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闻与精神文明

社会新闻与精神文明

近年来，我国报刊上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社会新闻开了新生面，许多优秀的作品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就为重新探讨社会新闻这个老问题提供了新鲜而又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试就我国社会新闻的地位、作用及其改革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社会新闻在党报的地位

党报是社会舆论的向导，新闻报道不能不面向社会，面向公众，面向生活。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有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科技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卫生体育活动等，报道这些活动的新闻，就成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卫生新闻、体育新闻等。但是，人们除了从事上述社会活动，除了生产、工作、学习，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有个人的，也有合群的；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这些活动使人们每天接触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个人的活动影响着社会上其他人的活动，社会上其他人的活动又影响着个人的活动，其中尤以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给人以最深刻的影响，甜酸苦辣备尝，喜怒哀乐常有。就是这种精神交往，形成了社会风气。记录和报道各种社会风气，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新闻的基本内容。很明显，报纸上如果没有社会新闻，就缺少了政治、经济、科技、文教、卫生、体育以外的那部分社会生活，就看不到人们在生产、工作、学习以外所进行的种种社会活动，也就失去了对那部分社会活动起舆论向导的作用。

社会新闻是社会风气的写照，是人与人之间精神交往的记录。社会新闻所宣扬的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关系，社会的新道德、新风尚、新风貌，体现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信念，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也就体现了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于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力量，因而是无价之宝。社会新闻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如道德品质问题、伦理观念问题、人生理想问题、社会秩序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宗教迷信问题，等等，都带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痕迹。这些旧痕迹，表现为旧风俗、旧习气、旧观念、旧意识，散布在社会上，形成了歪风邪气。这种歪风邪气，目前还相当普遍，相当严重，无论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是每个老百姓，都有察觉，都有感触。这种歪风邪气会腐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动摇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因而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巨大的威胁。

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革命者曾经用社会新闻的武器揭露反动当权者的罪恶统治。在夺取政权之后，彻底批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病及其造成的歪风邪气，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党报是党和人民破旧立新的阵地，社会新闻是新闻战士建设精神文明、扭转歪风邪气的有效的武器。

因此，可以说，党报的职能和使命，决定了社会新闻在党报的重要地位；也可以说，报纸上社会新闻的多寡优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报纸工作人员对于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如何。许多报纸工作人员愈来愈意识到这一点，愈来愈重视运用社会新闻的武器，有针对性地宣传精神文明。《北京日报》2月17日头版头条社会新闻《关肃霜等九演员23年月月寄款义务瞻养在京一对失子老人》，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生动写照”。《羊城晚报》2月20日头版头条社会新闻《寻人启事登出的当天傍晚（肩题）走失了6天的女孩黄静（呆钝，不会说话的———引者注）突然穿上新衣回到家中（主题）可惜那位好心人已悄悄离去（副题）》，更是一曲感人泪下的精神文明的赞歌。这些事件超越一个单位的范围，是在人们生产、工作、学习以外进行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这些地地道道的社会新闻居于报纸的显著地位，正说明社会新闻具有某些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同样重要的社会意义。

社会新闻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社会新闻之所以能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获得新的发展，是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给社会以精神支柱，给人以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新人要有一点时代精神，才能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社会主义制度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和发展。社会新闻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社会新闻反映社会的新风貌，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关系，激励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起鼓舞人心的作用。去年11月，西安市有位无子女的孤独老人，通过报纸向社会发出求女上门的呼唤，随之引来儿女满堂，“爹娘”的叫声不绝于耳。这件新闻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80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操》上。河北省饶阳县屯里大队的60岁的女共产党员张香玲，自从丈夫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之后，40多年如一日，悉心伺候失去独子的公婆。这篇报道在山东省苍山县层山公社的一个文静娴雅的姑娘卞廷敏心里激起了浪花。她深夜寻思：张妈妈年纪这么大，谁给她养老送终呢？她身边多么缺少个孩子呀！俺爷爷是让日本鬼子刺刀挑死的，张妈妈的丈夫是打日本鬼子牺牲的，民族苦连着咱两家人，俺应该去伺候张妈妈。她给张妈妈写了一封信，希望收下她这个远隔千里的女儿。于是一对素不相识的母女拥抱在一起了。《人民日报》以《“飞来”的闺女》为题报道了这一动人事迹。这篇报道在《西安晚报》转载后，75岁的退休老人王曾吾动了心，他无儿无女，多病的老伴已半身不遂，虽有亲戚邻里照顾，时有孤独之感。他给《西安晚报》写了一篇《我也希望“飞”来个闺女》的来信。此信见报后，登门当闺女的接连不断，20天就收到8省1区500多封来信，加上亲自登门的300多人，共有800多愿来分担他们忧愁的闺女。于是，《西安晚报》上出现了头版头条社会新闻：《800闺女天外“飞”来》。王曾吾老人逢人就说：“咱这社会真好，这么多人关心我们！”这件事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新型关系：一人有难，牵动了多少不曾相识的人的心；一家有求，引来了千里以外多少人家的相助！人民群众中这种心心相印、团结友爱的精神，体现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信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铁证，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成功的基本保证。

二、社会新闻传播共产主义道德、情操、志趣，对人们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起指导人生的作用。去年以来，《文汇报》、《新华日报》、《工人日报》都连续报道苏州女青年杜芸芸把10万元遗产献给国家及其引起的社会反响。杜芸芸此举是由这样的思想支配的：“对我个人来说，这笔遗产确实一辈子也用不完，但是过这种生活没有意义，它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幸福。我是新中国的青年，真正的幸福要靠自己劳动去创造。国家富强了，四化建成了，大家可以过幸福生活。”她的人生观和幸福观教育了广大青年读者。《工人日报》开辟了《怎样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思想讨论”专栏，帮助一些青年丢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哲学，像杜芸芸那样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今年2月12日《北京日报》报道身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女学生、共青团员钟铧处处为群众做好事的动人事迹。医院里的大夫和病友感动地说：“这姑娘病成这个样子，不想自己，专为别人着想，她的心比金子还纯。”她的事迹报道后，许多青少年写信表示向她学习。青少年的思想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报纸用社会新闻等形式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社会新闻暴露社会生活中的邪恶行为和正不压邪的坏风气，起扶正祛邪、扬善止恶的作用。有些揭露罪犯作案和政法机关予以惩处的社会新闻，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失足青年用劳动所得向失主退赔》（《北京日报》2月13日）、《毛天才把犯罪的父亲追回归案》（《新华日报》2月25日）起扬善止恶的作用。《羊城晚报》今年一、二月份有几则连续报道：一个叫薛小明的女青年被养母拒于门外，报纸提出了“她（小明的养母邹某———引者注）应不应该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的问题；接着发表小明的同事揭露邹某的为人的来信；又报道社会上“一双双温暖的手伸向薛小明”；最后两则新闻是：《邹某受到所在单位严厉批评在舆论面前表示愿意接养女回家》、《薛小明今天出院回家》。正气压倒了邪气，大快人心。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可以组织社会舆论，用真、善、美揭露和压倒假、恶、丑。在这方面，社会新闻可以发挥单位里政工干部尚难发挥的作用。

四、社会新闻通过辟谣或披露偶发性事故的真面貌，起安定人心的作用。谣言对于社会安宁具有极大的危害性。1980年上半年，杭嘉湖地区流传该地区将发生大地震的谣言，说得神乎其神，有根有据，一时间几个县人心惶恐。浙江日报组织省地震局的文章公开辟谣，谣言顿挫，人心安坦。《今年春节确是1月25日》（《浙江日报》1月22日）一稿，报道紫金山天文台“肯定年历编排无误”，指出“农历12月只有29天纯系谣传”，使人们不为谣言所惑，欢度新春佳节。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北京车站发生爆炸》一稿，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播发，告诉人们此事纯系个别罪犯作案，无关政局，杜绝了社会上的谣传，安定了国内人心，也告慰了国际友人。去年八九月间，新华社发的关于3条铁路“暴雨成灾运输中断”、“预计半月才能修通”、“乌鲁木齐到内地的铁路基本畅通”等公告性新闻，关系千百万人的祸福和行止，有利于安定人心，进行正常的生产和工作。

五、社会新闻帮助人们同封建迷信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宗教是精神鸦片，迷信是一种极不文明的社会意识。党报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帮助人们从各种迷信束缚中解放出来。几千年来男娶女嫁的旧习俗也受到冲击。《浙江日报》1979年10月15日报道的吴兴县苕南公社50多名大队和生产队妇女干部带头“娶”丈夫的新闻，就是当代妇女向旧风俗的挑战。《解放日报》去年12月5日发表综合性的社会新闻《婚事铺张浪费已成为“社会公害”》，用触目惊心的数据告诉人们：婚事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的歪风，腐蚀了青年的思想，破坏了家庭团结，影响了社会治安，应当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扭转。今年春节前后，全国几乎所有报纸大张旗鼓扫除“社会公害”，大力报道婚事新办、举行简朴的集体婚礼，一股股新风扑面而来。当然移风易俗的斗争是艰难而又长期的，唯其如此，社会新闻也就大有用武之时。

六、社会新闻宣扬公德，维护公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环境卫生以及与公众发生关系的医生、营业员等的职业道德等，都是社会新闻报道的内容，是人人关注的。《杭州日报》3月2日关于市委领导同志在太平洋电影院附近值卫生监督岗的报道，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发挥着舆论引导的作用。车祸、火灾、环境污染，是人为的公害，社会各界都很关注。《北京日报》最近发了不少车祸消息，配以言论，效果很好。《大众日报》的《昨在泰安县境发生客车翻车事故》（2月26日），指出事故由一名实习司机在转弯时惊慌失措所造成。《羊城晚报》一二月间关于广州市文德路一起火灾的3则连续报道，既有各方面伸出热情的手帮助受灾户渡过难关，又讲明了这起火灾是由燃放火箭所引起的，还报道市公安局消防处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出售或燃放火箭和双响炮”。这些社会新闻同公众的祸福利害息息相关，成为家庭内外有口皆传的话题。

七、社会新闻传播知识，陶冶性情。报道地方风物、趣闻异事，可以使人获得科学知识，丰富业余生活。《羊城晚报》今年2月21日有一则《东郊公园小水塘边今晨成千只青蛙打架》，编者在附言中说：“并非青蛙相互残杀，而是蛙类‘集体结婚’、繁衍后代的一种异常现象。”《广西日报》去年6月16日一版上刊登一则奇闻：《东兴镇一大榕树倒而复立》，说方园百里的参观者不下2万人，少数人说是“仙姑显灵”，科学工作者指出：这是生物拉力和植物生存竞争中的一种复原。《浙江日报》去年8月21日刊登的《普陀山的海蜃奇观》，报道这一奇观从显现到消失的过程，吸引了许多读者。但由于没有交待奇观发生在何月何日，一些想要作为科技资料保存的读者表示了遗憾。可见报道奇闻要注重新闻性和科学性，因为现代生活告诉人们：没有新闻性和科学性，也就缺少趣味性。

在精神文明宣传中改革社会新闻

目前各地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看，差距很大。有些报纸社会新闻很少，好的几乎没有。这种状况表明，有些同志对社会新闻仍然抱着漠视态度和种种偏见，似乎还认为社会新闻是不严肃的，没有分量的，低级趣味的，甚至是黄色新闻。这些看法，只能从旧中国和现今西方世界的报刊上找到依据；而不符合现今我国报刊工作的实际。这是因为，社会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的镜子，时代的记录。社会性质、社会风貌、时代精神不同，社会新闻的内容和风格也就截然不同。我们的社会新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由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党报的性质以及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世界观决定的。因此，对社会新闻的种种疑虑是不必要的，而且会妨碍精神文明的宣传报道。

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是：在精神文明的宣传报道中，如何总结已有的经验。改革社会新闻？这里谈几点看法：

第一，扩大社会新闻题材，真正使报纸成为社会生活“无处不在的耳目”。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等英雄事迹无疑是要好好报道的（方式也可改进），但是，这种事迹在生活中是不多见的，不是每天都有的，而有意义的生活小事，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有些报纸社会新闻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只图报道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而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小事不屑一顾。社会新闻反映社会风气，社会风气的新旧两个方面都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平凡小事是人人都接触到的，因而报道平凡小事的新闻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如《一人病倒在地众人赶来相救》（《天津日报》2月22日）、《为使失物归失主公共汽车追卡车》（《解放日报》2月3日）、《扫帚对扫卷起一阵狂飚开诚相见迎来十里春风》（《文汇报》3月13日）、《精神病人飞身越墙而去过路小车司机主动追赶》（《羊城晚报》2月27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又何等感人！报纸每天刊登这些虽小而又有教育意义的新闻，就会使读者每天都获得精神上的营养。

第二，以正面报道为主，又要重视并慎重处理好阴暗面的报道。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光明面自然是主要的，但阴暗面———罪恶行为和歪风邪气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如果报纸上只让人看到光明面，看不到阴暗面，那是一种片面性，也是一种不真实。把坏人坏事摆到社会舆论面前，让阳光照一照，才好消毒。这会产生“副作用”吗？副作用并不是这类社会新闻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主要是报纸工作人员不正确的思想和不恰当的方法产生的。《佛国奇案》（《浙江日报》今年3月19日）如改为《佛国血案侦破记》，不以其“奇”招引读者，而以其“血”教育读者（尤其是青年），效果会好得多。暴露阴暗面不是有闻必录，既要客观真实，又要考虑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新华日报》2月9日刊登的快讯《浦宝生赌博输钱悬梁自尽》写道：“他留下的绝命书中对赌博深表忏悔，并对妻子留下遗言：我死后你不要转嫁给像我这样赌博的人。”《湖北日报》2月5日刊登的《酒后失理智　丈夫卡死妻子》写道：“谁知酒后不知轻重，竟将妻子活活卡死，事后周后悔莫及。周庭枝致死人命，已被监利县公安机关逮捕。”这两则自杀、他杀的消息，由于作者采访中注意到上述重要情节并加以恰当表达，对社会、对读者都是有益无害的。就像人体既要有营养素又要有抗菌素一样，这种生活教训是人人都需要的。

第三，形式多样，以消息、快讯为主。宣传精神文明，人们多半用通讯、特写这类形式。诚然，这类新闻事实一般都有人的活动，有生动的故事情节，是写通讯、特写的好材料。如果通讯能及时采写编发，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许多通讯时效差，有些是半年或一年以前的事，严格地讲，不是新闻，而是旧闻。又因社会新闻多半反映人的精神面貌，时效虽差，人们还是要看，于是报纸工作人员就安之若素。这是目前许多报纸上社会新闻（消息）缺少的重要原因。我认为，缺乏时效的社会新闻（指某些通讯）仍然有人看，正说明人们对于社会新闻的需要和关注；如能注重时效，及时报道，那就更受读者的欢迎。有些报纸多采用消息形式，还有“今日快讯”、“读者今天来电”等集纳新闻。有的报纸对社会新闻作连续报道。这种连续报道最吸引读者，因为它随事态的进展变化而报道，不但及时新鲜，而且客观公正，没有主观的框框可寻，给人以无可置疑的真实感。《新华日报》关于杜芸芸的报道，《羊城晚报》关于薛小明被拒于家门之外和林敬谊寻衅闹事的报道，都是很吸引读者的连续报道。一张报纸上经常出现这种连续报道的社会新闻，体现报纸工作人员对于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这是每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思想和风格。

（刊于《新闻业务学习》，1982年第1期）

【注释】

[1]“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的发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