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享的目的

八、实现共享的目的

在我心中有很多未成形的想法，必须花些时间重新整理。但是有些想法必须在它们消失前就先定案。在我看了柏格森在《加州管理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后，某些想法就变得更明确了。我比较了这些具有罗夏测验、投射测验和非结构性测验特征的团体后，发现非结构式的心理分析和这些有着某种关联，此外也与道家的消极主义和无为思想有关——放任万物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

我可以把他们与我所知的理论性和知识结合在一起，我想建议在这个领域的人，他们也应该做同样的事。但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非结构性的力量已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有所展现。

现在我有另一个想法：我重新回想了韦特海黙强调的非结构性思考的主张，恭里夫实验和艾殊实验也支持这种主张。这就产生了另一个相关。

我比较了心理分析所采用的自由联想与罗夏测验中非结构性墨点所产生的影响。我发现，当世界变得有结构性、有组织、有秩序时，人们就会倾向于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结构。布兰迪斯心理研究所采用道教思想与消极主义式教学，我在其中学习到，缺乏结构和消极主义会激发人类深藏的心灵力量，使人们朝向自我实现的目标迈进；但是我也发现，缺乏结构的组织曾暴露出个人的弱点，例如缺少才华。简而言之，非结构性环境对人有好处也有坏处。

我开始了解到，在我们这种教学环境下失败的人，也许在传统的研究所会有很好的表现。他们不停地上课，不断地考试、累积分数，生活在一个有组织、强调权威的环境中。他们等着别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不必主动去争取。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其实我们研究所的环境对那些失败者而言，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在二十五岁——而非等到四十五岁时——就清楚地知道了自己对心理学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也不适合成为一名怀抱热忱的知识分子。

这种事似乎也会发生在无组织性的团体之中。如果一直有人告诉你做什么，生活对你来说也许会变得容易许多，但是你会因此无法发觉自己的弱点，更无法看出自己的优点。我在关于心理治疗的文章中，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抽离塑造行为的外部因素后，人们的行为将会受到内部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果要观察内部心理因素，就必须消除外部因素，例如外部结构。这就是罗夏测验的目的，这也是我在爱罗湖所观察到的实况（注：马斯洛曾受天尼堡之邀，前往南加州大学爱罗湖会议中心，拜访当地的学习团体）。我自己曾写道：

这是通往心灵世界和心灵知识的大门。通过对内心的体验而达到（而不是只靠演说或阅读），经过他人的回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协助我们以一种较为有序的方式，体验内心变化。这种转向内心探索、意识内部经验的过程，只有在非结构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

我们举一个较普通的例子，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在某些妇女的身上，例如她嫁给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丈夫。过去四十年，她是一个“好太太”，非常尽责地做每一件要她去做的事，每天为家事奔波，抚育小孩，照顾丈夫。有一天突然发生不幸的意外，她丈夫死了，或者他们离婚了，或者她主动离开丈夫。不论如何，对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来讲，这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预料，而她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展现出意料之外的才华。例如我认识一个妇女在她接近五十岁时成了一个优秀的画家，而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方面的才能，也没有任何想提笔画画的冲动。这就好比你的灵感被触动，原来躲在暗处的潜能就会蹦出来。对许多寡妇以及离婚妇女来说，在经历过震惊以及恐惧之后，她们反而会觉得有一种解脱束缚的轻松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想象非结构性组织是如何运作的。组织就像个盖子、抑制器。如果你让一个人一直不停地工作，他就不会有时间坐下来静静思考，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灵魂和潜能也没有机会激发出来。

我现在想要讲的是，我对这个团体的第一印象，真的是充满惊讶和震撼。这些人凭着内心的直觉，自由自在地高谈阔论。通常在经过一到两年的治疗后，病患者才能与我有如此随意的交谈。这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我必须重新调整自己对团体互动的态度，以及过去认为不断地交谈是无效率的想法。过去我们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分析，认为性格的改变必须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但是事实证明，根本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我在想法上的重要转变。

另一项转变在于，人际关系与社会团体关系是影响心灵、社会和人际行为的重要因素。一个人必须经过对当下情境的认知而意识到自己的神经质倾向或原始历程倾向，而非通过对个人基因或成长历程的探究。过去心理分析师认为，个人内心的意念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团体的表现让我们明白，社会上人与人的互动才是影响人际行为以及自我觉醒的重要因素。

如果能从其他人身上得到一些肯定和回馈，就可以了解自己对他们的影响有多深，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这有助于我明白自己是一位被动者或支配者、温柔的人或有敌意的人。

这就是我所说的发现真正的自我。总的来说，现行的社会情况对行为的影响较大，个人的心灵相形之下就变得不太重要。至于个人的成长历程，已在不知不觉中存在于个人的心灵深处，因此也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这些团队学员并没有探察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心灵态度，一样能有好的结果。

至于心理治疗与自我改进和追求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解释。最好的方式是，开始几个星期以学习团体的形式治疗，再进行个人的治疗，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学习团体。不论采用何种方式，传统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会受到冲击。我怀疑，学习团体的某些成效无法经由个人心理治疗完成。我们从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们单从一个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不论这个人是否具有主动性格。

关于自我的认知，有大部分是来自他人的，这些人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我们的特质，并流畅地表述他们的观察所得。他们知道如何避免引发他人的敌意，因此在批评与指责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对方的防卫心理。我们认为所有关于追求自我认同的探讨——威尔斯、弗洛姆和何妮等人——都未曾注意到，周围的人会将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回馈给我们，使我们更了解自我。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建议在爱罗湖的一些人，若要达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疗目的，可以试着用一种古老的业余治疗方式。如，拍下我们工作时的影像，然后讨论这些照片，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的真正面貌。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看起来像什么、我们的人格或外在的表象，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以及自我的认同。这种做法当然存在着危险，就像苏利文一样错误地认为自我只是一堆可怕的镜中倒影而已。不过我认为这种错误很容易避免，因为拥有稳固自我认同的人，不会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知或投射。

也许这可以用来测试自我的强度，就像艾殊的实验，众人都同意一项与事实不符合的陈述，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人通常有两个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其他的方法，教导人们何时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时又该信任他人的判断。

另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诚实训练或是自发训练，也就是天真的认知以及行为的训练。我还想到第三种，就是亲密训练。我发现，当一个人比较不害怕受到伤害时，他就会试图解除防备，卸下伪装的面具。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友善与亲近的信号，希望对方也能如此回应；对方也会说出以下的话，表示一种友善：“你的秘密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或是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愚笨、很没趣的人，不过你却给人一种很有意思的印象，让人不禁想要认识你。”

莱温提到，美国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更需要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人亲近。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之间更没有亲密的朋友关系。因此，他们没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帮忙分担自己的喜怒哀乐。基本上我同意这个观点。人们没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达内心的感受，分担自己的烦恼，心理治疗师、学习团体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即是要改善这样的情况。莱温在很早以前就进行过美国人与欧洲人性格比较的研究，我相信还有其他人也注意到这一点。

就我所知，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脚族人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友谊。我必须承认，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问我，我的答案都是我没有真正知心的朋友，虽然这是我一直渴望拥有的。当然，有很多方式和渠道可以建立这样的友谊，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们聊起我的生活情况。但是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疗师那般的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花费十五到二十美元的钟点费，为的只是希望有人能静静地倾听我们说话，作出适当的回应，让我们放胆宣泄自己的情绪，随意地与我们所信任的人交谈。这个人不会令我们害怕，不会伤害我们，更不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如果从整体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自我揭露的原则，试图诚实、与人亲近、表露自我努力，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没有了恐惧，心中的恐慌就会自动消失；当我们不必再隐瞒自己有假肢的事实后，在我们表露肢体残障或未婚的恐惧后，感觉就自由多了。关于心理健全的概念，还包括表达爱的能力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必须说出。真正开明的人，会自由而诚实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小孩，并坦白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例如“这是值得做的好事”或者“这不是你该做的事”，又或者“你的行为让我感到伤心、失望”，等等。

这又让我想起鲁德夫所主张的基督教对爱的定义，其中之一就是诚实地对待每一个人。他认为不应该对社会有任何的怀疑之心。这也是我从一个牧师——卡玛那里所学到的。很明显，他觉得作为一个牧师，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完全坦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方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如果你觉得某人不是一个好老师，因为他总是喃喃自语，你就有责任说出对他的看法。如果任他继续犯错，就不是真正爱他。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就必须指正对方，并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伤害对方的可能。

当然，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批评人家。一般人对爱的定义，并不包括批评人家或给予对方正确的回应。不过，我想最好要改变这样的想法。有趣的是，如果人们能够善意地批评别人、指正别人，爱的感受会在双方的心中滋长。也就是说，被你坦诚批判的人，心里可能会一时觉得受伤害，但是最后他却因此而受益，对你感激万分。例如，如果你觉得我够坚强、有足够的能力、够客观，因此可以坦言无讳地纠正我，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尊敬。只有那些觉得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击，害怕伤害我的人，才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我还记得，当我在研究所授课时，曾经因为学生从来不反驳我的意见而生气，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侮辱。我最后的结论是很想问上帝：“天啊，这些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呢？他们觉得我没有能力和度量接受辩论或反对意见吗？”后来我告诉他们心中的想法，情况果然改善了许多，他们变得勇于提出意见和我辩论，我觉得心里好过多了，当然也很感谢他们。

以上关于亲密训练的讨论，主要是希望能从另一种角度观察，使整个理论更如完整。若以诚实、多样的体验和自由表达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得到的结果又会有所不同。每种角度都有它的优点，因此我们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再将其整合。

关于开明管理的学习团体，我必须说明1938年到1939年在布鲁克林大学所进行的团体治疗实验。若以社会、哲学、开明原则和改善世界的角度而言，自我揭露和亲密关系有助于个人与团队的成长，更有助于发展良好的两人关系。我从个人治疗的案例中也发现许多例证。这样的行为可以将全球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个人的心理更为健康，团队更为健全，规模更为庞大，世界更为美好。

不过，这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我无法解答的问题，可能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解答。例如说，这些学习团体的学生只不过是自愿付一大笔钱，来到了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一起上课进行改造，企图创造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这些负责训练的专家和企业领导人都是高级精英分子，他们的能力都很强，都是具备非凡气质的优秀人士。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一个小规模的飞机机长训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我还记得当时布鲁克林大学有一小群热心人士，这些人共同开了一堂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上课的学生觉得这是他们上过的最有趣的课程。每个学生都很喜欢这个课程，也觉得很快乐，他们就把这堂课变为大一的必修课。很快，适合的指导老师严重缺乏，而这堂课最后也变得毫无价值。理由很简单，第一班是由五个经过挑选的训练员来授课，他们都是担任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但之后当学生愈来愈多时，所需要的训练员也大幅扩增到五十个至六十个，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个工作。当然布鲁克林大学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胜任指导老师。这些不称职、没有能力的人加入训练员的行列，不但影响教学品质，还摧毁了原来很精彩的一项课程。

在这类团体中，我们需要的领导者必须受过训练，而且具有适宜的人格特质。他们必须像慈母、慈父般愿意帮助人，因为做好事而感到快乐。但并非世上每个人都是如此。对于那些具有强迫性格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只想加入该团体并把事情搞砸的人，我们又应该怎么做？这个团体和学生本身，属于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对于那些只能接受督促检查思考的大众而言，我们该如何做？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课程内容，如果再继续下去，只是在浪费时间，没有任何好处。

同样的，个别心理治疗，对改善整个世界是毫无帮助的，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心理分析师，而少数的学习团体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像是汪洋中的小水滴，产生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种技术延伸到其他方面，把其中的原则运用在更多的情境中。例如学校里的年轻人，若以五岁、六岁、七岁或十八岁的年纪而言，我还未遇到有年轻人差劲到无法接受这样的教导。

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这些人与人的相互治疗关系，主要是基于亲密、诚实、自我揭露、觉察自我的原则，并负责任地回应我们对他人的印象。这是极具革命性的概念，能将社会全体带往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到时候整个世界的文化将会在十年之内产生巨大改变。

我一直试着将这些治疗团体或是个人发展团体的技巧和目标压缩成几个重点。

第一，我想最明显的是，在非结构性团体中，一个人可以表现最真实的性格，别人看到的是我们内心真正的特质，而非外加的社会角色或刻板印象，如此通过别人的回馈，我们可以认知自己的社会刺激值。真正的重点在于，假设我现在处于一个可以完全展现自我的环境，那么对他人而言，我看起来如何？我如何对他人产生影响？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他们共同看出了什么特征？我如何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二，要强调的是罗杰斯所称的体验或是开放体验，或是我所谓的天真的觉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体验最深处的心灵，同时学习去体验他人真实的自我，例如仔细地聆听、观察对方，了解他所弹奏的音乐、所说的话和话中的意义。这是永不间断的过程。

第三，诚实而流畅地表达自我思想。我们不仅要有觉察的能力，还必须毫无顾忌地、没有阻碍地说出我们所感觉到的、所觉察到的。当然，这样的文化论述偏重行为方面的探讨，也就是表露诚实的话语与行为。当我与卢本谈到这点时，他非常同意我的说法，但他认为团体历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我认为，就个人发展和个人成长而言，团体历程并不是那么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未成形的想法，虽然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不过我应该知道它的大意。那就是我们必须让沟通更不具结构性。在今天的社会定义下，好的思考与好的写作必须是逻辑的、有组织的、可分析的、可说明的、符合现实的。但事实上，以荣格的理论而言，我们必须更有诗意、更有想象力、更形而上、更原始。在我谈论存在的书中的附录里就已经提到，现今的人们太过强调理性与可述性，尤其是科学界情况更为严重。

十年前，我们曾参加某个高科技研讨会。当时上台演讲的来宾是一位管理顾问也是一个作家——汤姆·彼得斯。他发表的一些言论令在场的观众相当地震惊，不过现在来看，那些言论却比十年前更适用于今天的社会。

彼得斯的言论一向与正统思想相背离，这些言论让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你们这些人有个问题，几年前当我看着观众席时，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群彼此都不相同的人。现在你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并没有多大的分别，说着同样的语言，穿着打扮也很类似。因为你们现在都变成了‘专业人士’，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事实上，学习团体的作用即在于让人学习面对心灵的现实，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否定、压抑或抑制这样的行为。我们强调具体的事物，重视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只认同由人们的手指和双手实验所得的知识和科学，我们完全放弃内心生活的微妙。我现在所要探讨的正是关于心灵方面的知识。我们的现实世界强调实质的结果，这使得人们倾向于压抑和完全控制心灵生活。

这也难怪，在许多个人或团体治疗的过程中，常常会引发不可思议的情绪力量和学习效果。因为这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领域，我们仿佛在学习一门新的科学知识，看到全新的事实和自然界的另一面。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心行动、原始历程、形而上的思考、行为的自发性，并觉察到梦、幻想与希望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事物。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学习团体中的学员大多数是最没有心灵生活的人，如工程师、经理人、生意人、总裁等，他们都是一些“事物人”，所以会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好比一个滴酒不沾的人，第一次闻到酒精就醉了。

这些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柏格森主张的概念化。许多学习者都经历了一次全新的概念化的过程。首先，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事实，例如重新认知个人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概念在经由瓦解而再建的过程之后，不仅包含了真实世界的事实，还包括心灵世界的感性、恐惧、希望和期望。因此全新的理论与态度即将形成。我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每个人对自我、重要的他人、社会群集、自然及物质现实，以及对某些人而言属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现出的态度，也就是我所谓的“基本性格态度”，它反映了个人内部的性格结构。任何一种态度的转变，代表性格的转变，也就是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改变。在我看来，某些学员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是以一种极为激烈的方式改变的。当然这种改变相当重要，因此我认为将它纳入训练者的意识目标比较恰当。

现在我又回想起某些事。在这些团体中没有任何的价值判断。他们认识到感觉是确实存在的，他们也开始学习如何将感觉提升至意识层面并勇敢地表达出来，而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例如，有一个人谈到自己反犹太主义的感觉，当然他很诚实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帮助他。他的团体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非常成熟，他们不去争论对与错，而是接受这项事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批判。如果他们以道德的观点来处理，彼此就会陷入攻击与防御的对立关系，那么这位学员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度将得到强化。

在同样的团体里，当领导者要求学员说出更多关于个人偏见的例证时，并没有任何希求被赞同或要求进行判断的意味。某个人可以说出某种心态确实存在，而他也引以为耻。就好比心理分析师会接受治疗者的话，了解他所说的事确实存在。我想起一位教授，他是我的一个心理分析师朋友的病人，长久以来他一直苦苦压抑着对女童性侵犯的冲动。虽然他从未真正行动过，以后也不会，而他正逐渐克服这种冲动，但是这股冲动确实存在着，就像其他令人不悦的事物——蚊子和癌症一样。如果我们认为癌症患者是邪恶的，因此将他们拒于门外，与他们划清界限，就真的对癌症束手无策了。一个好的态度，或是每个人对于任何正在改变心灵现状的人应有的态度是，不论喜欢与否，赞同与否，即使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须接受它存在的事实。

现在我必须说明一点，以扩大我对爱的定义。先前我已说明爱是没有价值判断的。爱与正义、判断、评价、报酬、惩罚不同，而团体中的学员会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到，不对任何事采取价值判断，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学员通过这样的训练，学习去爱，去感受爱。在我自己的治疗经验中，我也发现当我了解一个人，而且此人也愿意放下身段告诉我他的罪孽和劣行时，我反而更喜欢他。这些学习团体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无意间将自己的恶行和盘托出，却让我更加喜欢他们。因为这个团体没有任何的价值批判和惩罚，因而只有接受没有拒绝。喜欢吹毛求疵、有强烈的道德主义、不认同他人、希望改变对方、重新塑造对方，这都不是爱的表现。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离婚的主要原因。你可以说，只有当两人互相接受对方本有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乐，不会觉得受到干扰或激怒时，才能成为一对真正相爱的伴侣。

其实，以上所说的，与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特定学员有关，这群人包括老板与领导人。在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职能角色：一是判断、惩罚、训练、担任纠察或稽核员的角色；一是治疗、协助和关爱的角色。我曾说过，我们校园中的治疗师最好不要兼任老师。因为后者必须给分，表示认可或不认可，例如在芝加哥大学，是由一个主考官委员会做评分的工作。这样一来，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会更为亲密，都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时兼任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角色。所以同样的道理，学习团体的训练员也是只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他们不给予成绩、奖赏或惩罚。他们完全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印第安黑脚族身上。如果小孩或晚辈犯错的话，通常决定惩罚规则的人是部落里的长者，而不是自己家里的父母。当负责惩罚的人出现时，父母亲就变成了维护者，他们站在小孩这一边，他们是小孩的拥护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对他们执行惩罚的人。因此黑脚族家庭父母与小孩之间的关系，往往比一般的美国家庭亲密许多。美国家庭的父亲，通常都扮演着爱的给予者以及惩罚者的双重角色。我想这点可以加入治疗团体的目标清单中。

现在我想起来，1962年6月6日在天尼堡拜访非线性系统公司时，也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我想我会把这个观点运用到企业老板的身上，他们有权力雇请员工或解雇员工，给予员工升职或加薪等。我想说的是，担任裁判者和死刑执行者角色的人，不可能对于非裁判者或是没有支配权力的人，给予同等的关爱与信任。

针对这一点，我想我会再作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理念，也是我对现代管理政策过于乐观的倾向所提出的重要批评。许多学者认为好的管理政策和参与式管理，可以使得老板与员工结合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或是成为称兄道弟的好朋友。我怀疑其必要性。我确定在这种环境下，友谊与信任有一定的限度。事实上，身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用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惩罚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更加困难，不论是裁判的一方或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是如此。受到处罚的人如果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降级，就觉得自己被出卖。而如果一个人与某个朋友的感情很好，难保不会力荐他的朋友角逐总裁的位置。

另一方面，如果老板开除他的朋友，这对老板来说也很不好过。我认为，执法者最好保持超然立场，与被执法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好比军队里的长官和士兵，不能建立太亲密的关系。就我了解，世界上有太多人努力促使军队走向民主化，不过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总是要有人指定某一个士兵牺牲生命。这不能以民主方式来决定，因为没有人想死。指挥官必须不带个人感情地选择必须牺牲生命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将军，最好保持孤立以及超然的立场，不要和部属太亲近，不要和任何一个士兵变成朋友，因为你可能随时要他们去送死或是接受处罚。同样的情形也可以运用在医生身上，如外科医生常会拒绝替自己的朋友做手术，心理医生也会拒绝诊治自己的朋友或亲戚。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人们无法爱一个人同时又能公正无私地审判他。对同一人拥有爱与正义是很困难的事，但它却是存在我们周围的一项无法避免的事实。我们总是很难以超然的立场，同时处理对同一个人的爱以及惩罚。我知道这个观点与我所看过的管理政策完全相反。权力就是权力，它有可能支配我的生死，对于一个操控我生死大权的人，我无法像对待一个与我没有权力关系的人那样采取同等态度。

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凯依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认为坦诚的概念其实被混淆了，他认为开放心胸有两种意义。我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分方式。从老板和参与式管理的角度来看，开放心胸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建议、事实、反应或资讯，不论令人愉快与否。

不过，若是指坦诚以对、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对于法官、警察、老板、船长和将军来说，就完全没有必要。在特定情况下，领导者有责任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惧。如果现在坐一艘正在汪洋中航行的船只，船长不断地公开说出他的恐惧、焦虑和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我下次再也不会搭这艘船。我希望船长能承担所有的责任，宁愿相信他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我不愿接受他是一位容易犯错、看错指南针的船长，这会让我感到惶惶不安。对医生的态度也是一样，我不希望他在为我做健康检查时，大声说出他的想法，当他在检查我是否患有结核病、癌症或心脏病时，我宁愿他将自己的怀疑藏在心中。

对于军队里的将军或是家里的父母亲也是一样。作为一个父亲及丈夫，如果他总是告诉他的小孩和太太自己的害怕、怀疑、不安和缺点，就会失去稳定全家的功能。事实上，丈夫或父亲的另一项角色功能就是自信来源者，他是家中的领导者，必须承担一切的责任让家人依靠。对于那些认为必须对妻子、小孩和朋友坦诚的人，我的建议是他必须负起领导的责任，不要说出自己的困扰，他必须有足够的能力自行承担一切。

同样地，作为一家企业的老板或管理者，一定也会遇到一些紧急状况。这时候他应该尽量在员工面前保持镇定，自行承受所有的恐惧、怀疑或沮丧，不要在公司里、在整体员工的面前让情绪决堤。

在我早期的教学生涯中，我非常喜爱我的学生，和他们非常亲近，也希望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后来我渐渐了解到，只有在不牵涉成绩的情况下，我才能对他们永远保持微笑与友谊，我可以爱一位心理学成绩不佳的学生，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也无法接受。当我与学生成了好朋友时，如果我给的成绩不好，他们就觉得是我背叛了他们，认为我是个伪君子。当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认为，心理较健全的人就不会如此想。渐渐地，我放弃了这样的做法，尤其是面对学生数目众多的大班级，我都会保持距离，与学生维持一种英国式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一般地推心置腹。唯一亲近的时候，就是当我特地为某些学生准备资料，向他们解说，并事先警告他们会有不及格的危险时。

我对心理分析团体和个别治疗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想法。很多人认为：有关团体治疗与个别治疗之间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原因是两者的目的不同，治疗的对象也不同。因此重点在于，我们必须先理清是什么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再决定要采取团体治疗或个别治疗，或是二者兼用。

另外一种比较普遍性的结论就是，这些学习团体可以促进成长和人格发展，这是一种心理内化的过程（心理治疗是让有心理疾病的人变得正常，心理内化是让正常人变得更好）。这和耕田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好的农夫把种子撒出去，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然后就放任这些种子自由成长。只有它们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农夫才提供协助。他不会常常拔出刚刚发芽的种子，检视它是否正常成长，也不会去扭转它原来的形状，不去推挤它或拔出来后再把它放回土壤里。毫无疑问地，爱罗湖的团体具备良好的成长环境。那里的训练员和领导者不会强行训练、塑造学员，只是单纯地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给他们一些成长的种子或激发原来隐藏在内心的种子，任其自由地成长，而不给予太多干扰。

我差一点忘记的另一个问题现在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这是非常私人的问题。这是从我最近阅读的书籍里以及从爱罗湖的训练团体得到的启示，并由此产生了疑问，我发觉许多专家、学者都忽略了隐私的需求。当然，这些训练团体的目的就是要学员抛开隐私。他们采取的自发式训练，就是教导学员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我隐瞒或自我揭露。他们大多认为隐私权是一种恐惧、强制、无能和限制等。事实上，我针对自我实现的人所进行的研究显示，一个人的心理愈健康，就愈需要非强制性的隐私。他们比较没有神经质的隐私问题，也不会保有不必要的秘密，他们刻意隐瞒自己的创伤，戴着一副面具生活。

我的这些想法是受到我太太贝塔的刺激，她是一个特别注重隐私的人。要她在二十个人的团体面前说出自己的隐私，她就会感到不寒而栗。这并非是神经质的隐私，她只对自己的知心好友说出心中的想法。许多人需要正常的隐私，他们会自我选择倾吐对象，因此像爱罗湖的团体就不适合他们。这对他们而言非常不自然，就算强迫他们参加，也不会有多大用处。在这种集体公开表白的场景中，这些人仍保持着防卫的心理。

重点是，我们必须区分健康的、有必要的隐私和神经质的、强制的、无可控制的隐私。我们必须努力解除神经质隐私——这些都是无用的顾忌，相当愚蠢、非理性、没必要而且不切实际。有些人忘记了健康隐私的必要。我们也忘了个人之间的差异。依据我个人的经验，可以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从易于自我揭露到需要健康隐私。

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瓦解神经质隐私是达到健康隐私的前提条件。神经质隐私的瓦解是迈向健康的一个必经过程，这里所谓的健康包括对隐私的需求、享受隐私以及保有隐私的能力。我想所谓的健康隐私也包括这样的情形，当客观环境需要时，就必须保有某些隐私。

这与另一个问题有关，我曾在某个团体讨论的课程中谈到防卫态度的必要性。当初我要说的是神经质防卫与健康防卫的不同。我们必须记住，神经质防卫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是不可控制的、强迫性的、非理性的、愚蠢的、不被接受的。我们有许多控制冲动的力量，防卫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我们现在已意识到，在现今的文化中许多的失序状况是因为缺乏控制，但是弗洛伊德当年却未曾意识到这一点。常常有人开玩笑说某人必须克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玩笑话。我认为人们不可以、不应该、也不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表达心中的冲动。我们必须有所节制，这不仅是现实环境的需要，也是个人发展、存续和价值的需要。事实上，在人类的生活中也有许多存在性冲突：许多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许多时候为了某些事物必须放弃其他事物。这就是冲突所在，当我们朝向某一目标前进时，往往必须放弃某件事物，甚至对此感到哀伤，我们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通常一个决定就代表对一件事物的承诺，对另一件事物的排斥。我们不可能在两件事物间来回地作选择。例如，一夫一妻制就意味着最后的决定以及永远的承诺，因此必要的、健康的控制和防卫是不可或缺的。“防卫”一词已被人们过度丑化。在这里，“防卫”意指“因应机制”。社会哲学家一再地强调，弗洛伊德所处的20世纪初与我们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承受过多的压抑，而因为弗洛伊德使得这些不必要的压抑遭到瓦解。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控制冲动和必要的压抑。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曾有一位妇女，当她想到什么时，不管别人还在说话，就开始说了起来，因此她遭受到团体学员的猛烈攻击。他们说：“请自我控制一下，闭上你的嘴，我们也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没有人说话的时候再说，别打断他人的话。”这就是必要防卫或因应机制的例证。

以前我常常想，所谓的学习团体或其他感受训练、人际关系、领导团体等，都只是假借团体治疗的名义。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有其他的原因。第一，“治疗”一词，代表人对心理上的疾病过于屈就。但就我的观察，大多数的学员就心理治疗的层面而言不算有病，只是就正常的情况而言有些许的偏差，但他们都是普通而正常的公民。因此他们需要的并非是个人式心理治疗，而是个人发展、自我实现的训练。

第二，我也逐渐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你使用心理治疗这个字眼，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厌恶，即使他们确实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例如，这些假名与同义词对于那些执迷型、倔强型、事物思考型的人，以及不信任心理学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虽然我认为有比“训练”更适合的名词，但是我还是保留一些名词（不指涉治疗疾病）。“训练员”这个词也有一点屈就的意味，好像我是一位健康、完美的神明，屈尊降贵地帮助你这位不健康、不幸的可怜虫。类似这样的说法都应该避免。如果我们强调存在型心理治疗师可能会好一点，他们相互帮忙，就像哥哥帮助弟弟，一切都源于爱。所有的团体都应该放弃旧有的医疗行为模式——以一种权威的心态，将健康的人视为病人一般的对待。

治疗团体的另一个目标是“学习信任”，去除一切的防护和防卫心理（尤其是反向攻击和反向敌意）。这与学习表达和自发是不同的。这也是关于现实主义和客观性的训练，因为它是植基于当今现实，而非儿童时期的现实。儿童现实在现今来说已经不切实际而且是错误的。这与弗洛伊德强调脱离过去的意义是相同的。因此更好的说法是“学习信任”——当此信任符合现实情况时，或是“学习不信任”——当此信任不符合现实情况时。

另外一个实用的目标是学习隐忍感情。团体的领导者必须保持镇定，他必须忍受他人的敌意，或是当有人伤心落泪时，他必须无动于衷。学习团体的学员了解到，其他人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容易受到伤害。许多学习团体的报告指出，如果一个人受到批评（客观的批评），或是有人在哭，或是有人激怒了别人，就会有另一个人出来解救他。但是长期而言，大家必须借由简单的经验，知道人不会因为受到批评而崩溃，他们所能忍受的批评比一般人所想的要多得多，只要这批评是真实的、友善的。

也许另一个目标就是学习辨识个人客观而友善的批评与攻击之间的差异。我在少数的团体训练中，也看到这样的差别。

我们也应该学习容忍缺乏组织、模棱两可、无计划、没有未来的情况，这些都是重要的心理建设和发展过程。这对于个人发展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培养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我想有必要强调学习团体的选择性，尤其是像爱罗湖或是其他孤立的文化。在这样的团体里面，没有真正的混蛋，没有真正的毒蛇猛兽，没有真正恶名昭彰的坏人。普遍来讲，他们都是高尚的人，至少他们都在努力成为高尚的人。当然，有人会因为这些特定团体的成效，以为在所有的情况下均能实行，其实不然。比较好的说法是，这些学习团体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环境的允许。如果现在面对的是独裁性格的人、偏执狂或是不成熟的人，学习团体的成效就令人质疑。这是很实际的情况，因为这些训练员或领导者都是经过特别筛选的。我的印象是，团体里的每个人都是高尚的人，当然这里的人平均水平也比一般大众要高。这又牵涉到挑选的问题，我们没有那么多足够优秀的学习团体。因此我们只能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对这些团体进行有限的实验，试图找出共通的原则和教条。

这种情形下，我问其中一位学员某些问题时，显得更加真实。我问：“魔鬼在哪里？”“精神病理学在哪里？”“现实证明存在的弗洛伊德式的消极和悲观在哪里？”我感觉他们会倾向于罗杰斯式的乐观主义，即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人都是好的，所有好的治疗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但情况并非如此。在良好的环境下，许多人都能自我成长，但不是全部。我对于领导者也有同样的质疑：长期而言，我们不能自由选择领导者或治疗师，但是在许多著作中却没提到针对潜在领导者所设计的个人治疗。

我觉得接受感受训练的人，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讨论心中的敌意——必须更明确、更仔细。例如，在我与他们共处的短短几天里，看到他们不断地练习公开表达自己的敌意，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大问题。相较于弗洛伊德时代对性的压抑，现今心理分析师面对的是对敌意的压抑，压抑的程度不亚于当年的性压抑。社会愈来愈害怕冲突、不同意、敌意、反抗和对立的发生。我们不断强调要与他人和平共处，即使你很不喜欢这个人。然而在这些学习团体中，他们不但要学习接受他人的敌意，也要学会成为他人攻击的目标，而且不会因此而崩溃。我看到某些美国人超越一般礼教的束缚，愿意接受好友负面而善意的批评，不觉得自己遭受攻击，反而将对方的行为视为情感的表达、协助的意愿。我们社会上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批评是对人的攻击。但是在爱罗湖团体里，他们努力教导学员分辨何者是出于关爱、友谊和助人的冲动而提出的批评，何者是出于敌意或攻击的批评。

团体中的学员经过学习后，变得更加坚强、更有适应力，能承受更多的痛苦。不容置疑的是，这些人比较有勇气向别人说不，批评别人，否定别人的意见，不会假想会有不良的后果。

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对男人特别重要。如果男子气概是我们社会的焦点议题，如果美国男人不够强硬、不够积极、不够果断的话，那么这些团体的训练对建立男子气概亦有所帮助。在我们的社会，有许多男人喜欢安抚、讨好别人，极力避免任何的冲突、反抗，试着平息争端、手腕灵活、不断妥协、不制造争端、不捣乱，当大多数人反对时就轻易地投降，绝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性格的男性被弗洛伊德称为遭阉割的男人，他们像一只宠物狗，努力地摇尾乞怜，讨好主人，必要时也不会作出反击。

如果能仔细研究弗洛伊德关于攻击、毁灭和死之愿望的论述，就能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理解。我并不是说要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主张，而是借此说明对人的心灵要有更深入的体验。

另外一个观点也和此点有关，这也是我常常想到的，那就是支配与从属关系。我曾经在猴子和猩猩的身上观察到依据支配层级所制定的觅食次序。但是团体动力学者对这方面所知不多。我建议他们多参考猴子的行为模式。我感觉他们都过于强调民主教条，以为人人生而平等，对于实质占有优势的人、天生的领导者、具支配力的人、特别聪明或特别果断的人，他们觉得很难接受，因为这违反民主原则（事实上并不相互冲突）。在我读过的著作里，并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资料，同样在整个弗洛伊德心理学说里也找不到任何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