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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

时间:2022-09-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提出的确切时间,迄今尚无定论,中巴两国媒体也有各自不同的表述。他完全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巴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是战略性的关系。巴中关系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在随后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中巴是两大发展中国家,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5.论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

吴志华(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1993年,我访问巴西时与佛朗哥前总统就建立两国长期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这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对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巴中关系是坚实牢固的,巴西决意同中国保持一种长期的、以两国合法利益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关系。”

——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林姆

一、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和巴西两国政府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不仅表明了两国政府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对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提出的确切时间,迄今尚无定论,中巴两国媒体也有各自不同的表述。但是,绝大多数媒体认为,“战略伙伴”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1993年6月访问巴西时提出的。

据《人民日报》1993年6月3日报道,巴西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6月1日下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前来巴西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佛朗哥总统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十分重要。他完全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巴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是战略性的关系。巴西政府愿意做出一切努力,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报道还说,朱镕基在会谈中指出,中巴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尚未完全开发出来。双方要立足长远,放眼未来,建立一种不仅有利于本世纪,而且有利于下一个世纪的互利合作关系。他还说,这次访问巴西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在建立长期的稳定的战略性的互利合作方面达成了共识。

我认为,朱副总理在与巴西总统佛朗哥的会谈中所强调的“长期的稳定的战略性的互利合作”实际上已包含了“战略伙伴”的内涵。同时,我还认为:佛朗哥总统所说的“他完全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巴中两国关系是战略性的关系”应当是对朱副总理讲话的回应。因而,我认为,中巴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倡议最初是由朱副总理提出的,并且得到了巴西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的积极回应,双方就此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巴西前驻中国大使塞尔吉奥·杜阿尔特(1996年至1999年)也在题为《当代中国及其同巴西的关系》一文中说:“现任总理朱镕基在1993年访问巴西时,把这种关系确定为‘战略伙伴’关系。从此,它成为在双方高层接触中两国政府使用的正式表述。”[1]巴西外交部长兰普雷亚(1995—2001年)也在他的著作《巴西外交》一书中说:“1993年,负责经济改革重任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巴西时,将巴中关系定义为‘战略伙伴’。”[2]

但是,将“战略伙伴关系”正式作为两国外交指导方针却是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时确定下来的。

1993年11月22日至28日,江泽民主席应邀对巴西进行了首次访问,他与巴西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举行了会谈。江主席在会谈中说,我们应当着眼于未来,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两国的友好合作,建立跨世纪的长期、稳定的互利关系。佛朗哥总统也说,巴中建交近20年,两国关系日益成熟,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两国在经济贸易、高科环保等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巴中关系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

对此,在江主席访问巴西的两年后,即1995年12月13日,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与来访的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举行会谈时做了这样的表述:“1993年,我访问巴西时与佛朗哥前总统就建立两国长期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这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对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重要意义。”江泽民主席的这一段讲话清楚地表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是江泽民与佛朗哥总统在1993年会谈时共同确立的,并对“战略伙伴”的含义做了解释,即是一种“长期、稳定和互利的关系”。

两国领导人在随后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1994年8月9日,巴西外长阿莫林姆在出席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举行中巴建交20周年招待会上,对战略伙伴关系做了这样的阐述:“巴中关系是坚实牢固的,巴西决意同中国保持一种长期的、以两国合法利益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作为这种战略关系的体现则是“两国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的榜样,超越了南南合作的范畴,它表明两个地理距离如此遥远的国家能够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做出怎样的贡献”[3]

1995年12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会见前来访问的巴西总统卡多佐时也谈到两国战略伙伴关系问题,他说,中巴两国关系近几年发展很快,高层互访不断,而且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对此非常高兴。中巴是两大发展中国家,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卡多佐总统则表示,我们应该从战略关系这个角度寻求更多的新的合作途径,特别是加强卫星发射、水电等方面的合作,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可以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4]

1998年1月30日,正在中国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兰普雷亚就中巴关系问题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了演讲。1999年他在谈到发表这一演讲的背景时,对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做了这样的阐述:“我们的关系是战略伙伴,具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第一,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我们又在各自的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国际政治领域相互依靠。第二,鉴于遥远的距离将我们分开,我们各自又有众多的邻国与之交界。在加强我们之间关系上,特别是在经贸领域的关系上,我们必须逐步地去做,去实现我们中长期的目标,因而,我们的关系是战略性的。”[5]

2004年5月24日,在卢拉总统率团访华期间,中巴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也对战略伙伴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为进一步充实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在以下四项原则指导下发展两国关系:(1)坚持平等协商,增强政治互信;(2)坚持互惠互利,扩大经贸往来;(3)保持磋商协调,加强国际合作;(4)推动民间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同年11月12日,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并在巴西国会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巴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繁荣进步,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1)建立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倡议是在1993年6月时提出的,199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与巴西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的会谈中共同确立的;(2)建立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倡议是由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并且立即得到了巴方的积极响应和赞同。双方都认为,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3)“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是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清晰和丰富起来,其目标就是建立两国长期、稳定和互利的关系,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中巴两国为何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中巴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政府着眼于两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共同的发展目标而做出的一种战略决策,也是两国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新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各自外交政策的成果。

第一,中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世界上第一个由两个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建立的战略性关系,是两国领导人面对国际战略格局的风云变幻,与时俱进,做出的外交战略调整成果。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以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为特点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上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同时,也对各国的外交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试图利用其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竭力推行单边主义,试图建立一个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新秩序。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主张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另一方面,由贸易、金融和信息产业带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也席卷了全球,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达国家试图借助经济全球化,为自己的产品打开更多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国和巴西为适应冷战后所出现的这种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开始调整各自的对外政策,以便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世纪之交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全面的和科学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人类的共同安全同各国国家利益的联系更加密切。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加强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维护人类的共同安全,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世界舞台上一支正在日益增长的重要力量,对新世界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包括巴西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大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富有潜力和活力的国家,在各自所在的地区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中国政府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外交决策,即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着眼于21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争取与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建立一种“长期、稳定和互利的”关系。中国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就是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中国又陆续与其他一些国家建立了形式不一的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5月,中国和法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又进一步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11月,中国和加拿大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达成共识,2005年9月,两国将此关系进一步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10月,中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12月,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等等。截止到2005年11月底,中国已经同世界上22个国家或地区组织(如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2000年7月1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些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都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娴熟运用邓小平战略策略思想的结果。”[6]

位于南半球大西洋西岸的巴西也在关注着国际格局的新变化。1994年,巴西社会学家、大学教授恩里克·卡多佐出任巴西外长。这位著名的《依附论》的学者对巴西在未来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巴西外交应当更加积极和主动,并责成巴西外交部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1995年,卡多佐当选巴西总统后,他亲自抓外交工作,面向新世纪的巴西外交新政策也随之逐步明朗起来。

卡多佐执政后不久就指出:“冷战结束后,我们面临新世界局面。……我相信,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会带来许多后果。两极的结束并非有利于一极的形成。在这个多极世界里,巴西应当是其中的一极。”“巴西是世界大国之一,希望今后能实行一种更有进取性的外交政策。巴西应当跻身于世界政治舞台之中,而不应该在做重大国际决策时被排除在外。”

1996年7月,巴西外交部长兰普雷亚在巴西最高军事学院发表了长篇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卡多佐政府的外交政策。他说:“外交是在对外关系上反映和维护民族利益、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所以,当世界的变化已经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我国,并且我国的利益和需要也要为之转移的时候,外交应当行动起来,回应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变化。”“巴西外交应当尽可能全面地回应新的国际现实和巴西国内的需要,应当利用我们现在最有利的条件投身于本地区和世界范围的活动中。”他指出:“巴西的外交是全方位的和非排他性的。巴西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有着平衡的关系。……在巴西所发挥的国际作用上,我们努力与其他国家加强和建立伙伴关系。我们愿把这种伙伴关系推进到世界的各个地区,特别是那些最有活力的地区,如亚洲国家。亚洲是巴西外交最新疆界,是等待我们去开发的巨大空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来指导寻求这样的伙伴关系。”

为了回应国际格局出现的新特点和新情况,巴西政府确立了新的外交政策,其主要内容和目标是:(1)巴西应当积极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的决策,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巴西要积极推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改革,争取成为安理会扩大后新的常任理事国。巴西要积极竞选国际多边机构的领导席位,扩大巴西在国际事务的政治影响力。(2)巴西要努力加强和改善与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关系,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在拉美与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以维护拉美国家的利益,促进巴西和拉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3)巴西应当在拉美地区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加强与南共市场国家的关系,以南共市场为基础、大力推动南美经济一体化,加强和改善与拉美邻国的关系,在解决拉美地区冲突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维护拉美地区的和平和发展应是巴西外交的优先目标。(4)大力发展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的关系,加强巴西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为推动巴西经济发展开辟新的市场和争取新的投资。为了推进新的外交政策,卡多佐总统频繁出访美洲、欧洲和亚洲,展开“总统外交”活动,重点是加强和改善巴西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卡多佐总统还特别关注与中国的关系,在执政的第一年就亲自率团访问了中国,在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会谈中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巴西愿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

巴西外交政策的调整既是巴西国家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中国的外交目标不谋而合,有着许多共同点。例如,两国都主张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别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友好共处。双方都接受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和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主张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和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两国都主张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同时,双方又都意识到对方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各自地区内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着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的立场。因此,建立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各自的外交战略目标。

第二,建立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符合两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中国是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从1978年至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37亿美元增长到1.4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4%。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8512亿美元,年均增长16.1%。经济发展带动了需求的旺盛,特别是对工业原料和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很大。中国政府已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收入要超过3000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国际和平环境,也需要大力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和相互投资。

巴西则是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国土面积85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南美洲的48%。1993年,巴西全国人口1.5亿,是南美洲总人口的一半。巴西还是20世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93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5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前10位。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基本上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国内政局日趋稳定。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巴西各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并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拉美邻国和新兴国家的经贸往来。

鉴于两国的国情实力和所具有的国际地位,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力显然已超越了双边关系的本身。巴西认为,中国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最大的消费市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不仅可以为巴西开拓新的出口市场,而且也可以借助中国的影响,发展它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中国则把巴西视为拉美地区具有“领导”作用的大国,通过发展与巴西的关系可以带动中国与整个拉美国家的往来。显然这种共同的发展目标和需求,双方互为重视的程度也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动因。

第三,两国经济的发展、两国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互补性以及两国建交20年来所建立起来的互信也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90年代初,中国和巴西经济都出现了强劲的增长活力,两国都在致力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通过开放市场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巴西和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巴西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而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中国可耕地只有1亿多公顷,但是有悠久的农业生产传统和技术;巴西可耕地是中国的3倍,约有3.7亿公顷,其中有2亿公顷土地尚未开发利用,农业增长潜力巨大。两国农业领域合作机遇很多。再如,中国工业建设快速发展,铁矿石需求量不断增长。巴西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近20年来,巴西一直成为中国铁矿石的主要供应国之一。在文化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巴西虽然只有500年的文明史,但是,巴西却是一个融合了土著印第安文化、欧洲白人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的国家,文化上具有鲜明的多元化。两国在文化方面可以相互学习和交流。在科技领域,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而巴西的航天、航空、深水石油勘探、燃料酒精生产技术、新材料的研究和软件技术开发等都具世界先进水平,双方可以说在科技合作方面也是大有作为的。

90年代初,两国政府经过20年的高层往来,已建立了互信和多种形式的政治磋商机制,两国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已从建交之初的1700多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双方各在对方设立了多家贸易公司和企业;两国遥感地球资源卫星的研制已开始起步,这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一个高科技合作项目。同时,双方也意识到,双边的交流与两国的发展潜力还存在差距。例如,双边贸易额仅占各自对外贸易总额的1%。所以,通过建立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关系,就可以将这种差距转变为巨大的潜力。这也就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政治和物质上的基础,同时也呼唤着两国向更高层次的关系迈进。

三、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自1993年两国政府决定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中国和巴西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

在政治上,两国政府继续保持高层往来和密切的联系,建立了两国的政治磋商机制,不断地充实两国的政治基础,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自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巴西访问后,巴西总统卡多佐于1995年12月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技术安全和继续合作再研制两颗遥感资源卫星的谅解备忘录和科技议定书以及植物检疫、小水电合作、广播电视等多项合作协定。2004年5月,卢拉总统率领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联合公报和其他9个合作文件。在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和随后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双方都表示,要共同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持久、深入向前发展,使之成为发展中国家新型关系的典范。

继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1年第二次访问巴西后,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有关卫生动植物检疫、工业合作、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科学技术等多项协议和议定书。在两国关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巴西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些文件的签署不仅进一步充实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也将有利于加强和扩大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

在经济上,两国的贸易领域不断扩大,商务人员往来增多,相互投资明显增加。双边贸易额从1993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23亿美元。其中1974年至1983年的中巴贸易额累计只有21.59亿美元,1984年至1993年双边贸易额累计为84.85亿美元,而1994年至2003年的贸易额累计已达312.55亿美元[7]。中国已成为巴西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欧盟;而巴西也成为中国在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1984年,中国在巴西建立了第一家投资企业——华西木材公司,以开采和加工木材为主。1993年,中国在巴西的企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投资额也非常有限。现在,两国相互投资出现了新的高潮。上海宝钢与巴西最大的矿业企业联手,将在巴西投资建设钢厂,中国铝业公司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签署了在巴西合作开发铝矾土资源和建设铝厂的合作意向书,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巴西石油公司签署了在巴西或第三国勘探开发石油天然气的框架协议。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也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在哈尔滨合资兴建生产支线飞机。巴西其他大型国有企业或私人企业也不失时机地在中国开办代表处,寻找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在科技合作领域,1982年3月,中巴两国签署了第一个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议。1988年7月,巴西总统萨尔内访问中国期间,两国签订了《关于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书》,确立了两国合作研制两颗地球资源卫星的计划。随后负责落实议定书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空间研究院制定了工作计划。由于受到巴西国内政府变动和经济困难的影响,此项计划一度搁浅。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这项高科技领域的合作计划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卡多佐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高科技领域的合作项目,积极推动该项目的实施。双方联合研制的两颗遥感地球资源卫星已分别于1999年和2003年发射成功,并运转良好。两颗卫星提供的资料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矿业、水利、环保和海洋及城市规划领域,为两国经济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巴两国政府决定再合作研制和发射两颗遥感资源卫星。

在文化领域,双边交流和互访也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近两年,不少巴西演出团体到中国进行了商业演出,2004年5月,巴西“亚马孙——原生传统展”在北京的故宫展出。而在2003年,中国文化部在圣保罗举办了“永恒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展”和“来自东方的至尊——紫禁城帝后生活文物展”等。在胡锦涛主席访问巴西期间,“感知中国”的大型文化活动在巴西利亚、圣保罗等地展出。

中巴在推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10年里,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是令人鼓舞的,这种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将为今后的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巴西访问时所说的那样,“巴西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第一个同中国开展卫星等高新技术合作的发展中国家,这几个‘第一’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具有历史意义。……中国和巴西建交30年来,正在发展内涵日益丰富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巴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繁荣进步,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注释】

[1]〔巴西〕雅尼丝、伊利克主编:《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2]Luiz Felipe Lampreia:Diplomacia Brasileira-Palavras,Contextos e Raz7es,Lacerda Editora,1999,p.138.

[3]《人民日报》,1994年8月11日第1版。

[4]《人民日报》,1995年12月14日第1版。

[5]Luiz Felipe Lampreia:Diplomacia Brasileira-Palavras,Contextos e Raz7es,Lacerda Editora,1999,p.139.

[6]刘华秋:“指导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体会”,《人民日报》2000年7月13日。

[7]上述统计数据来自中国海关,见中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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