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一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8月24—25日，第一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美国文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30余名美国研究学者参与论坛，围绕美国研究的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和坦诚的讨论。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于滨博士做了开幕式发言，对美国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问题提了几点看法。他指出美国研究有四点意义:（1）美国是最大的“地区”或“国别”研究对象，不容忽视；（2）美国不仅奠定了现存的国际体制，也几乎垄断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和话语权；（3）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西方国家；（4）在中国近期的美国研究中，有一种“美国情节”“内化”的趋向，以致“美国因素”深深嵌入中国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和公共空间。对于当今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存在的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他提出反驳，认为美国就是美国，不以我们的好恶和价值判断为转移。此外，他将“美国因素”在中国的“内化”与20世纪的“俄国情结”在中国的“内化”进行比较，指出与“苏联因素”在中国自上而下的“移植”相比，“美国情节”是一个由下至上、潜移默化的过程。

对于美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提出两点想法:一是美国研究要“去中国化”，在研究美国时，应该保持一定距离。美国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内部事务，有其自身逻辑和惯性，中国不必过分解读、过分联想；二是美国研究要更加“美国化”，尽量从美国的视角来观察、理解、描述和解析问题，实现“换位思考”。另外，他强调，从美国的视角和逻辑出发，并不等于认同美国的观点。要能钻进去，跳出来，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以致超越美国的美国研究。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时髦又充满争议的词汇。在这一概念还没有完全得到界定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樊吉社就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目前中美关系在互动加深的同时也出现了互疑的增加。因此，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既有合作关系、竞争关系，也有可能在军事安全领域出现对抗关系。他假设，未来中美是否可能保持一种战略稳定关系？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中美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为中美保持战略稳定关系提供支撑。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核能力的发展客观上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威慑，中美出现一定程度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苏联成为中美两国共同的敌人，促使中美之间展开合作，从而加深了两国关系。第三阶段，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日渐加深，促成中美保持大致稳定的双边关系。第四阶段，当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美两国关系构成积极影响，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中美之间的合作将更加频繁。另一方面，目前中美关系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国际关系学界用现实主义的“宿命论”评价中国的发展、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对美国构成的可能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中美核态势的非对称性发展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等。尽管如此，由于两国在未来将共同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需要加强合作，这有助于增进两国关系。鉴于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樊吉社认为，中美有能力处理双边关系，因此未来两国可以保持一种战略稳定关系。

就“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鸿刚给出了他的理解和看法。他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方面提出来的旨在引领中美关系发展的倡议，是植根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之下的政策构想，具有一定意义。在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之前，官方、学界已经做了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从这一概念提出至今，美国方面已经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回应，“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另一方面，如何使之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美方在短期内较难接受我们的核心利益；二是中美矛盾的转移决定两国短期内不会形成大的冲突，本身就符合“不冲突、不对抗”的内涵，从而降低了构建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三是中美经济发展态势发生逆转，美国的经济在复苏，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下降，这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是一个积极因素；最后，在还未搞清楚“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层意图之前，美方不会主动接受我们的提议。因此，是否需要继续坚持，以及如何坚持，是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所长吴莼思阐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战略核力量。她指出，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一直寻求稳固的战略基础，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全球背景下，“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提出，有一定的时代意义。自2012年提出至今，新型大国关系在美国学界及实践部门出现了三种反应:即冷淡型、探讨型和利诱型。到底理想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什么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清楚什么是大国关系。传统的大国关系包括对抗型和服从型两种，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非对抗、对等及协力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其中，战略核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她认为，目前中美战略核关系的现状是，双方拥有的核数量不对等、美国方面不愿意承认相互间的核威慑、双方的战略猜疑居高不下。因此，中美的战略核关系处于变动当中，并有可能向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吴莼思就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降低核武器在双方战略关系中的重要性，二是以核现实为目标规划中美战略核关系。

在经济领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宋国友教授结合中美经济发展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新型大国经济关系。他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包括政治和安全领域，还应将经济因素考虑进去，经济和政治、安全一起构成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维度。中美经济关系既有合作与稳定的方面，其最高阶段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模式的互鉴；也有竞争与冲突的一面，其中的离心因素包括国内经济调整、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从中美两国经济调整路径来看，二者的背景相似，其核心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这里，宋国友并不认同王鸿刚的观点，即中美经济态势发生逆转，相反，他用数据表明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并非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乐观。随着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在经济领域不断展开，宋国友提出假设——未来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超过美国，以致最终形成两国间的新型经济关系。到那时候，如何管理两国的新型经济关系将是新的重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针对上述青年学者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安全方面，他认为中国更加重视的是常规核力量而非战略核力量，因为中国不想称霸世界。目前中美在军事和地缘战略方面存在深刻矛盾，中国越处理不好周边外交，越是要依靠军事，而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再平衡则对中国构成影响。他赞成宋国友的观点，即在经济领域，中美之间也存有显在和潜在的深刻矛盾。针对“新型大国关系”，他强调关键点在于“大国”二字，即中国方面释放的意思是要美国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平等地对待中国。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谈及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持有的两个观点，一是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领导人在政治层面上对双边关系进行引导，以降低军事因素的影响，二是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一个口号，美方更在乎中国做什么。吴心伯认为，接下来的关键是双方要在实践层面摸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元首层面保持良好的互动，在政策层面上找到几个重要领域进行合作与协调。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于滨针对中美战略稳定问题提出异议，他认为中美的战略稳定与否是相对的，战略不稳定反而是一个常态。另外，他指出中美的战略文化存有差异，中国讲求中庸之道、和而不同，而美国则是同而后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从四个层面对新型大国关系进行解构，即政治宣誓、学术研究、外交实践和价值重构。

二、美国对外战略调整

对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政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文静用“竞争与合作的平衡”来概括。她认为，奥巴马在第二任初期把握好了双方领导人变更的过渡期，夯实既有基础并深化接触。主要表现为新任执政团队要员支持对华接触，主要智库建言政府改善对华关系，官方交往顺畅，中美关系总体稳健。另一方面，奥巴马对华政策更加理性务实，在承认双方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寻求共同利益。在具体议题上，双方都采取克制低调、斗而不破、管控与合作为主的策略，中美关系没有出现重大颠簸。至于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有何新的变化，杨文静从亚太再平衡和新型大国关系两方面进行阐述。在亚太再平衡中，美国更加强调容纳中国，与中国接触而非排斥、抵制；对于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政府层面也积极反应，认为目前两国关系存在共同点和妥协空间。纵观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其实质是塑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中国崛起，既要把中国变为合作伙伴，又要防止其打破现状。至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如何，她认为这取决于美国与中国的实力对比和双方的政策取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高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规则与美国全球/地区秩序的重构做了论述。首先，她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开放多边渠道建立了规则网络，鼓励更多的国家融入其建立的规则网络平台以获取收益，维持霸权。但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实力相对衰弱，操纵国际规则体系的能力有所下降，因此运用和塑造国际规则的战略目标调整为降低管控成本、提高交易渠道效率，减少竞争对手在规则体系中的收益，增加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获益难度等。这表明，美国在国际规则中的态度和原则发生了变化，一是以市场为依托的经济秩序网络替代以军事为核心的政治网络；二是思维逻辑从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将更多精力放在钳制竞争对手上。在策略方面，美国也做了相应调整。一是在军事、金融、能源等核心领域由原来开放、全球性的模式逐渐转变为半封闭的俱乐部的模式；二是对参与方的态度由原来的无差异的鼓励加入转变为有条件的准入，以排斥与美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确立在核心规则体系中的主导权，在非核心领域则继续塑造开放、多边的世界，分散美国的霸权义务。针对中国，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提升影响力，避免其利用自身实力改变国际现状。为此，高程指出，中国要转变思路，从恪守规则的融入者转变为其中的博弈方，同时坐实双边经贸关系，推进新兴国家概念与合作机制，从而降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对中国的限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沈雅梅做了题为《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旨发言。最初美国作为主导公约谈判进程的国家，却因为公约违反自由竞争原则而拒绝加入，2012年又出现批约呼声高涨的势头。究其原因，她谈到，主要有三点:一是美国希望主导海洋事务、提升话语权；二是基于挖掘海洋经济和资源利益的考虑；三是为了强化对海权的运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存在强大的反公约势力，主要代表为保守派议员和右翼学者。他们的理由是公约本身有缺陷，如支持恐怖主义、伤及美国主权等，还有出于对国际组织的不信任，以及美国作为海权大国，自身已经拥有足够利器，无须通过加入公约来实现等原因。因此，沈雅梅指出，美国目前的选择是以国内法的形式塑造国际规则，采取选择性的多边主义，同时坚持军事例外原则。由此推测，她认为美国批约的前景并不明朗，而中国方面则需要对美国的单方面行动以及中美海洋法律纠纷等问题作出充分准备。

三、美国国内因素与中美关系

研究美国国内的社会、宗教、文化形态因素与中美关系是美国问题研究的另一个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对美国茶党的涉华态度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奥巴马上台以来，茶党抗争运动在各地爆发，茶党成为未来一定时期内共和党内重要的保守倾向分支，对美国的内外政策议程产生影响。针对与美国有密切经贸、财政关系的中国，茶党的态度如何？刁大明通过对美国第112届茶党国会议员的问卷调查表明，茶党在经贸领域对华相对友好，在台湾问题、人权、安全等领域的涉华态度保守、消极。他进而从选区需求、意识形态、制度环境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指出南方因素、对华经济增长率因素及军事因素是主要原因。其中，南方因素不仅包括意识形态，还涉及种植业、手工业等经贸领域受到中国方面的冲击等影响；军事方面主要与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有关。但是，南方因素中也有对华积极的一面，因此他建议，中国在制定对美决策时不能忽视对中国态度处于中间地带的地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涂怡超论述了宗教、人权与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宪法及其修正案为基石的宗教自由思想在美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最近几年美国又通过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形式对各国、各类情形的宗教冠以美式宗教自由的标准定义来进行具体表达和判断。此外，美国还提出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享有宗教自由的国家更为民主、繁荣和安全，宗教自由的实现必然导致民主的实现和稳定，是通向和平的必由之路。由此应将推进宗教自由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具体措施除通过国内机制推进外，还将宗教、人权组织整合进入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介入东亚、东南亚等部分国家的广义宗教自由议题，影响这些国家和地方的社会转型进程，从而达到对华直接和间接制衡的目的。涂怡超认为，宗教和人权已成为中美长期战略互动和中国政治、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变量，中国政府宜制定总体战略和具体方针，从内外两个层面化解美国的战略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魏南枝系统阐述了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对其社会保护模式选择倾向的影响。她指出，在经济危机下调整社会保护模式是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相结合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政治国家的意愿与能力，还和该政治国家的社会融合情况息息相关。美国拥有浓厚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传统，更加强调机会平等，从而产生“自决高于保障”的社会意识。美国社会保护制度的演变与历史上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存在紧密联系，而现行的社会保护模式追求劳动力市场性能最大化，基于就业的社会保护机制只有少量的普救式转移支付。在此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就业市场就已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从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所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的购买力萎缩。从美国的高失业率来看，其收入不平等的背后是机会不平等——贫富阶级流动性低，族群不平等增强，代际不平等、学历不平等增强。在此基础上，她总结出美国的社会保护模式的三个倾向:一是社会政策不变，保持市场机制的主导型；二是扩大教育支出以解决不平等问题，保障机会平等；三是调整收入再分配机制，增加社会支出促进经济复苏。最后她认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的社会融合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其国家意愿与能力对社会保护模式的调整至关重要。

在文化方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潘亚玲做了题为《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全球战略调整》的发言。首先，她认为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决定因素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发展，中长期经济趋势及社会心态，技术发展以及对手发展态势与对“敌人”的界定等方面。冷战后，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与民主政治本身的大众化与民粹化，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对抗化与道德化，美国经济—社会技术化与政治的可视化，以及权势转移的危机感密切相关。她进而归纳出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三个基本方向:一是形式民主与现实独裁的结合；二是促销政治与诡辩政治的结合；三是僵局政治与破窗政治的结合。最后，她分析了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全球战略后果，认为美国政治文化对全球战略调整最危险的意义，在于其冒险性和易变性都极强。她得出结论，认为战略调整需强调整体性，避免被技术化、简单化和分解化；中国方面要设法使美国更多关注短期利益，降低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长期的体系性影响的关注并采取预防性措施。

四、非传统安全与中美关系

本次论坛中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涉及网络安全、大数据、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及对伊朗石油禁购政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岩着重阐述了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从1999年发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到2013年习奥会、棱镜事件，网络安全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李岩认为中美网络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有三点:一是网络空间的特殊性，表现在普遍性规则缺失、参与主体复杂、网络空间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依托其依赖性与脆弱性并存；二是美国方面存在多种顾虑，网络安全关乎美国的创新能力和军事霸权；三是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存有分歧，这其中不仅包括两国对网络安全的关切、理念不同，还涉及国家利益的矛盾和互信的缺乏。在谈到未来的发展上，他认为两国可以实现从争端走向合作。首先，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要处理好危机的规避与管控，防止对两国关系造成重大冲击；其次，要形成网络空间的“克制机制”，克制“开发进攻性能力”，避免网络军备竞赛；最后，努力将网络空间转化为中美合作的新平台，将制定网络空间规则作为合作的起点，实现共同利益。

作为信息时代发展的产物，大数据近年来被广泛提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蔡翠红将大数据纳入国际关系领域，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她指出，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数据，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技术乃至学术现象。大数据产生于当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特征的时代，具有体量大、类型繁多、价值密度低以及速度快等特点，其用途已扩展到人文社科研究和政府机构等部门。在国际关系领域，大数据有相应的经济、安全、主权涵义，大数据时代国际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大数据富有者与贫穷者之间将出现新的数据鸿沟，大数据时代将出现信息霸权与信息公平问题，此外还会产生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威胁问题。她强调，大数据时代数据主权最大的挑战是来自第三方的有法律根据的数据获取。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中国要做好相应的战略布局。一方面，机制层面要做好政府的顶层设计与行业示范效应，进行信息“一体化”建设应对信息割裂问题；另一方面，操作层面要平衡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数据价值与成本投入等关系问题，有效治理大数据。最后，她认为大数据将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新挑战和竞争领域，其中中美竞争将成为大数据领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其胜结合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政策作了分析和阐述。他表示，研究美国外资审查政策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层意义。一方面，理解美国的投资环境，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和应对赴美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研究美国外资政策是国内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以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CFIUS）为切入点，吴其胜认为美国国会议员与总统关于国家利益和自身政治目标的认知，显著影响了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政策的变化，而企业、工会等利益集团的角色并不显著。他还指出，外资审查委员会是总统和国会之间达成的一种“制度平衡”，其中总统保持了对外资政策的主导权，而国会则通过外资审查委员会获得了影响外资政策的切入口和渠道。鉴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性，美国在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上有别于其他国家，外资审查委员会对中国企业审查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企业和政府关系、安全威胁和间谍问题。他认为美国外资审查政策的变化主要受其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外资审查委员会为核心的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体制的政治功能大于其政策功能。此外，由于相关法律概念的模糊和非正式程序的存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极易被政治化，从而增加了外来投资者的风险和交易成本。最后，他提出中国对美投资的两点建议，一是认识到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政策并非只针对中国，中国在对赴美投资问题上要有信心；二是要尽量避免投资政治化，在投资策略上要注意循序渐进，同时善于利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中的非正式磋商程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振兴对美国对伊朗石油禁购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美国对伊朗石油禁购政策是除常规武器、导弹、核技术等领域之外，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种第三方制裁，其目的是切断伊朗获取“硬通货”的主要途径。其中，石油禁购政策的动因是伊朗核问题的升级以及国际国内能源形势的变化。他认为，禁购政策是极其严重的制裁，不仅对伊朗影响重大，对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和国际石油市场也产生巨大影响。从2011年12月生效的《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到2013年1月生效的《2013年国防授权法》，美方规定禁购政策适用于任何购买或获取伊朗石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任何人或实体，不仅适用于“美国人”，还适用于“外国人”。从禁购政策的相关规定来看，由于每次的豁免期限只有半年，因此对于中国等大量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来说，能否持续得到豁免是关键问题，而这又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即伊朗核问题的进展、石油供求和价格状况、削减伊朗石油进口的情况，以及进口国的外交努力。罗振兴指出，这一制裁对中国有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中伊关系尤其是中伊经贸关系将受到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最后从战略角度考察，他认为如果制裁能让伊朗放弃核武计划，石油禁购政策是符合构建一个无核的、稳定的、和平的中东，保证世界石油秩序和未来稳定之大战略的必然选择。

五、朝鲜问题与中美关系

朝鲜核问题是本场议题关注的焦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文宗结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朝核问题做了论述。首先，他提出朝鲜半岛存在四种冲突风险:（1）朝鲜强化核与导弹能力引发的朝鲜与美韩冲突。按照“朝鲜挑事—美韩军事威慑—联合国制裁—中美朝韩穿梭外交—事态趋稳”的模式，到底美国对朝鲜划定的红线在哪里？（2）朝韩围绕边界的军事摩擦失控，这里包括“三八线”附近的军事摩擦和海上边界摩擦。（3）日本和朝鲜可能爆发的军事摩擦。（4）朝鲜国内不稳定及引发外界军事干预。要考虑到朝鲜政局不稳定的可能性，由此中美如何规避风险？其次，他阐述了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博弈与“相互尊重”原则。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尊重各自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但美国对朝政策和中国对朝政策是否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民主化战略？中美涉朝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匹配，所以必须互相尊重，即中国坚持无核化承诺和美国不破坏半岛稳定。中美双边关系影响各自的对朝政策，在亚太地缘政治上要解决“舒适度”问题与中美地缘竞争的限度之间的关系。最后，他提出中美合作共赢的三个场景假设:即维持现状、美朝关系改善、朝鲜政局不稳定的场景下如何实现双赢。一种可能是中美两国考虑对朝做出安全保证，另一种则是推动统一后的半岛成为中立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着重阐述了中美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博弈。他指出朝鲜求核、拥核的基本考量在于鼓舞朝鲜人士气、增强领导人权威和社会凝聚力，制止可能的侵略，在未来可能的朝鲜核问题谈判中获取更大的让步等。他认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博弈有三个基本特点。（1）一个共识，即朝鲜半岛应该实现无核化。这不仅关乎东北亚及自身安全，还是维护安理会权威、阻止其他地区国家求核、实现中美合作的重要途径。（2）两大矛盾。中美在朝核问题中的主导权问题上的矛盾，其根源在于中美与朝鲜关系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两国在实现朝鲜非核化的方式方法及手段上的重重矛盾，中方希望以谈促变，美方则倾向于以压促变。（3）三种前景:第一种是“拖”，由于朝核问题会在中朝关系中制造矛盾和冲突，中国不会拖；第二种是“垮”，即朝鲜经济趔趄不前，外交地位空前孤立……；第三种是“谈”，朝鲜在没有外部力量强力推动下发生内乱的可能性很低，而美国无政治意愿和能力对朝核设施进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意识到处境的危险，同意在非核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对本次论坛做了总结。他对本次论坛给予肯定，认为论坛的性质为美国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探讨的平台。此外，他还提出几点建议，一是鼓励青年学者开拓更多的研究视角；二是要跳出美国看美国，以全球的、世界的眼光看待美国、研究美国；三是在研究方法上要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清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只为研究而研究。综上，本次论坛涉及议题丰富，讨论深入，未来还将持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