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同领域关于幸福理论及幸福测度学术研究回顾与评析

幸福能否被测度，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争论和质疑。应该说，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肯定的答案。但究竟如何准确测度幸福，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和实践问题。多年来，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诠释着幸福并尝试找到测度幸福的恰当方法，但至今尚未实现像GDP一样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的测度指标体系。本小节将从三个方面对不同领域关于幸福理论及幸福测度学术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回顾梳理与评析。

一、幸福测度的多维视角

（一）幸福测度的经济学视角

对经济学关于人类幸福的研究追本溯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后来，边沁、斯密、杰文斯、庇古、萨缪尔森等著名经济学家对快乐、幸福均有阐述，其中不乏一些经济学家把快乐、幸福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例如，经济学早期创始人之一边沁将避苦求乐作为个人行为的基础，主张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手段。[1]但是福利经济学与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却没有如边沁提议的那样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度量，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如居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上面。许多经济学家把人类幸福看作随着财富增长而带来的必然结果，幸福的度量变成了财富的度量。主流经济学在很长的发展过程中，严重忽视了对人类幸福问题的关注，从而使幸福逐渐淡出了经济学的视野。正如周天勇教授所言：“主流经济学研究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重视财富多少，轻视人本身的幸福感受；重视稀缺性，突出表现为重视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钻石等物品，轻视无货币价值而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生存必需品；强调劳动，轻视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的休闲；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轻视人们的主观需要；重视物质条件，轻视精神享受；重视国家的强盛，轻视民众的富足；重视工业化和城市进程的正效应，轻视其带来的负效应。”[2]

20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重拾边沁的幸福路线，提出若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为补偿受损者的福利对制造污染的工厂征税等。[3]在庇古之后，福利经济学还有多种流派，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人类幸福与社会福利再次成为经济学研究主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之后，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与人类幸福的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有关幸福的研究又重新进入了经济学的视野，表现出了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财富的科学，经济学也绝非不关心幸福，而本应该就是经世济民的科学。近年来，国际上许多经济学者参与了对人类幸福的研究，著名的Economic Journal发表了大量有关经济学与幸福、快乐关系的文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代福利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指出，自由发展观和狭隘发展观有根本不同。狭隘的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这些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类发展、人类福利而服务的，发展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人类谋福利。阿玛蒂亚·森眼中的自由，是人们免受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等方面的能力，是享有运用其经济资源去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以及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的发布及其准确性的保证，是防护性保障即为了济贫、赈灾、救急、扶助老弱病残等目的而建立的社会安全网，等等。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这些自由一方面要靠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来保证，另一方面又涉及一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各种资格，如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的人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有资格上学受教育。阿玛蒂亚·森认为，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因而福利的实现又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拥有房屋、食品、健康等。他还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当在衡量福利时加以考虑。他的这一创见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创建的。

继阿玛蒂亚·森之后，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幸福的体验效用可以测度，对福利的测度能够满足制定经济政策的需要。为表彰他们把心理研究与经济科学融合到一起，他们获得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综上所述，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逻辑起点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构建经济学的出发点与归宿。只是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曾经偏离了这一目标，才引起了今天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向幸福与快乐的复归。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出发之地，总要回答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与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还专门为此撰写了《回到边沁》一文。今天，基于经济学视野的幸福研究与测度已成为一个应运而生的课题。[4]同样的研究在中国也悄然兴起。

（二）幸福测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

从社会学角度看，丰富的幸福思想蕴涵于社会学之中，社会学家把幸福看作一种社会产物，并将之置于一定的社会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对于幸福的理解与一般意义上将幸福看作个人现象或者心理现象并不相同。从心理学角度看，心理学家则将幸福看作一种人性特征，幸福是人类个体认识到自身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得到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是由需要、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两个学科在共同探索对人类幸福测度时落脚在两方面：一个是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另一个是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测量。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测度指标主要包括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度。生活质量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富裕社会》中首次提出。[5]他认为，生活质量的本质是一种主观体验，它包括个人对生命全过程的满意程度、内在的知足感以及在社会中自我实现的感受。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还存在着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之分。客观生活质量研究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与条件，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关注的是人们对自身状态、环境与条件的主观评价与感受。前者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的统一，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终极性；后者体现了人的客观生存发展条件与主观心理体验的统一，强调了个体的内在体验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

社会学与心理学共用的指标是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人们称其为Subjective Well－Being，国内研究者一般将其译作主观幸福感。国外主观生活质量研究者将其视为体现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在许多场合下可以与主观生活质量混用。较早从主观幸福感意义上对生活质量明确加以阐述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坎贝尔。他认为生活质量是源于一个人对自己整体生活的当前体验而产生的主观的幸福感受。主观生活质量测度力图建立严谨而又科学的指标体系，使幸福测量具备稳定性、可信性和有效性。主观幸福感研究由心理学家发起，经过一段时期以后，一些研究者开始从操作的角度对幸福感加以研究，先后出现了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心理发展三种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取向。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则把视野投向了个体潜能的发挥与价值实现，他们将个体的自我实现程度作为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核心内容，自主、环境驾驭、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与个人价值密切相关的要素成为幸福感的重要成分。在他们看来，价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

二、与幸福测度相关的概念问题

（一）幸福悖论

现代经济学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随着经济增长与财富的增加，人类幸福并未随之提高。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的具体表现。

美国心理学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于1971年在《享乐的相对主义和规划美好的社会》一文中，通过将适应水平理论应用于个体和集体幸福研究，得出了更好的客观生活条件对个人福利没有影响的结论，即幸福悖论。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围绕幸福悖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幸福悖论进行了阐述，在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现实数据反复印证了它的科学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新技术浪潮的推动下，全球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了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的提升。然而许多研究显示，物质丰富程度与人类幸福感之间并未呈现必然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现象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也称为幸福悖论。由于这一现象由伊斯特林教授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所以也称此现象为伊斯特林悖论。相关研究表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GDP增长与人类幸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人们的幸福感随之提升。但当经济增长突破一定界限即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时，它对人类幸福的解释力就会变弱，甚至出现经济增长而幸福感下降的情况。大量研究还表明，许多社会经济因素与人类幸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例如，失业是导致人们不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社会公平程度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但在某些地区，社会公平程度与穷人幸福程度之间相关程度较高，与富人幸福之间不具相关性，等等。调查显示：在1946－2004年的近60年间，美国人平均幸福指数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甚至还有下降的情况，一些欧盟国家民众的平均幸福水平也呈现出同样的情形。

可以说，虽然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我们进入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富裕社会，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却呈一种“剪刀差”状态。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在2006年和2009年两次对全球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幸福指数”的评价和排名表明：幸福悖论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且具有规律性。

（二）东亚幸福缺口假说

东亚幸福缺口假说由澳大利亚华裔教授黄有光提出。东亚幸福缺口假说实际上是幸福悖论在东亚的具体体现，它是指东亚国家和地区不仅有高收入水平而且经济具有高增长率，但整体上看却比其他地区的幸福水平低。

关于东亚幸福缺口，黄有光教授提出了5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由于东亚地区经济高增长与民众高消费所引致的拥挤、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环境破坏现象大量出现；第二，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水平上，东亚地区过度的竞争有可能有害于幸福；第三，东亚人特有的教育方法和文化的影响，可能有害于本地区人民的真实创造能力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第四，东亚文化过分强调一致、秩序和集体利益，从而可能有害于个人主义、自由和幸福；第五，在一定程度上，东亚文化太过于强调外观，强调不丢面子，而较少重视真实内容和真实情感。

（三）幸福鸿沟

影响一个国家国民幸福感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经济收入并不是唯一指标。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于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由此，该观点也直接构成了“幸福鸿沟”概念的本义。

黄有光、刘晓芳在《快乐鸿沟》一文中指出：“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他还指出：“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两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6]

（四）“快乐水车”现象

“快乐水车”现象是指收入增长，但快乐却不相应增长（相当于在原地打转，不往前走），即所谓的“有钱不快乐”现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卡尼曼教授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对全世界幸福感几乎没有影响。例如，在过去50年的发展中，大幅度增加实际收入并没有改变幸福满意度。传统理论认为有钱就快乐，GDP的增长就是幸福。而卡尼曼等人所研究的结果显示，生活环境的改变对全世界幸福感几乎没有影响。人们的幸福表现为对产品和服务的体验，而不是产品和服务本身。所以，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幸福的增加。

（五）收入与消费对幸福影响的“棘轮效应”

所谓“棘轮效应”是指人们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即人们的习惯与欲望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以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收入与消费习惯的不可逆性，有如宋代政治家司马光所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简单的十个字，道出了“棘轮效应”这样一个经济学原理。“棘轮效应”的概念由经济学家杜森贝提出，他与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观点正好相反。凯恩斯主张消费是可逆的，即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必然立即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针对凯恩斯的观点，杜森贝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计划，它还取决于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受许多因素影响，如生理和社会需要、个人的经历等。特别是个人在收入最高期所达到的消费标准对消费习惯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三、幸福测度研究进展

（一）国外关于幸福测度研究进展

英国心理学家罗斯威尔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幸福＝P＋5E＋3H。其中，P代表个性，包括世界观、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包括健康、交友、财富状况等；H代表高级心理需求，包括自尊、期望、雄心、幽默感等。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给出了计算幸福的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并且把影响效用的因素分为物质财富、健康长寿、人的自尊、环境改善、社会公正五大类。[7]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将幸福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包括人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成就的取得、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程度、未来保障等；另一种是国家幸福，包括人们对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多个方面的评价。

日本也于2000年开始进行幸福指数研究，其采用国民幸福总值（GNC）形式，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进行了“全国幸福感账户”研究。2004年，他与艾伦·克鲁格发表了《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査方法——日重现法（DRM）》。日重现法的主要思路是，根据所设定的框架，通过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引导被测试者再现并回忆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其评估。

2006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公布了与英国地球之友组织共同撰写的一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HPI）的报告。幸福星球指数由三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及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幸福星球指数＝生活满意度与预期寿命之积／生态足迹。其中，生活满意度数据主要来自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和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的世界卫生调査；预期寿命数据来自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生态足迹数据主要来自全球生态足迹网（Global Footprint Network）中的《2004地球生态报告》（Living Planet Report，2004）。其中，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度量指标，是指在现有消费水平、技术发展和自然资源背景下，一定数目的人口需多少土地才能养活。

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设立的幸福指数则十分简单，该幸福指数问题只有一个，即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自己是非常幸福、十分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通过对被访者的答案进行统计处理，计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

两位瑞士学者布伦诺·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在《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一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各种经济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而且还借鉴、汲取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的分析范式及研究成果，对幸福做了大胆而有意义的拓展研究。探索幸福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是否像悲观主义者所感受的那样人们越来越不幸福，是否像乐观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人们变得越来越幸福，是否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言的那样收入增长导致人们越来越幸福，等等，并以瑞士样本做了实证研究。同时两位学者还进一步系统、深度地分析了经济体制和公共决策体制对人们主观幸福的重要影响。[8]

法国总统萨科齐2008年设立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即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2009年发布的长达300页的报告中认为，幸福的主观维度与客观维度同样重要，测量幸福应该同时考虑8个维度：物质生活水平、健康、教育、工作、政治发言权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经济与社会安全状况，而这其中很多是传统的财富测度所忽略的。[9]

2010年1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耗资200万英镑邀请国家统计局制定出衡量国民“总体幸福程度”的方法，希望通过定期发布新数据以评估英国各地居民生活质量。卡梅伦认为，目前英国的国民幸福指数衡量标准仅依据经济增长数据是不全面的，与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系统相比，新系统将综合全面地考核国民幸福指数。2011年8月据英国媒体报道，经过持续5个月的“国民幸福计划”全民讨论，英国人认为幸福程度取决于以下要素：健康状况、与亲友的关系、工作满意度、经济安全度、目前和将来的环境状况以及教育和培训情况。英国国家统计局将参考上述结果，推出英国第一套国民幸福指数。正在为幸福指数项目工作的艾琳·辛普金斯说，许多接受访问的人告诉她，在幸福感中，健康、人际关系和工作满意度是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其他因素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例如，是否拥有健康绿色的空间，社区凝聚力如何，等等。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此前曾表示，一个繁荣社会也应是一个幸福社会，人们需要在关注短期效益的同时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加拿大也在调查引入类似方案的可行性。加拿大在全国也进行了类似国民幸福感调查，但并没有成为官方采用的数据。加拿大全国统计委员会的成员约翰·埃利威尔曾经参与英国关于如何测量幸福感的讨论，他表示，“英国的计划将斯蒂格利茨和森的报告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落到了实处：将系统地测量主观幸福感作为范围更大的全国会计系统的一部分以及使用这个数据作为指导政策制定的因素”。

目前，追求国民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和幸福度，已经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诉求。

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幸福测度实践源自不丹。不丹四世国王旺楚克于20世纪70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维度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开始改变人们对“幸福”的既有认识，使“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了能与GDP并驾齐驱的概念。之后“国民幸福”理念很快就得到了举世公认，当“国民幸福总值”抑或成为许多国家测度政府执政能力指标的同时，也成了不丹在世界范围内的一张耀眼的名片。如今，不丹研究的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扩展到九个领域：生活水平、健康、教育、生态体系的多样性和弹性、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时间的利用与平衡、政府善治、社区活力及心理良好，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相应的指数标准。在不丹首次用国民幸福指数即GNH代替GDP，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行“全民幸福计划”时，并没有引起外界过多的关注。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不丹不仅在人均GDP方面领先南亚，而且国民幸福感更是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不丹将国民幸福指数实践于宏观领域的成功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度和学者的高度关注，人们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

（二）国内幸福测度研究进展

国内研究者对幸福测度的关注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多数研究针对的是老年人、青年学生、疾病患者等一些特殊群体。这类研究主要是在心理健康层面上展开的，由心理学家进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基本没有涉及宏观的社会决策问题。研究者们采用的主要是国外研究者编制的研究工具，大部分工具运用于我国居民时没有经过必要的修订。

1989年，林南、卢汉龙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中，探讨了家庭生活、职业的社会特征、职业收入与家庭经济概况、文化休闲条件、公共服务设施、住房及环境、社会关系、子女教育8个具体领域的满意度。

中国台湾学者陆洛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台湾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通过梳理中国人幸福感的九大来源：自尊的满足、人际关系的和谐、对金钱的追求、工作上的成就、对生活的满足、活得比旁边人好、自我的控制与理想的实现、短暂的快乐、对健康的追求，编制了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

2001年，林洪教授等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和统计框架。

邢占军博士基于对幸福含义的重新界定后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它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10个方面反映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但从全方位反映民众幸福感的角度来说，这10个方面还是心理层面的指标居多。

2003年，陈惠雄教授设计了主客观结合的快乐指数影响指标体系，含健康、亲情、收入、职业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六大快乐因子圈，并随着因子圈层级的增加，对幸福的影响程度更为重要。

200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教授奚恺元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査报告》，这一报告采取随机抽样电话访问和网上问卷形式，调査内容包括总体幸福感、人情关系、交通设施、个人发展机会、生活环境等。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中国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10]

乐正教授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是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度。因此，他的观点是“幸福＝美满生活＋愉悦身心＋和谐关系”，并基于深圳市样本做了实证研究。[11]

2009年，吴静教授运用主观评价法，建立了包括健康生活、工作保障、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满意度、未来信心6个方面因子的测度居民幸福的结构方程模型，6项指标的设计体现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现在到未来的设计思路，并探讨了各因素之间及因素内部之间的关系。[12]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这6项指标与陈惠雄教授的指标相近，比较客观而准确地涵盖了人类幸福的主要方面。

经过文献梳理可看出，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都在大范围、全方位、多学科、多角度谈论幸福、研究幸福，并开始摈弃GDP至上的观念，试图把国民幸福与政府的执政理念放在一起考量。总结之，经济学侧重于以幸福（效用）为核心展开其理论体系，社会学、心理学中的幸福研究则侧重于主观感受的科学测定及其影响要素的结构。其他学科也都从不同角度切入探讨幸福或者幸福测度问题。各个学科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推动了幸福研究在全球的深入展开并向实证化发展。

社会学家首先找到了不同于人均GDP的用于测量生活标准的实验指标，引发了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运动。经济学家从社会学家获得灵感来源，研究能够有效地量化生活质量概念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以达到某种社会现象的可说明性，并在生活质量分类上纳入一些新的指标，如民主、社会资本、健康、工作条件和基本能力，发展成为后来的人类发展指数。相对GDP而言，人类发展指数是一种矫正。但人类发展指数是把国内生产总值、健康和教育三个指标合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传统经济指标的简单平均，人们于是不满意，就试图找到新的替代指标。从GDP、绿色GDP、HDI到GNH，从20世纪人类一次又一次重大发明到今天更具创新意义的测度人类幸福，人们思考问题更趋理性。或许，社会发展从测度财富转向测度人类幸福，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最大的创新之一，这也正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对国民财富的研究到人类幸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人们的思想，为社会发展和政府施政提供了基于人类幸福观的管理基础。

[1]边沁：《立法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2]周天勇，《国民幸福与快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05/29/content_6166371_3.htm。

[3]庇古：《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54页。

[4]缘泉：《追索人类行为的真谛》，《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0日第10版。

[5]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富裕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6]黄有光、刘晓芳：《快乐鸿沟》，《信息空间》2003年第1期，第50—58页。

[7]保罗·萨缪尔森美：《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684页。

[8]A．Stutzer＆B．S．Frey．Happiness and Economics：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220．

[9]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Home page．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en/index.htm.

[10]程国栋、徐中民、徐进祥：《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地理学报》2005年第6期，第5—15页。

[11]乐正：《中国深圳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6页。

[12]吴静：《城乡居民幸福测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4期，第6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