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

在一路蹒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多边或双边的自贸协议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具体也是最高的法律形式。如果说，各个经济体之间寻求建立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经济伙伴关系，是具有一定弹性的，多边或双边的自贸协议就更具有多边或双边的平等约束力与刚性。它可以是单项的，也可以是整合一揽子的;可以是以负面清单界定准入的自贸区协议，也可以是适用于协议相关国家海关的通则性的协议。这都要涉及准入、关税的变化和部分经济主权的相互让渡。双边自贸协议的达成一般比较快，多边自贸协议就有些费周章甚至旷日持久。在多边自贸协议的谈判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是亚太地区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协议由美国主导，RCEP由东盟经济共同体主导，中国一直在支持RCEP的完成与结束。

RCEP有可能在2016年底结束谈判，TPP则在2016年2月正式达成。2015年10月5日，TPP谈判宣布正式结束，奥巴马在2月5日发布的一项声明中并没有就事论事地谈论他的这项“成就”，而是明确地披露了美国推动TPP协定的动机和底牌。他说:“当我们超过95%的潜在客户都居住在国外时，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应当由我们书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开辟市场，同时制定保护工人和保护我们环境的高标准。”虽然他并没有排除中国最终加入TPP，但毫无疑问这不是近期要谈的事情。

TPP谈判历时五年，美国与其他十一个太平洋国家达成在地理上横跨从智利到日本的贸易区，经济体量达全球40%，这本来应当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成果，但经奥巴马那么一讲，就有些图穷匕见的意思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协定，其实也是有意排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正常贸易的发展。同时把这样一个贸易协定与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捆绑在一起，出现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潜在准军事化的“异化”。用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的工具，也被当成霸权书写的工具，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该带有的一丝“悲哀”。“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应当由我们书写这些规则”，表面上的措辞是“我们”，其实是美国自己。奥巴马在声明里唯一不好说穿的是，TPP也是美国军事遏华的一个标配。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仕顿·卡特要比他更无顾忌，在公开场合说，他认为TPP比往该地区增派一艘航母更重要，而日本首相安倍则将其视为“安全保障”的重要成果。一份贸易协定变成了地缘政治的备份，这也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有意无意的嘲弄。

虽然讲的是“为美国产品开辟市场”，但TPP在美国产生的反响并不相同，协定能否在美国国会顺利通过，也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挑战。TPP虽然会提高部分公司的竞争力，降低美国与日本、越南、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八个泛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壁垒，但也会损伤中小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并在一般的产品制造行业导致美国失业率的增加，因此受到为数不少的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员的反对。尤其是TPP达成之后，紧跟着TTIP即美国与欧盟国家的大西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由于美国与欧盟国家产业结构大体雷同，互补性并不很强，唯一对美国产业发展有利的莫过于页岩油气的输出，少数行业得利而大多数高科技行业面临对冲中的竞争，更在客观上带有贸易问题政治化的色彩，因此同样会遭到美国国内一些企业的抵制。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为了选票，从民主党人到共和党人都避免不了在诸如TPP或TTIP上去做迎合选民的文章，这就使已经政治化了的贸易协定进一步政治化，出现始料不及的局面。据多数人预测，在美国大选落定之前，谁都不会上锅蒸这块会烫手的山芋，倒是把它当成政治玩具踢来踢去。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曾经用“可怕”一词来形容TPP，希拉里也对所谓具体内容采取批评的态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则在《瑞士商报》网站发表文章说，这是跨太平洋自由贸易的一个谎言。他在文章中说:“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了:从谈判领导者一直争论不休的还未澄清的主要问题来看，TPP的关键不在于贸易。”他列举了从奶制品、糖类、大米贸易、烟草贸易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医药贸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纠葛，随时会威胁到协定本身，而这些仅是“TPP实际上不利于自由贸易的现象的冰山一角”。施蒂格里的结论是，“美国主导的协定带来的是受操纵的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当非商业利益相关方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时，这就会发生”。

对于TPP，欧洲主要国家和日本、韩国等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英国的智库认为，当前欧洲正在与东盟、日本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与中国开展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TPP压缩了英国和欧洲与亚洲国家谈判的空间，但加速了欧洲与亚洲经济体自贸区和投资协定谈判的进程。法国的一些银行家认为，TPP或将导致亚太现有产业供应链发生移位，不利于中国经济，但不能低估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尚需冷静评估TPP给中国带来的冲击。更多的学者认为，TPP抗衡中国的作用未必如预期，虽然“暂时在亚洲阻止了美国影响力的必然衰退和中国影响力的相应增强”，但许多亚太国家已经与中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且不说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向本地区提供的贷款总额超过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总和，中国成为本地区的主要债权国，也不说亚投行在2016年开始正式运营，就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而言，它们向有关亚太国家的出口商品的品类并没有更多的重叠，因此这种竞争带有一定的错位性。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外交部前常务秘书比拉哈利·考西坎讲了一个道理:美国不应该认为亚洲国家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没人认为TPP可以替代中国。美国很重要，中国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两边兼顾。中国是个令人无法忽视的重大经济因素”。

德国的媒体认为，TPP绝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贸易协议，代表着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进一步辐射，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韩国的经济界则普遍认为，TPP将沦为日本挤占韩国中间产品出口市场的工具，而日本则是不同产业在或喜或忧中分化，但因为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主要在未进入TPP协定的中国、韩国与泰国，TPP的关税减让未必能给日本企业带来多少利益。善于计算的日本企业家看到了一个问题，即目前的自贸协定对日本贸易的覆盖率为22.3%，TPP带来14.9%的覆盖率，如果RCEP谈判达成，其覆盖率可以两倍于TPP，达到26.4%。届时自贸协定对日本贸易的覆盖率就可一举达到63.6%。因此，他们认为在勉为其难达成TPP之后，总体算账，RCEP对日本更有利。他们希望更多的东盟国家加入TPP，甚至中国也尽快加入，但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因此，最好的结果是把RCEP打造成可与TPP比肩甚至超越它的贸易协定。

中国对TPP的态度是开放的，但暂不加入也是有道理的。第一是美国已经表明了排斥的态度，第二是没有磨合的充分准备，在中国的心目中RCEP更重要也更合乎亚太自贸区的接近性特征。没有中国的TPP不仅是一个奇怪的经济胎儿，也未必行得远。由美国书写规则的TPP自诩阳春白雪，必定也会曲高和寡，即便美国国会通过了TPP，唱到半途，会不会找不着调，也是一个问题。当然，否认TPP的最终达成和通过是对中国构成的一种挑战，也不客观;无视它对中国的进出口构成一定的压力，也不是事实，但这种挑战和压力在经济上究竟有多大，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之后又会怎么样，也还不能听风就是雨。中国对TPP的态度也是谨慎的。虽然没有中国参与的任何适用于亚太地区的贸易协定都是“不完整的”，但即便不完整，也会产生短板效应。更何况，TPP是一个贸易包装，里面装的是试图对冲中国经济发展的玄机，明白它的来龙与去脉，也就不必过多地把它放在心上。

中国应对TPP的替代选择有很多。就中美经济合作而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一直在谈，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任时说过，两国经济最重要的是投资，有了相互间的更多投资，也会带来更多的贸易。至于自贸协定，有多边中的双边，也有双边中的多边，并不是哪一家的专利。正如上面讲到的一些日本企业家所分析的，推进达成东盟国家自贸升级版的RCEP谈判，同样有更大半径的覆盖率，而且远比TPP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随着2015年底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RCEP自贸谈判完成结束的时间并不遥远。正如一些分析指出的，在理论上讲，TPP会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但中国正在稳步推进并达成了多个自贸谈判，前景要比预想的还要乐观。也许，就亚太地区来讲，在一段时间里有可能出现两个互相竞争的经贸伙伴关系，但最终会演变为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得人心的“一带一路”终究会为更完整的亚太自贸区建设打下基础。

从实际情况看，美国制定的自贸游戏规则更适合美国，就以TPP中的有关企业制度要求来讲，美国国有企业规模甚小，有统计说其生产总值仅占美国GDP的5%，而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大，尽管中国正在实行“混改”，但在“混改”没有完成之前，总不能用已经形成的百万亿元资产的代价，不顾一切地去购买含金量高不到哪里去的TPP的入门券吧。

对于TPP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政治学院长麦克尔·布朗是这样讲的。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不能错失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机遇”一文，历数了TPP和TTIP好处，认为参与这两个谈判的国家占到全球贸易经济的三分之二，TPP将为全球贡献2240亿美元，TTIP将为全球贡献1330亿美元。然而“从经济上讲，这不是很要紧的”，非经济利益更大。TPP和TTIP虽然不是万能灵药，但“能加强西方在权力均衡中的地位”。对于这一点，日本的安倍首相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把TPP说是日本的“安全”保证。否则，他的政府也不会置国内敏感的农产品和汽车等问题于度外，迎合美国书写的规则。

不管怎么说，2016年2月，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仪式上，参与TPP的十二个国家在2015年10月达成协议后正式签署了自贸协议，同意取消关税或降低关税，并实行统一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这项协议确定在十二国各自批准后60天生效，如果十二国在两年后没有全部批准，那么将在至少六个国家批准后60天生效，但这六个国家需要占到十二国GDP总和的85%。日本的媒体预测，考虑到各国的政治和法律情况，该协议预计在2018年或之后才能生效。他们还报道，印尼、韩国、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表示，有兴趣参与该协定，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网站则报道说，TPP虽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地区贸易协议，“但是在国会，奥巴马总统这一标志性的经济计划的命运仍不容乐观”。为什么呢?美国的民主党人普遍反对，共和党人也有不少人反对。奥巴马不得不发表声明说，TPP是“把美国工薪阶层放在首位的新型贸易协议。简而言之，TPP促进我们在国外的领导地位，支持国内较好的就业机会”。但美国两党领先的总统候选人都持相反意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它“可怕”，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批评该协议对美国工薪阶层不利。大多数民主党人说，这是“让跨国公司操纵规则——包括从专利保护到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一切——以对他们有利”。奥巴马原本希望通过2015年春天在国会激烈争论后批准的“快速通道”，为TPP的批准铺平道路，但很难如愿，于是又把话筒对准了各州的州长，敦促他们促使美国国会批准通过TPP。这一次，他丢开了烫手的国内就业问题，再次打起了遏制中国的牌。此前他只讲不能由中国来定贸易规则，这次索性讲反倾销，并且有些口无遮拦地说，“我们的担心是中国就是一个800磅的大猩猩”。但他也不敢把话说满，他对州长们说，工会反对这一协定，他对国会通过十二个国家的TPP持“谨慎乐观”态度。

美国国内对TPP的分歧意见，反映了美国国内复杂的经济矛盾。尽管据一个支持该协议的美国智库分析，TPP会提升美国的出口，每年会有大约5万个就业机会从传统制造业转向高科技行业，他们会持支持的态度。但美国的工人不这样看。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在国会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项协议是有害的，美国人不会接受。”据称，美国和其他国家有100万人在反对请愿书上签名。鉴于大选选票的敏感性，在大选期间不把TPP列入议程也还是明智的。

问题还在于，就在TPP谈判完成之后，美国《国家利益》助理主编约翰·理查德·库克森发表文章说，“这项重返亚太战略事实上破产了”，“在奥巴马政府的努力下，TPP达成基本协议，但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别的事情发生，而且该战略未能将美国的注意力以一种实质性的、可持续的方式转向亚太。奥巴马所谓的美国在亚洲的巨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实现，中东地区在华盛顿战略重心中仍占据巨大份额”。“未来两年美国在亚太的策略或许只是避免导致任何糟糕的结果。”“就目前而言，重返亚太战略已经停顿。政治日程和当前的经济条件或许意味着，随着下一位美国总统上台，2017年才是华盛顿和北京重启建设性合作的最早时机。”

这篇文章不长，却切中了某些要害。除了TPP，恐怕没有别的事情发生。这确乎是奥巴马面对的现实。但在“一带一路”的迅猛发展中和在RCEP谈判继续推进中，这个TPP又能起多大的作用?要说围堵中国的企业，许多中国企业已经走了出去，包括走到了美国，并在国际产能合作中走到TPP成员的市场中;要说围堵中国的发展，匆忙中拼凑的“马其诺式”的市场防线，哪敌得过互联网条件下的“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呢?

2016年1月11日，英国“卫报”网站再次发表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的文章《2016年，让我们期望更好的贸易协定诞生，TPP死亡》。他从2015年通过的巴黎气候协定谈起，认为那是全球经济地缘秩序的重大变化之一，而全球经济地缘秩序另一些重大变化同样不可避免。“比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正在开始运行的亚投行以及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等。但是，最具地缘经济的决策与贸易有关，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由于一向自诩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拒绝放弃对棉花等大宗农产品进行补贴，‘被默默地埋葬’，为了取代全球贸易谈判，美国推出了‘几十年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为了得到正式批准，该协定还要面临国会的一场恶战，这就是TPP。”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认为，TPP的主要问题不是贸易条款，而是有关的投资条款严重限制了协议参加者对环境、健康和包括金融在内的安全的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也会违背TPP的条款。这是美国“罔顾全球经济发展现实”的协定。奥巴马用来辩护的理由是，“TPP将决定由谁(美国或中国)来书写21世纪的贸易规则”，而不是制定贸易和投资规则应当遵循的公开透明、集思广益的“民主原则”，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加深经济一体化就要坚定地支持全球治理改革，将“涉及国内政策的权利让渡给跨国机构”。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讲得比较直率，但确乎发人深思，自贸谈判必然涉及部分主权的让渡，但TPP所要求的让渡是参加者对环境、健康乃至金融的监管权，TPP的葫芦里卖什么药，也就有些奥妙了。这样的协定即便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也会带着硬伤，后来会出现一些大麻烦，也是不会使人感到意外的事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还明确地说，“我们应当期望TPP搁浅，一个不会赏强罚弱的贸易规则新时代由此开启”，而巴黎气候协定这样的多边协议才会是“维系真正全球合作所需精神和心态的先导”。在这里，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文章的关键词是“全球合作所需精神和心态”和“贸易规则新时代”，这无疑是对心态并不平衡的奥巴马政府一个有水平的批评。

福山在他的有关文章里认定，中国是美国的严重威胁。他把美国的概念等同和换成世界的概念。他在日本的《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对世界的稳定而言，最严重的长期威胁是中国崛起，而不是伊斯兰国组织或恐怖活动等跟中东有关的事务》，但他也看到，对付中国的崛起并非易事，“美国的战略课题不仅是对抗中国，还必须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时产生的过度反应，从而导致战争的发生”。“美国的利益是保卫太平洋的航行自由。为捍卫这一原则，美国在2015年秋天理所当然地派出宙斯盾驱逐舰拉森号进入中国人工岛12海里范围内巡航。美国同时也需要摸索与中国实力增强这一现实进行折中的办法”即“双重战略”。一方面，支持盟国;“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美国需要与实力增强的中国进行折中。中国主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和它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与TPP抗衡的手段，但其实也未必如此。更好的办法或许是，美国与日本也加入亚投行，从内部来施加影响。把TPP作为封堵中国的第一道壁垒，在对中国有着严重依赖的亚太地区可谓毫无意义。把TPP发展成为包含所有国家的机构，这一观念的确立极其重要。”

其实，对美国的一些人来讲，这已经不完全是情绪的问题了，他们试着去搞多个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名之为高标准高水平，实际上除了要把经济发展问题与政治地缘搞在一起，也还是要搞发达经济体为主体、发展中经济体为附庸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这就是业已在十二国框架里达成的TTP的那一套做法。

为什么美国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频繁地要打出对拉动经济尚有滞后效应的贸易牌呢?这里不仅关系到奥巴马卸任后的政治遗产，也是美国的宏观战略取向所决定的。TPP也好，TTIP也好，在美国与其盟国拉动经济工具和“子弹”并不多的情况下，他们既寄希望于盟国间的“抱团取暖”，也不希望经济全球化的均衡发展打破自己主导的利益结构。TPP和TTIP说穿了都是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贸易协定，既与一般劳动者的利益相冲突，也不能全面拉动产业发展，真正支持它的人，只有资本寡头，包括美国共和党人中的“建制派”。但这是不是全球化呢?从形式上看自然应当算作全球化中区域经济化的一种，但有条件、有挑选，最终要有利于美国资本的掌控。

目前，TTIP谈判正在进行，据测算，这会给欧美双方带来1100亿美元的效益，欧美力争在2016年夏天结束谈判。双方就服务业、放开公开招标、农业配额以及建立一家新法庭来解决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之间的纠纷等继续展开谈判。这个协议在预料中也不会那么顺利，因为正像我们在后文关于全球化的分析中所讲到的，除了敏感的就业与失业问题，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也会淹没许多与全球化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