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审美意识对象意识的定位和可视性的强化

第一节　审美意识对象意识的定位和可视性的强化

谈电视剧的审美意识、对象意识，是要说明，电视剧应该都是好看的，电视剧的可视性应该是不断地加以强化的。换句话说，电视剧以可视性为其重要特征之一。什么电视剧不注意可视性，什么电视剧就会失去观众。比如，1995年3月15日开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了几集的30集系列剧《广告人》，即使没有主事者进行诈骗活动等别的原因使其有如过眼烟云，光是观众不忍卒睹，也会使它灰飞烟灭的。那哪里是电视剧？这不仅是因为观众难以接受王朔式的“胡编乱侃”，还因为，就连画面上那些原本是“广告片中的明星”的演员们，也被化妆得人不人、妖不妖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开口，都让人看了难受。不管播出前报纸上如何精心包装，怎么哄炒，观众还是抛弃它了。

可视性，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一个“好看”的问题，但是，表现在电视剧创作的艺术实践中，却是一个复杂的给审美意识、对象意识定位并加以把握的问题。

先说审美意识。就像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自然美、社会美，人们在认识这些美中产生美感一样，电视剧里，也存在着美，电视机前的观众在观赏电视剧中的美时也产生着美感。

1995年4月3日首播的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空政话剧团联合摄制的6集电视连续剧《追日部族》，说的是当代军人将现代生活、人际关系、价值取向、感情纠葛和雷达设备一起带进了西双版纳原始热带雨林，发现了与世隔绝的苦聪人的原始部落，帮助苦聪人摆脱愚昧迷信、贫穷落后，帮他们走出山林，直接进入现代文明，实现了跨世纪的飞跃。这是苦聪族、傣族和汉族三个兄弟民族以中华民族素有的“追日精神”共同谱写的一曲动人心魄的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壮美之歌。全剧在美丽的西双版纳展开，热带雨林深处的太阳山雷达营区，大山深处星星河畔的苦聪寨，山下月亮湖畔的傣寨，风光迷人；故事又富有传奇色彩，充满诗意抒情，洋溢着民族风情，连苦聪人生活的原始蛮荒形态也蕴蓄着一种原始美、阳刚气。这一切都有很深的文化意蕴而显得力度非凡。加上剧中的人物，如指导员庄智，副指导员常明，老班长邹云山，傣族女教师依春叶，苦聪姑娘依阿罕、老族长波岩龙，也都人性美善，性格鲜明。他们的社会行为和心灵呼唤又都被纳入了时代精神的奇光异彩之中。这使得全剧具有了自然的、社会的、人生的多重美。观众看这部戏，就获得了不同寻常的美感。如同张掮中在《心的呼唤爱的奉献》一文里所说的，“它让观众得以从平视的角度来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聆听他们的心灵呼唤！”深感这“当代军人敢流血流泪的大情大爱，如洪钟大吕奏响时代的交响乐！”

观众看《追日部族》这样的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感情的激动和愉悦，说明了，电视剧确实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和审美价值，观众真能在剧中得到强烈的美的感染。当然，剧中的美，又是该剧编剧李东才和导演白玉、曦曦及所有演职创作人员对客观世界中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美的能动反映。

这种观众的美感，观众的审美愉悦或审美感受，也就是观众的审美意识或审美心理的外化、物化。由此，我们可以认定以下的事实：

一、电视剧观众都有审美要求，也都有审美能力

这首先要承认，对美的欣赏和追求，是人的精神生活乃至生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就说过：“‘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之最重要者，倘若在生活的全内容中反映‘美’的成分抽去，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是人的天性。

本着这种天性，一个意识健全、思维正常的观众，在收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剧中，受到感染，甚至融为一体，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去审视剧中的一切，而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自己的审美要求和审美能力的。这是观众在欣赏美的事物参与创造美的作品的活动。

说起来，有一种现象，大家都习以为常，却又并不在意，而且还多少有点羞于承认、似乎难以启齿的是，观众在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在诸多的因素中，剧中出场饰演各种人物的演员的容貌、形体、气质、风度，常常都是最先或者最易于激发观众进行审美活动、审美创造的。比如，人们看《努尔哈赤》见到扮演阿巴亥的傅艺伟，看《杨乃武和小白菜》见到扮演小白菜的陶慧敏，看《女人不是月亮》见到扮演扣儿的赵明明，都会赞叹她们的如花似玉的美貌，看《凯旋在子夜》见到扮演江曼的朱琳，看《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见到扮演宋庆龄的李羚，看《外来妹》见到扮演小云的陈小艺，看《情满珠江》见到扮演淑贞的左翎，以至于看《武则天》见到扮演上官婉儿的茹萍，都会折服于她们文雅端庄的气质，就是看《红楼梦》见到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虽然不具绝代佳人的容貌，也还欠缺纯静高雅的气质，但那扮相，那表演，楚楚动人，也会叫人顿生一种怜香惜玉之感。这种心理上的特殊的欢快之感，都是正常的，健康的，符合科学道理的。有时候，演员的容貌、形体、气质、风度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角色赋予和演员塑造之间的错位，导演或表演艺术追求的迷失，却会破坏观众心目中的美感。这在《爱你没商量》和《武则天》一类的电视剧里的主要演员身上，都是有着深刻的教训的。相反，有的演员，虽人称“丑星”，在合适的剧中出演合适的角色，如果表演恰到好处，同样可以在观众的审美活动中让人产生一种美感。比如《女人不是月亮》中的赵鬼，把他放在扣儿面前，真容易让人想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那位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面前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外形虽然丑陋，内心却至为纯洁，其心灵之美，也让观众称赞。这应该就是观众的审美能力的充分证明。

当然，观众看电视剧，这种审美要求，还可以以剧中人物的总体塑造，剧情的整体发展，全剧环境的自然美、社会美，还有文学韵味、文化蕴含等等，得到满足，其审美能力也会在这些方面得到展示和体现。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二、观众的审美心理结构，决定了自身的审美功能

观众看一部电视剧，在欣赏中得到情感上的愉悦，那是由观众自身的一定的审美功能加以完成的。这审美功能，包括审美意向、审美追求、审美情趣、审美习惯、审美偏爱、审美能力，等等。没有这样的审美功能，他不可能产生美感。但是，这种审美功能，受制于审美心理结构。审美心理结构，则是由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情绪、情感、思维、理解、意志、愿望、趣味、能力、气质、性格等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种要素，按一定的结构组成的一个系统。这些要素在观赏电视剧作品时参与的程度不同，或者不同的观众调动自身的这些要素参与的不同，结果，表现出来的审美功能便不同。有的会重在消遣、娱乐功能，有的会重在认同、参与功能。即使同是重在一个方面，审美的感受也会不一样。一部电视剧播出以后，有时会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爱你没商量》就是这样的。

这部长达41集的室内剧，播出之前，制作单位把京城各新闻单位跑电视剧的各“大腕儿”记者请到华润饭店中连看四天，博得记者们一连声儿叫好。那是一种特殊的不正常的文化现象，我们不说他了。播出以后，反响竟也天上地下，有说“精品”者，也有说“劣作”者。1993年1月6日到9日，全剧即将首轮播完之际，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光明日报文艺部、北京日报文艺部联合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在京的影视艺术界的专家学者和新闻界人士近30人出席，论说了这部戏的长短。褒扬的意见说，这部戏“有风格、有深度、有特点，是一部有研究价值的戏。编导演、摄像、音乐、音响各部门旗鼓相当，有探索”，“是一部高质量的上乘之作”，“基调健康，催人向上”，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们“看过的最好的一部电视剧”。有的专家还说，这部戏，“作为一部通俗室内剧，它比以往的作品有所超越”。那第一个超越是整个剧作，第二个超越是人物塑造，第三个超越是更注意表现哲理意味和诗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情室内剧，它闯出了新路子”。甚至，对宋丹丹扮演周华，也说她“表演技巧全面”，“称得上演技派”。贬抑的，则在一些评论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中，最有分量的苏善、牛也的一篇《关于〈爱你没商量〉的对话》指出：“作为纯粹王朔的电视剧，这算是第一部（当然也是合作）。出师不利，说明了两个错觉。一个来自舆论（宣传舆论而非接受舆论）；一个来自王朔。舆论对王朔一直有一种盲目崇拜，认为只要王朔所为，必定出手不凡。于是刚投入生产就认为‘必有佳人得我心’，一旦完成与舆论见面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自始至终地看好。而王朔也被这种盲从他的舆论给骗了，认定这就是观众了。他不仅被自己感动了，也被这些观众感动了。据说在北京华润饭店首映时，就这样沸沸扬扬，十分热烈。”这篇文章还指出。《爱你没商量》“从大的框架到大的内容上都十分虚假”。“王朔一直盯着‘文化人’鞭挞不放”，“攻其一点后把它扩大化”，《爱你没商量》“又一次重复了这一王朔主题”。它“通过树立一个空洞无物的高强以及追求高强的周华、童童来贬抑知识、文化，而另一方面，则是英达脸谱化地作践一个剧作家。一再重复这种站不住脚的东西，就使人感到作者的矫揉造作了。王朔越是使用自嘲的手法来解围，就使人越感到矫情。王朔会比任何人都明白，恰恰是他所骂的对象和这种嘲骂成全了他，否则他早就去开出租车了。”文章还指出，“王朔的主观性使他对内容——生活、人物，形式——技术、表达并不关心。最终剩下赤裸裸的侃。”“除了‘侃’之外，对主题、冲突、悬念、情节、人物塑造、起承转合等，所知甚少。”至于表演，文章也说，“男女主角失误较多”，宋丹丹扮演周华，就“属于角色不合适。不是观众忘不了，而是她的表演不断提醒观众想起小品里那个端肩、驼背、撇嘴的形象，从形象到气质都不是周华。加上剧作者给人物定性的不准确，使周华时时表现出令人生疑的乖张怪癖，与整个环境十分不协调，看了使人很不舒服，这个所谓人见人爱的女主角一旦不可爱，这部通俗剧的整个悬念就没有了。”“谢园，由于它是教表演的，加上初上大戏，谢园是所有演员中最有负担的。他很认真，太注意表演，不放过一点机会，紧锣密鼓，绷得太紧，这对室内剧生活剧是个大忌。另外，剧本给高强的又比较空洞，这使他更回不到现实生活中来了。”“王朔塑造了一个高强来讨好大众，但得到的却是‘扯淡’。大众并不接受他。当这种形象止于宋大成的本份憨厚时，人们还可以接受，而像高强那样穿着平民的衣裳，侃着比方波还酸的道理时，人们非但不接受他，而且反感他。”“男女主人公不可爱。这个戏实在可以商量商量了。”至于戏里的爱情，彭加瑾的《让生活来检验》一文也说得不含糊：“爱情是作品的最重要的线索，可是，谁能说清艺术家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观呢？是纯洁、真诚？还是随意、凑合？是理想、责任？还是随俗，或仅仅是某种需要？在这种种矛盾的现象中，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内容就被‘消解’了。”

《爱你没商量》的这种播后现象，说明的问题很多，就它所表现的观众的不同审美感受而言，就是一个不同的审美心理结构导致不同的审美功能、不同的审美趋向、不同的审美评价了。

以上，我从电视剧观众的角度指认了他们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心理结构，审美功能的事实，从电视剧本身来说，不言而喻的则是，电视剧自身，由于兼容时、空，汇聚文学、语言、音乐、美术、舞蹈，包涵科学与艺术，具有了多样化的审美因素，就给观众提供了宽阔的审美天地，使之有可能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由此，把握住观众的审美意识，使之定位于恰当之处，电视剧的这些多样化的审美因素就会使得它的可视性特征有可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了。

再说对象意识。

我说电视剧充满了电视意识，其中重要的一个侧面就是，它包涵着充分的对象意识。

所谓对象意识，也就是一种观众意识，就是意识到了广大电视观众在电视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他们对电视剧审美要求上的差异性，意识到了观众的多层次性。

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性文化娱乐活动还偏少，电视播出的节目，尤其是播出量相当大的电视剧，成了广大人民群众获取信息和知识，得到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途径。电视剧艺术给每个家庭每个人带来的文化生活时间，已经超过了任何文学艺术作品。要是说，这种惊人的群众性已经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一种对于电视文化的依赖性，一点也不过分。

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社会文化现象。要是没有电视剧观众，电视剧只有播出而没有接收观看，“传播”的过程不完整，电视剧的目的、意义，电视剧的功能、价值，就无法实现。

不过，电视剧观众是复杂的、十分特殊的观众。

电视剧观众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不分民族、年龄、性别、阶层、职业、文化程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带着不同的素质教养、思想感情、观赏兴趣、审美意识来观赏电视剧。

这就使得观众的观赏需求表现出多层次的状态。《爱你没商量》播出后，别说褒贬之不同鲜明地表现了这种差异性。就是褒扬者和贬抑者中，即使众口一辞，那也源于不同的审美背景。比如，陈志昂在《〈爱你没商量〉得失谈》一文里说到，据他观察，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观众对《爱你没商量》一剧不感兴趣，即：一个方面的，是一向对“王朔现象”持否定态度的严肃评论界，他们尽管未必细看，但已断定这无非是又一部“玩文学”的作品，又一部“痞子文学”，至少是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与现实生活的主流离得很远。第二方面的，主要是某些青年观众，期待着从这部作品听到对几代人奉为准则的正统观念的嘲讽，然而听到的却是什么“助人为乐”、“发愤图强”，于是他们感到“失落了”。这是对作品内容的两种不同的反感。第三个方面的是趣味高雅的观众，认为这部作品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够精彩，不过是一部冗长的“肥皂剧”，甚至不屑一顾。第四个方面，是那些视艺术为消遣的观众，感到这部电视剧不抓人，不刺激，倒不如“瞎编”的《皇城根儿》有看头。加上《爱你没商量》在《皇城根儿》播出几天之后开播，看《皇城根儿》的人刚刚入港，正想看个究竟，就把《爱你没商量》搁在一边了。这样分析，不能说就十分准确也十分全面了，但是，总还是说明了观众确实是划分为多层次的。

这种多层次，从本质上讲，是电视剧观众的观赏需求不同。对于这种观赏需求，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加以正视。人是一个生命体。在生命的全过程中，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本能的需求。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累了要休息。物质的需求满足了，还会有精神的需求。到了一定的生命阶段，又有了男女情爱婚姻、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需求。作为社会的成员，社会的实体，在社会生活中，又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各种需要。弗洛伊德说，人们的各种需要都是根源于本能需要的，本能的最终目的是清除人体的需要状态。马斯洛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有五种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又是一个连续的层次。当一个需要基本满足之后，新的更高的需要又会突出起来。尽管弗洛伊德和马斯洛的说法各有偏颇之处，他们说到的人的多层次需求却是事实。

既然观赏需求不同，而且，这种需求不同又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电视剧的可视性特征要能充分地得以体现，也就必须要使这种观众意识有一个恰当的定位了。

从审美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定位，我们可以说到电视剧的可视性的强化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说，电视剧的可视性，即所谓“好看”，实质上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众的审美要求，这种满足又是顾及了不同的观众的不同的审美心理结构所导致的不同的审美功能、不同的审美趋向、不同的审美评价的。同时，也就顾及到了对象即观众的审美要求上的差异性和多层次性了。

有时候，人们一说电视剧的可视性，往往只强调“好看”，只强调人物性格要鲜明，命运要让观众关注，故事要引人入胜，悬念要抓人，场景要美，语言要中听，等等，等等。这都重要，经过努力也应该能做到，但是，做到了，却不一定就是可视性强了，就会讨好了。小说《红楼梦》可读性强不强？不能说不强吧！然而，正如鲁迅所说，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结果，不一样了吧！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放以后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那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从理论上说，电视剧既然不可能得到所有观众的认可，其可视性必然是和审美意识、对象意识的定位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情满珠江》把审美意识定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要满足观众了解和关注改革开放的审美需要。于是，它真实地再现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的进程，对处在这个变革的进程之中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创业精神、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伦理道德，作了全面的观照。观众通过梁淑贞、林必成、麦坚这些人物的曲折命运和感情冲突，“特别是从他们越过精神彷徨、道德迷惘而走向心灵充实和人格彼岸的人生体验中，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曲折和动荡，痛苦和困惑，同时还领悟到历史襟怀的博大，潜力的深厚，前进的伟力”，于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传统与现代文化冲撞而迸发出来的精神火花中，《情满珠江》的可视性得到强化了。

《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也是这样。它把审美意识定位在人们对改革漩涡中普通人心灵的关注，把对象观众意识定位在普通的中国人。从这种定位出发，这三部电视连续剧通过茂源老汉、枣花、铜锁、小庚、枣花娘等普通农民的一幕幕的人生悲剧，和他们的精神性格的裂变，使观众看到了封建残余意识对他们的精神桎梏和摧残，同时也从茂源老汉的勤劳、正直、朴实和枣花的温柔、善良、乐于助人的品行中，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积淀”，进而感悟到，他们需要的不是悲观和消沉，而应该猛醒和奋起。结果，这三部电视连续剧的可视性也得以强化了。

还有一部连续剧《大雪小雪又一年》，也很说明问题。这部戏，几乎是写了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一座东北老城，一片贫民区，一条七彩街，开茶馆的，掌破鞋的，乞讨的，三教九流的人物在新时期的日常生活。其中，开茶馆的七嫂，伪满时期是个受尽屈辱的妓女，和她相爱的一个大学生要为她赎身，却被小人诬告给日本宪兵抓走了，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七嫂一直含辛茹苦，盼着她的心上人回来。十多年前，她收养了“孤女”雪花，母女俩相依为命。这好像是有戏的故事，然而，全剧又没有为它多费镜头，而是同时展开了七嫂和雪花周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各自的生活。正直善良冷峻的鞋匠牛大哥，雪花的生父破烂掌，服刑的生母安畹贞，被贬黜多年的干部郑谦，伪满皇宫御厨皇天厚，被打成“反动音乐家”的教授金岩……，此外，还有失掉了灵魂的五嫂夫妇。除了这一对败类夫妇，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有自己的不幸和悲酸，幻灭和苦斗，然而，又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同情、关注着更为孤苦无助的七嫂母女。这样的人生，写尽了七彩街的悲欢离合。一年又一年，平淡无奇，然而，酸甜苦辣，相濡以沫，却像冰天雪地中吹拂的绵长暖流，迷醉了同是小人物的观众的心。就像主题歌所唱的，“大雪小雪又一年，大街小街又一天。街是一条街，人是千张脸。梦是七彩梦，路是千回百转，千回百转十八盘。阴透的天晴乍暖，雪天的太阳好扎眼。老茧脱皮一层层掉，鸭子长毛一根根钻。”这样一来，由于把握住了观众对小人物的众生相的关注，这部充满了关东风情的电视剧，也就好看了，其可视性也就得以强化了。

这，又涉及到了如何驱动观众进入观赏，或者说观众的欣赏欲的激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