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精神资源整合与文明重建
30多年来的国际社会里，已经没有人否认中国的崛起，但中国时至今日的崛起似乎主要还只具有物质财富、技术层面、硬件的性质，如GDP的世界占有量、国民生活水平指数的迅速提高、中国产品的世界覆盖率、华人人口的全球流动。至于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则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奏效，中国人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对于现行的国际体系而言，任何一支非西方力量的崛起无疑都是一个例外。中国的崛起让西方感到惊讶，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几乎无异于一种冒犯。所以，21世纪的中国必须解决国家力量迅速发展之后所随之而来的文明问题，换言之，中国要想发展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必须在两大方向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超越：一是中国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更高、更具有优越性的文明，二是中国所主张的全球体系能够被普遍接受。无疑，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决定着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而第一个问题又绝不只是简单的“中华文明的复兴”所能够了结的。
2008年7月13日，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塞巴斯蒂安·海尔曼在《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上指出：“中国人脱离了西方的模式，他们致力于一种与传统、现代和民族主义元素有关的新领导模式。某些思想先驱完全公开地说，现在我们在建立一个自己的制度，我们不要个人主义、多元论和西方的自由概念；相反，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关心我们的国家，它通过定期磋商的方式而不是选举的方式与公民的意愿相连。”(19)
的确，中国不应该只满足于物质财富在30多年的直线增长，而应该像它在历史中曾经起到过的作用一样，积极倡导并创造出一种新型文明体系。具体到精神资源层面，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与重建，今天的我们则必须面对与处理的主要是三大道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现代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
现代化是一种发源于西方的生产与生活运动，中国人无疑也在追求现代化。传统的历史与文化积淀，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丢却和放弃的精神家园。而社会主义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方法、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国家体系，通过60多年的意识形态作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理想追求。积极整合现代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道统应该是重建中华文明的重要切入点。而这三大道统又可以有机糅进中国人学习现代化、推行现代化的实际过程中，特别值得研究的是我们由传统进入现代的方法路径。改革开放的文明成果，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起点。换言之，正因为30多年的充分发展与积累，使得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反思我们自身文明的缺失，探讨中华文明复兴与重建的现实路径。(20)
中国肯定是需要现代化的，甚至只有现代化才是中国强盛的唯一出路。实现现代化是近世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光辉梦想，走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人在历史与现实双重层面上所作出的理智选择。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至最近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几乎近代史以来的每一段进程都打上了中国人追寻现代化的沉重脚印。战争不能使中国完成现代化，同样，革命也不是通向现代化的直接路径。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挫败之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真正把中国社会领上了现代化的征途。
西方人的现代化得益于西方现代科学的推动，中国人要实现现代化就不能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西方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又是在西方哲学理性精神的支持下进行的。中国人要接受直至发展现代科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精神准备。西方哲学的那种清晰的理性精神一直为中国人所阙如。晚清至五四时代，内忧外患下的中国人议论救亡图存，一开始以为只要把洋人的坚船利炮“拿来”即可；后来却发现，与洋人的坚船利炮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还应该有洋人的政法度制；不止于此，再后来又发现，还应该包括洋人的思想观念。今天的中国人要全面地吸收、利用甚至接着西方现代科学所开创的道路发展下去，恐怕也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其实，科学不仅仅是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器物，它毋宁是一整套的系统工程。同样，引进科学，并不是说“拿来”、马上就能够“拿来”的。
中国人在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也没法丢。儒家传统资源中，内圣与外王，既是儒家人格的终极理想，又是儒学实践的核心内容；既是儒学的本体论，又是儒学的方法论。儒学史上，圣、王的分途大约始自孔子以后，颜回、子思、孟子似乎可以归为内圣一路，而子张、荀子、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则明显有外王的趋向。内圣之学所关注的是道德实践主体的主观自觉，以为一切都依赖于源自本我的“不忍人之心”；而外王的兴趣则在于从客观制度层面来实现对道德实践主体的限制，只有社会、政制、教化的礼法规范才能够切实保证道德原则的最终落实。中国的传统精神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两个不相等同的系统，中国的传统精神是道德性的，建基于人的价值领域，强调的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意义。而现代科学则是物性的，发生在对象世界里，以客观存在为基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真理。让道德理性去开发、延伸出纯粹知性，在根本上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即使开发、延伸获得了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客观、公正、绝对性的真理知识。看来，内圣之学与现代科学的距离似乎更为遥远。《庄子·天下》曾说：“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然而在今天看来，即使内圣、外王之道既“明”且“发”，也无法创造出科学昌明的局面，甚至连与现代科学衔接都不能够。
如果说传统儒家对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还具有潜在的价值支撑作用，但在思维准备与方法论自觉的意义上，从传统哲学资源过渡到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对于中国人来说明显存在着一个断裂层。社会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最终可能会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留下点什么印迹？中国的学者们常常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一致性去理解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中国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而往往忽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其实，正是两者之间的异质性，才能够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文化心理固有缺陷的纠正与弥合。中国人如果要以自觉、积极、有为的而不是盲目、被动甚至无可奈何的态度去接受西方的现代科学，其方法论基础应当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哲学资源的局限，极大地凸显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巨大价值。
马克思主义源自西方，属于现代哲学的行列，从发生的人文背景、地理区域、历史时段等方面说，与现代科学之间都有着本质的一致性和可沟通性。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径直把现代科学的发展作为自己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马克思说过：“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21)。现代科学被理解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传统中国学术几乎从没有正眼瞧过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根本不将其列入研究对象，而是常常斥之为“奇技淫巧”。但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22)，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传统中国学术的基础是人生生活经验，当然也与社会相关联，但多只涉及社会的政治、伦理层面。传统中国学术有贵族化的倾向，它并不经意于社会生产。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只在情感上同情低层民众，而并没有对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的理论探索，所以，中国古代就不可能有专业化的经济学、社会学。同样，科学与技术只能总处在下里巴人的地位。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现代科学当做自己理论基础的自觉态度形成了鲜明比照。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如果从中国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还给我们送来了先进的方法论基础。既然现代化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切的现代方法论基础，而内圣外王的固有文化传统又不能提供这一基础，那么，我们就只有开拓视野，到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范围中去搜寻。今天，随着政治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被大规模地输入中国。
当代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这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23)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正以不同的方式、多维度地渗入我们的灵魂，它已经进入全部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并且，还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体现于我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之中，甚至也已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能否在方法论的角度上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被动接受转变成为自觉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科学发展进程的缓急以及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所以，在现阶段，社会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值得大张旗鼓地宣传与普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最大思想成果就是中国人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未来中国的发展无疑也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已不可能仅仅照搬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范型，中国的社会主义首先确立在对现实与未来的承诺的基础上，它首先能够为13亿中国人树立属于自己的理想，它追求建立一种比以资本为基础、以牟利为动机的社会更具有公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24)其次，未来社会主义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与社会安排，解决全部社会成员的教育、工作、就业、医疗、养老等人生问题，进而实现普通民众能够最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拥有对劳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最后，社会主义还应该是一种文化，应该是全体公民在继承和吸收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上的一种健康向上、自信自尊的精神风貌。显然，这种社会主义不应该使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里孤立于西方，甚至与西方形成尖锐的冲突与对立，也不应该遭到世界的冷眼与拒绝，它可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而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演绎成为广泛而真切的现实运动，表明中国人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尊重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吸收西方而又超越西方，描绘一种崭新的社会愿景，进而也正在履行着一项伟大、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尽管它刚刚揭开序幕。
【注释】
(1)［英］凯利·布朗：《为何中国对大家都重要》，《泰晤士报》2008年7月14日。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4)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5)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
(7)江西元、夏立平：《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8)塞缪尔·亨廷顿说：“文明的冲突是近代世界冲突演化的最新阶段。”“新世纪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将是文明之战。”参见《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3年10月号。
(9)《论语·子路》。
(10)《孟子·尽心下》。
(11)［德］康拉德·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许文敏、李卡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4)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17)［俄］Л·Д·杰柳辛：《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9)［德］塞巴斯蒂安·海尔曼：《中国人不久将把我们甩下》，《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2008年7月13日。
(20)余治平：《新中国六十年与重塑民族魂》，《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页。
(23)钱学森：《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24)参见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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