区分开来，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统治方法中还有着一些重要的值得借鉴的东西。

马基雅维利认为，为了夺取和维持政治统治，有两种方法：一是法律，另一种凭暴力；第一种是人的方法，第二种是兽的方法。单凭法律，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凭暴力，即“兽的方法”，即效法狐狸和狮子。马基雅维利指出：“人必然是能识别陷阱的狐狸，又是能威慑豺狼的狮子。”^[17]

马基雅维利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君主应该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实行法治。^[18]人性是恶的，法律会使人向善。人民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才会变得坚定而文雅，贵族在法律的约束下才会变得遵守秩序，而君主则可以在法律之外获得自己的利益。然而法律却离不开权力，因而马基雅维利更强调实力的作用。当法律无能为力的时候，武力会使法律重新起作用。

拥有一支优良的军队，就会使君主得到狮子般的勇敢。马基雅维利特别强调君主要重视战争的艺术，将一切注意力和心思用在这方面。只要君主手中的军队装备精良，国家又有良好的同盟，就能对付任何危险。总之，战争成败将决定君主全部事业的成败。为了加强军队的建设，马基雅维利主张改革雇佣军的制度，转而由国家训练一支自由市民组成的义务军队，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忠于国家。

马基雅维利认为，要想做一只狐狸，君主应该学会装模作样，玩弄诡计。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君主行为完美正直、言而有信，那么这种君主是值得称颂的。但是经验表明，所有干大事、成大业的君主，对信义都非常轻视，如果遵守诺言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时，君主就应随时抛弃自己的诺言。君主也“不应该表露心迹，但应该不择手段实现欲望。既然你的胃口在武器得手之后就能得到满足，要求对方交出武器就够了，没必要说‘我要用来杀死你’”^[19]。

马基雅维利十分重视在统治的过程中争取民心。他认为，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应该懂得争取民心，即使是得罪了贵族也在所不借。他指出：“与人民集体为友而与权贵之士为敌的专制者比较有保障，因为比起敌视人民而友善贵族的那些人，他们的暴力有更大的势力在撑腰。”^[20]马基雅维利忠告道，“切莫逼百姓走上绝路”，“有必要避免冒犯别人，不然就一口气冒犯到底，然后保障他们，让他们有理由心平气和”。^[21]但是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君主不能指望人民爱他，而应当使人们对他感到恐惧；为了使人民效忠，一个君主不应顾虑对自己残暴的谴责。他还提醒君主，做那些不得人心的事情，最好假手于人，而将示恩分惠的事情，自己来做；在施加暴行的时候应该一次性地完成，而给人恩惠却应该一点一点地来。

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的行为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他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基雅维利甚至认为，如果君主真的具备美德并永远遵行的话，可能会对君主来说十分有害。但是即使没有美德，君主也应该装作像有美德的样子。

在对外关系上，马基雅维利表现出了一个外交家的策略。他认为，一个君主有两件事情是最值得害怕的：一是国内人民的反叛，二是强大国家的入侵。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当经常做弱小邻邦的保护者，但不要增加他们的力量。应当抑制大的邻国，而且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容忍一个强大的外国得势。一个君主要巩固自己的权势，就应当专心致力于战争而不应当想其他的问题，否则他便会失去他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