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捷[1]
自建交以来，中国与苏丹两国在政治领域交流密切，中国对苏丹进行了持久有效的援助，两国也开展了广泛的人文交流，从而推动中苏两国于2015年9月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7月南苏丹共和国成立后，苏丹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内形势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尽管国内经济遭受了暂时的困境，民生状况也亟待提升，但其国内政局依然总体平稳，地缘政治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在当前中苏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中，中国可进一步深化与苏丹政府和执政党的交流合作;加大援助力度，将对苏丹援助打造成我国对外援助的样板;加强经济合作，并重视苏丹港的建设;通过拓展人文交流来培育两国青年友谊。
中国与苏丹，战略互信，经济合作，对外援助，人文交流
2015年9月，苏丹总统巴希尔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两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与苏丹自1959年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开展了深入密切而卓有成效的交往，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中国苏丹关系进行回顾与总结，不仅有助于当前中苏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而且对中国的中东非洲外交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与苏丹关系的历史特征
(一)中苏在政治领域的密切交流有助于构建两国的战略互信
自1959年2月中苏建交后，两国在政治领域就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1964年1月27日至30日，周恩来总理访问苏丹，中苏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和苏丹联合公报》，公报中明确指出“中苏关系在各方面日益发展，从而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够和平共处。双方决定为扩大两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合作和文化往来而做出努力”[2]。在两国政府的重视下，同年5月，苏丹总统阿布德访问了中国。1970年4月，苏丹派出了首任专职驻华大使，同年8月，尼迈里总统来华访问。在1971年欢迎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的讲话中，苏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开辟了联合国新的时代。[3]此后，尼迈里总统又于1977年6月、1984年12月访问中国。1987年12月，苏丹总理萨迪克访问中国。1989年巴希尔执政后，先后于1990年11月、1995年9月、2006年11月、2011年6月、2015年9月五次访问中国。在2006年来华访问期间，巴希尔总统称对中国的访问是多年来苏中两国元首互访和交流的延续，就像走亲戚一样，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苏中关系是南南合作的典范。[4]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对苏丹进行了国事访问，苏丹国内的主流报纸《舆论报》《生活报》等评价此次访问是苏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5]此外，中苏两国领导人也通过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亚非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外交平台进行密切交流，推动了两国战略互信的构建。
自2000年以来，在中苏两国政治领域的交往中，达尔富尔问题和南苏丹问题成为提升中苏战略互信的重要议题。
自2003年2月起，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2004年8月、2007年4月中国政府两次派出特使[6]就达尔富尔问题访问苏丹。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期间，提出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应遵循的四项原则: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非洲联盟、联合国等应该在达尔富尔维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支持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进程;促进地区稳定，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条件。[7]同年5月，中国政府首次设立了以达尔富尔问题为近期工作重点的非洲事务特别代表，[8]在工作中，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广泛接触苏丹政府高层，实地考察达尔富尔难民营，前往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协调意见，并通过国际媒体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努力下，2011年7月，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地区主要反政府武装“解放与公正运动”签署了和平协议，为实现达尔富尔地区的全面和平奠定了基础。
在南苏丹问题上，2005年苏丹南北双方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设定从2005年至2011年为过渡期，之后举行公投确定南北苏丹的“独统”问题。中国尊重南北苏丹的政治安排，在不干涉其内政的前提下与北方发展国家间关系，与南方发展党际关系。[9]南苏丹于2011年7月独立后，因石油过境费问题停止了产油并与苏丹爆发了冲突，中国政府在南北苏丹实现和平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2012年4月，南苏丹总统基尔访问中国，请求中国政府为南北苏丹缓和紧张局势提供帮助和支持，胡锦涛主席则表示中国将积极配合国际社会调解努力，以停止两国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10]2013年3月南北苏丹签署协议，两国从边界地区撤军并设立非军事缓冲区，南苏丹同意恢复石油生产，并经由苏丹输出。
(二)中国对苏丹的援助促进了苏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1970年苏丹总统尼迈里访华后，中国对苏丹的援助逐渐开展。中国的援助以改善民生为立足点，并能够结合苏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援助成效。
1.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1970年和1971年，中国先后向苏丹提供了2亿元人民币的长期无息贷款，并使用这批贷款援建了其首都喀土穆的友谊厅、瓦迪迈达尼(Wadi Medani)市至加达里夫(Gedaref)市公路(220公里)、瓦迪迈达尼市郊的青尼罗河大桥、哈萨黑萨(Al Hasaheisa)纺织厂和瓦迪哈尔法(Wadi Halfa)渔业基地等，其中，由中国援建的苏丹友谊厅高五层，面积达2.47万平方米，于1976年竣工，是苏丹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展览和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喀土穆最雄伟壮丽的现代化建筑之一，被誉为中苏友谊的象征。1981年，中国又承担了苏丹成衣厂和青尼罗河辛加(Singa)大桥的援建项目。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国政府再次加大了对苏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援助。2011年，由中国援建的苏丹第一长桥白尼罗河杜维姆(Duejm)大桥通车;2015年，“乌法公路”[11]贯通，该公路是苏丹东西交通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安全和经济社会意义非常重大，苏丹总统巴希尔将该公路命名为“西部救国公路”;此外，中国援建的苏丹新总统府也于2015年落成，新总统府共三层，总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设有正副总统办公室、大中型会议厅、会客厅、新闻发布厅等。
2.石油领域
1995年5月，《国务院关于改革援外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下达，开始实行优惠贷款援助方式，该年12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苏丹签订谅解协议(贷款协议)，苏丹石油开发项目成为第一个利用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的项目。1996年中石油使用该项优惠贷款开始了同苏丹的石油合作，并按期优质地完成了施工任务，1999年8月，苏丹正式加入了石油出口国行列。数年间，苏丹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的贫穷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迅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2007年苏丹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3%，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利用自有资源发展工业，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案例。目前，苏丹已拥有从石油勘探到钻井、从原油开采到加工直到石化产品的一整套石油工业体系。此外，中石油也为苏丹培养了一批石油技术人才和业务骨干，至2009年，中石油苏丹项目员工本地化比例已达90%，累计为苏丹创造八万多个就业岗位。[12]至2013年，中石油已在苏丹组织了各类培训班1000多期，累计参加培训的苏丹技术人员达10多万人次。[13]2015年9月，巴希尔在来华期间访问了中石油总部，并肯定了中石油为苏丹的石油开采和该国石油人才的培养所作出的贡献。[14]
3.农业领域
2000年以后，中国在农业领域对苏丹的援助不断深入并逐渐制度化。中苏两国分别于2008年6月和2009年9月先后签署了关于加强农业合作的议定书以及两国间未来三年农业合作行动计划。[15]2012年11月，中苏双方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苏丹共和国农业与灌溉部、畜牧资源与渔业部关于共同建设农业合作开发区的谅解备忘录》和农业合作第二个三年(2013—2015年)行动计划等。在援助中，苏丹方面选派种植、畜牧等领域的官员到中国学习考察，派遣农业科研院所的相关专家及学生到中国相关单位获取学位或短期进修。援苏丹专家组代表苏丹农业部为世界银行起草的《苏丹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出参考建议，帮助苏丹建立南南合作数据库，到各州考察并为其农业发展建言献策。2011年，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援建的，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苏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竣工，该中心经过数年的运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示范效果。苏丹农业和灌溉部三任部长、苏丹农业科学院三任院长、各大灌区总经理及州长先后到示范中心进行考察和学习，对示范中心工作进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示范中心为促进苏丹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棉花方面，从中国引进的棉花品种及配套种植技术，使苏丹急剧萎缩的棉花产业得到快速复苏，带动了苏丹棉花加工出口，该棉花种子已占据了苏丹国内90%的市场份额。[16]
4.人道主义领域
苏丹达尔富尔等地区的民众因受到国内冲突的困扰而长期流离失所。据联合国的统计，到2005年3月达尔富尔地区就有18万人间接死于冲突，至2006年，已有至少20万达尔富尔平民丧生(绝大多数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200多万人因冲突沦为难民。[17]中国作为正在成长中的国际社会大国，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彰显了应有的国际责任，2004年至2007年，中国先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了包括越野车、救护车、医疗器械、活动板房等在内的五批救援物资，至2010年，中国已向该地区提供了1.6亿元人民币的援助。[18]此外，中国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也在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至2015年9月，中国已向达尔富尔地区派出维和部队11批，其中第11批维和部队于2015年4月启程，该批部队由225名官兵组成，下辖两个工程保障分队、一个支援保障分队、一个警卫分队和一个一级医院，主要担负修筑桥梁、整修道路、构筑工事、医疗保障、卫生防疫等保障任务。[19]
此外，在近年来对苏丹的医疗援助中，非政府组织和中资企业的参与成为有效的民间援助渠道。201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苏丹民间慈善组织捐赠了价值近11万美元的物资，同年，该基金会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合作举办了“苏丹民间组织扶贫能力建设培训班”，20位苏丹的民间组织负责人及政府官员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学习。培训班在讲授中国的发展经验外，还特别邀请了中石油国际事业部相关负责人就企业在苏丹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情况做了专门介绍。2011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资助下，成功援建了苏丹杰拉济州阿布欧舍医院。[20]2012年，该基金会开始派遣工作人员和医疗志愿者到阿布欧舍医院实地工作，通过对医院助产护士进行能力培训、组织医院周边社区的孕产妇学习、宣传妇幼保健知识等途径，逐步搭建医院周边社区母婴保健网络。
(三)中苏人文交流奠定了两国的民意基础
1.医疗卫生领域
苏丹的医疗资源稀缺，医疗技术也相对落后，大量的普通民众在受到疾病威胁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有鉴于此，1971年4月，中国开始派遣赴苏丹医疗队(由陕西省卫生厅负责)，至2014年时，中国已向苏丹派遣医疗队31批854人次，辐射面达到了五个州，并赢得了苏丹民众的高度认可，甚至埃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等苏丹周边国家的民众也来到援苏丹医疗队就诊。当前，中国对苏丹的医疗援助，已不仅局限于医疗队的派遣，在公共医院建设方面同样成绩斐然。1995年，由中国政府援建、象征中苏两国友好的苏丹恩图曼(Umm Durman)友谊医院落成;2014年，另一援建医院达马津(Al Damazin)中苏友谊医院正式接诊，该院总建筑面积达5850平方米，拥有88张床位，由门诊楼和住院楼两栋三层楼房组成，也成为达马津市的地标性建筑。[21]
2.教育领域
改革开放后，中国每年向10名苏丹学生提供奖学金，至2006年，中国共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413名。[22]2009年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正式启动，至今已取得了丰硕的人文交流成果。该院除自身教学外，又先后在苏丹卡拉里大学、巴哈利学院、红海大学设立中文系作为教学点，每年培训苏丹汉语学员2000余人次。[23]苏丹高教和科研部部长苏梅娅在2014年访华期间肯定了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及中国文化推广的积极意义，并认为此举有助于拉近苏丹和中国的距离。[24]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中，苏丹喀土穆大学与中国扬州大学被确立为合作院校，两所高校在人文、工程、农业等各学科领域展开了一对一的校际合作。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等国内高校智库也和苏丹高校及学者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3.文艺领域
文艺交流中最为成功的案例，当属被苏丹民众称为“苏中友谊之花”的苏丹杂技团的培育。根据中国和苏丹两国政府于1970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丹首批50名苏丹杂技学员于1971年来到中国学习。1974年，苏丹总统尼迈里观看了苏丹杂技团在苏丹国内进行的首次演出。[25]1978年初，苏丹杂技团招收的第二批22名学员，于1978年12月底来到中国学习。随着两国文化协定执行计划不断续签，苏丹杂技学员的培养以及中苏杂记艺术的交流也逐渐常规化。当前，苏丹杂技团已是苏丹最大的全日制国家文艺团体，并曾先后随总统出访或单独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家，在苏丹重要的传统节日，其国内民众也可以欣赏到杂技团的表演。苏丹人热爱杂技，将苏丹的杂技艺术视作民族的骄傲、国家的光荣。[26]
此外，以友好城市为依托的人文交流对于中苏民意基础的奠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武汉市与喀土穆市在1995年成为友好城市，2009年，武汉飞往喀土穆的航班开通，2013年，喀土穆市副市长访问武汉，并希望深化两座城市间的联系。201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也与苏丹杰济拉州缔结为友好区州，2015年，杰济拉州教育代表团访问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相关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杰济拉州大学校长表示将会全力推动苏丹与宁夏在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对南苏丹独立以来的苏丹形势评估
2011年7月南苏丹共和国成立后，苏丹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内形势也因此发生了显著改变，根据四年多来苏丹的发展变化，本文对苏丹形势作出如下评估。
(一)国内政治局势总体平稳
自1956年苏丹独立以来，南方问题就一直是影响苏丹政权稳定或更迭的最大问题。南方地区主要生活着信仰原始宗教的非洲黑人，在文化上和北部的阿拉伯化地区截然不同。1964年阿布德政权、1985年尼迈里政权的垮台，1969年第二届、1989年第三届议会制政府的解散，都严重受到了中央政府对南方问题处理不善的影响。
2011年，南方问题终以南苏丹的独立而和平解决，虽然削减了苏丹的人口和领土，其大部分油田也被剥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客观上也有助于巴希尔政权的稳定。当前，尽管在达尔富尔地区、南科尔多凡州、青尼罗州等地仍有小规模的地方叛乱武装，但因其军事力量小、政治影响弱，对现政权的威胁不大。在政党政治领域，苏丹国内反对巴希尔的政党为数不少，且大多都有教派、族裔和地区的背景，但这些政党都较为弱小，且其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因此难以在近期对苏丹现政权形成挑战。2015年10月，苏丹政府在非洲联盟的支持下启动了全国对话进程，现政府与反对党已在首都喀土穆开始协商，与地方叛乱武装在非洲联盟总部亚的斯阿贝巴举行和平谈判。
(二)地缘政治环境逐渐缓和
虽然当前国际刑事法院对巴希尔的逮捕令还未撤销，但苏丹周边国家和非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巴希尔政权逐渐转为支持态度。作为苏丹的重要邻国，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长期对达尔富尔地区怀有野心，但随着利比亚陷入内乱，达尔富尔地区和苏丹西北边境的外部压力大为减轻。南苏丹的独立使得苏丹的邻国数量得以减少，这也避免了原先因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接壤导致以上两国反政府武装的袭击和难民的涌入。埃及是苏丹最具历史渊源的邻国，当前埃苏关系也得到好转，2015年8月埃及新苏伊士运河开通之际，巴希尔总统访问了埃及，并与埃及总统塞西达成了关于积极推动两国人员流动与加强经济合作的协议，为此埃苏双方都释放了此前拘押的对方越界渔民和矿工等。作为阿拉伯和红海国家，苏丹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苏丹外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3月，苏丹参加了由沙特主导的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仅沙特就于2015年7月、8月两月给予了苏丹10亿美元的援助，而赴海湾阿拉伯国家工作的苏丹人数量也显著增长。[27]此外，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苏丹重要的非洲伙伴国家也表示非洲联盟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制约，愿意接受巴希尔政权代表苏丹协商地区问题。
(三)国家经济暂时遭受困境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石油的开发和出口，苏丹经济逐渐依赖于石油产业，2011年之前苏丹收入来源的60%—70%依靠石油，但苏丹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其中南部的穆格莱德(Muglad)盆地、迈鲁特(Melut)盆地、青尼罗河(Blue Nile)盆地。南苏丹独立后，苏丹的全部石油产量只占到原产量的25%，[28]国家经济从而暂时遭遇困境。2012年，苏丹因边境油田划分和石油管道过境费的收取问题几乎与南苏丹爆发战争，直至2013年5月，南苏丹生产的石油才继续由管道输送至苏丹。
受国内经济衰退的影响，苏丹镑在南苏丹独立后大幅贬值，与美元的实际汇率已超过10∶1，而2011年时汇率则只有2∶1。在包括知识分子阶层在内的广大民众收入没有得到提高的情况下，苏丹国内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却持续暴涨，据苏丹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数据，2015年6月苏丹的通货膨胀率为18.3%，7月则为14.1%。[29]
尽管如此，但从长期来看，苏丹的经济发展依然很有潜力。其一，在阿拉伯国家中，苏丹的农业条件是居于前列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在石油出口之前，农业为苏丹提供了80%的出口收入，为苏丹劳动力人口提供了三分之二的就业岗位。[30]作为苏丹农业重要经济作物的棉花、阿拉伯胶以及在阿拉伯国家中名列第一的畜牧业资源，在历史上为苏丹换取了大量外汇。苏丹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只需重视农业领域的政策，农业能够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其二，苏丹红海州、北方州有着可观的黄金储量。近一两年来，苏丹政府重视其黄金的采掘，仅2015年1月至8月，苏丹就已采掘黄金54吨。[31]其三，苏丹的石油资源还有待进一步勘探开采，其国内石油化工技术已有一定基础，具备在近期提升的空间。
(四)民生状况亟待改善
苏丹的难民问题较为严峻，难民主要分布在国内反叛武装仍然活跃的达尔富尔地区以及与南苏丹接壤的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但随着苏丹全国对话会议的开展、非洲联盟在苏丹政府与反叛武装之间的斡旋，难民规模预期会得到遏制，救济措施也会有相应改善。
由于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苏丹民众生活水平得不到保障，部分民众甚至因此沦为难民。在缺少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大量苏丹技术人才选择出国务工。根据苏丹人力资源部的数据，2012年的前10个月，前往国外工作的苏丹公民已超过7.5万人，而仅仅在2015年8月的第一周，就有1.2万苏丹人寻求出境签证，[32]其中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者占据了移民的大多数。
此外，苏丹医疗资源匮乏，普通民众的基本医疗条件得不到保证。2015年蔓延至全国各州的麻疹疫情，至2015年7月已造成43人死亡，近3000人确认感染了该疾病，其中72%是不满15岁的儿童。[33]
对中苏战略伙伴关系的展望
(一)进一步深化与苏丹政府和执政党的交流合作
2015年6月，巴希尔以94%的高得票率连任总统，其领导的苏丹全国大会党赢得了国民议会超过75%的席位。尽管苏丹国内党派众多，但在短时期内都难以撼动巴希尔政权的统治地位。苏丹经济虽暂时遭遇困境，但借助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埃及、埃塞俄比亚、非洲联盟等地区大国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巴希尔政权在2015年至2020年这一总统任期内是稳固的，中国对苏丹的外交政策，依然可建立在与巴希尔及苏丹全国大会党的传统友谊基础之上。在与苏丹全国大会党的交流中，应注重传播中国在治国理政和经济发展领域的经验，继续充实丰富苏丹全国大会党来华高级干部研修班的课程与活动。
(二)加大援助力度，将对苏丹援助打造成我国对外援助的样板
中国在近50年对苏丹的援助中，能够以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结合苏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援助成效。南苏丹独立前，苏丹是中国第六大原油进口国，与俄罗斯相当。至2011年，中国已连续多年从苏丹进口原油1000多万吨，占中国进口总量的5%以上。[34]在当前的援助工作中，中石油仍需和苏丹相关部门合作，帮助苏丹开发新油田，增加其原油产量。2015年9月，中苏两国达成协议，苏丹准许中国公司在红海州、森纳尔州、西科尔多凡州勘探石油及天然气。[35]在农业领域，苏丹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安全，并将农业视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也给予了中国农业技术援助施展的空间。
此外，中国在对苏丹援助中应更为注重社会效益。中国援苏医疗队在苏丹已逾40年，在该国社会享有盛誉，其经验需要总结和推广。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之外的行为体开始在对苏丹社会援助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中石油在苏丹展开了包括援建医院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援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将苏丹作为援助对象国，通过捐赠和派遣志愿者等项目开展活动。
整体而言，中国对苏丹的援助成效显著，中国政府应在此基础之上，加大援助力度，将以援助带动经济合作、以援助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目标，把苏丹打造成我国对外援助的样板国家。
(三)深化经济合作，重视苏丹港的建设
经济合作是全方位发展中苏关系的动力，在对外援助的带动下，应大力推动我国中小企业、民间资本进入苏丹，在基础设施、矿业、农业、皮革化工等苏丹具备客观基础，我国又具有相对优势或因产业转型升级而亟待转移的领域，进行可持续的投资、贸易与生产。以农业为例，由于缺少资金和科技支持，苏丹农业可耕地利用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畜牧业发展速度也不快，中国国内的中小农业企业因此也具备了开拓苏丹农业市场的基本条件。
在矿业领域，当前我国需密切关注俄罗斯在黄金产业与苏丹的合作。苏丹黄金储量较为丰富，苏丹政府近期加快了黄金产业的发展，并与俄罗斯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我国也应尽快协调国有大型黄金公司进驻苏丹，对接苏丹发展所需。
必须指出的是，苏丹港的建设应纳入到我国深化与苏丹经济合作的战略布局中。苏丹港不仅是苏丹第一大港，也是红海海域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中国港湾工程公司与苏丹港港务管理局合作已近20年，中苏双方建立了多个能够停靠10万吨级货轮的大规模集装箱码头和原油与成品油装卸码头，从而为苏丹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8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访问苏丹港，并与苏丹港的军地高层进行了交流。自2006年起，我国商务部开启了境外中国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就当前中苏经济合作而言，可以以苏丹港为依托，加快建立经贸合作区。
(四)加强人文交流，培育两国青年友谊
中苏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密切关系，提升了苏丹青年学习汉语的热情。苏丹文化具有阿拉伯文化和非洲文化的双重属性，在中阿、中非关系中更应该得到我国的重视，但当前在苏丹仍只有喀土穆大学的一所孔子学院。鉴于苏丹青年渴望了解中国的感情，中国政府可适当增建孔子学院，增加赴苏丹汉语教师及志愿者，以及苏丹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名额，丰富中苏两国青年的交流活动，并通过在苏丹国内介绍推广“孔子新汉学计划”项目，着力培养能够在中国与苏丹、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中国与非洲间进行畅达沟通的“中国通”。
【注释】
[1]闵捷，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中国和苏丹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64年第3期。
[3]王猛:《从苏丹个案看中国对阿外交之成长》，《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2期。
[4]吴文斌:《苏中关系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人民日报》2011年6月27日。
[5]邵杰:《苏丹主要报纸积极评价胡锦涛主席访问成果》，《人民日报》2007年2月6日。
[6]2014年8月、2007年4月访问苏丹的中国政府特使分别为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吕国增、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
[7]黄建纲、王传宝:《胡锦涛同苏丹总统巴希尔会谈》，《经济日报》2007年2月3日。
[8]刘贵今于2007年5月被任命为首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于2012年2月至今担任第二任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9]张春:《南部苏丹独立的中国应对》，《东方早报》2011年2月14日。
[10]杜尚泽:《胡锦涛同南苏丹总统基尔会谈》，《人民日报》2012年4月25日。
[11]“乌法公路”是指连接北科尔多凡州城市乌木凯拉底姆(Um Keiredim)与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Fasher)之间的公路，长168公里。
[12]郭影:《中国石油向苏丹贫困母亲慈善会捐赠》，《中国石油报》2009年11月20日。
[13]曾彬:《友谊的丰碑——中国石油与苏丹油气合作侧记》，《中国石油企业》2013年第1期。
[14]孟庆璐、李丹:《苏丹共和国总统巴希尔访问中国石油》，《中国石油报》2015年9月6日。
[15]徐国彬、王辉芳、李荣刚:《中国与苏丹农业合作现状与对策探讨》，《世界农业》2012年第1期。
[16]贾焰、徐继峰:《中国—苏丹农业合作开发区建设的研究》，《世界农业》2015年第8期。
[17]姜恒昆:《达尔富尔危机:原因、进程及影响》，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18]方文军、戴贝:《刘贵今:中国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援助是全方位的》，国际在线，http://gb.cri.cn/ 27824/2010/03/22/110s2791484.htm，2010年3月22日。
[19]郭如生、杨辉:《中国第11批赴苏丹维和部队出征欢送仪式举行》，人民网，http://military.people. com.cn/n/2015/0420/c1011-26874777.html，2015年4月20日。
[20]吕晓莉:《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民间外交领域中的作用研究》，《中国治理评论》2013年第1期。
[21]吴文斌:《中国“三点一线”医疗援非格局建成》，《国际商报》2014年3月24日。
[22]吴富贵:《透视苏丹汉语热》，《国际人才交流》2010年第10期。
[23]田河:《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图书馆揭牌支持汉语教学》，中国侨网，http://www.chinaqw. com/hwjy/2015/08－19/61274、shtml，2015年8月19日。
[24]曾书柔:《苏丹高教和科研部长:孔子学院推广汉语绝不会是文化入侵》，人民网，http:// world.people.com.cn/n/2014/1128/c1002-26110115.html，2014年11月28日。
[25]时延春:《丝路盛开友谊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页。
[26]刘元培:《苏丹的杂记新花》，《阿拉伯世界》1981年第5期。
[27]Sudan says it received$1 billion in Forex deposits from Saudi Arabia，2015-08-12，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6025.
[28]张燕:《南北苏丹总统会晤，石油利益分配成焦点》，《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9月25日。
[29]Prices of consumer goods double in Sudan’s capital，2015-08-13，https://www.dabangasudan.org/en/ all-news/article/prices-of-consumer-goods-double-in-sudan-s-capital.
[30]刘鸿武、姜恒昆:《列国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31]Production of 54 Tonnes of Gold in the Last EightMonths，2015-09-10，http://news.sudanvisiondaily.com/ details.html?rsnpid=254578．
[32]Sudan says 12，000 of its citizensmigrated abroad thisweek，2015-08-06，https://www.sudantribune.com/ spip.php?article55953.
[33]Sudan’s measles outbreak update:43 deaths，2015-08-14，https://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sudan-s-measles-outbreak-update-43-deaths.
[34]曾兴球:《苏丹南北分离考验中国企业应对挑战的能力》，《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3期。
[35]Sudan grants China gas production franchise in four zones，2015-09-08，http://www.sudantribune.com/ spip.php?article5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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