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发展环境的测评

中国企业发展环境的测评_基于方法合成的指数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工业经济研究所卷

中国企业发展环境的测评^[1]——基于AHP方法合成的指数

黄速建　王　钦

一、引言

企业发展环境可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主要涉及企业内部的状态、运行和组织制度等，而外部环境则主要是指企业发展必须依赖的和无法回避其影响的企业外部系统（席酉民，2001）。在这里，我们研究的中国企业发展环境主要是指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涉及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技术因素、金融因素、国际因素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等，而这些因素之间彼此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对企业的共同作用就使得企业发展环境呈现为一个系统，并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

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是吸引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条件。从宏观层面看，不断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解决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关键（世界银行，2005）。世界银行、国际管理发展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弗雷泽机构（Fraser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机构，都针对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更关注不同国家之间政府对企业监管环境、投资进入壁垒，以及国家风险的横向比较研究。当然，此类研究能够从国别比较上，为政府做出正确政策行动选择提供翔实的资料。但是，此类研究缺乏对一国企业发展环境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变迁给予跟踪研究，自然就不能够为政府在政策行动选择上提供“连续性的”判断，也就很难使政府做出“现实性的”选择。

本文就是基于外部环境与企业发展的关系，重点对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系统做出评价，并根据对企业发展环境测评的结果，提出完善企业发展环境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企业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企业发展环境的研究，首先就是确定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环境因素，然后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具体的分解，分析这些因素是从哪些方面影响企业发展，确定出每个关键环境因素的子因素，从而形成环境影响企业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总体分析框架确定之后，我们就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根据不同环境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进一步确定出框架中每个环境因素，及其子因素各自的权重。在具体的权重确定之后，我们就会为每个子因素选取相应的统计指标，以此来对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综合测度。至此，就建立起了一套测度企业发展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当确切的数据输入到这套指标体系后，我们就可以合成一个具体的数值结果，并称此数值结果为“企业发展环境指数（Busines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dex，BDEI）”。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的选取

目前，从国内外经济市场化研究指数测度和经济自由度指数测度的形式看，最基本的形式就有简单算术平均形式和加权算术平均形式两种（樊刚等，2004；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进行加权算术平均，实际上就是要测度各相关因素的重要程度和影响程度，并给出相应的权重和分值。权重的确定方法目前大约有数十种，根据计算权重时原始数据的来源不同，这些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企业的外部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包含着众多的、能对企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对企业来说又不尽相同，并且这些因素还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因此其关系十分复杂。所以，对企业发展环境的评价，单纯采用定量的方法难以将其中的复杂关系分析清楚，解释力有限，可能还会和现实情况产生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有些因素上数据的取得十分困难；而单纯采用定性的方法又会太过于主观，不符合现代科学向实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将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结合课题的实际，我们对企业发展环境评价体系的研究将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该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较准确地反映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适用于无结构问题的建模。

（二）企业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

按照层次分析法构建企业发展环境评价体系，具体步骤为：首先，根据企业发展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总体研究目标，确定相关的影响因素，即建立因素层1。其次，针对因素层1的各因素进行具体分解，选取相应的子因素来解释、说明，即建立因素层2，并且对于这些子因素，还将选取具有代表性和解释性的具体统计指标，以便进行下一步的指数合成。至此，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企业发展环境评价的递阶层次结构。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我们利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这一研究平台，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其中企业高层管理者占60%、学者占20%、经济事务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员占20%，首先运用德尔菲法确定各因素层的相关影响因素，然后进行持续跟踪评价，建立各因素层相应的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在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之后，计算出各因素及子因素的权重，从而构建出企业发展环境评价体系。

（三）企业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说明

企业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有两层因素构成，第一层因素包括：经济因素（E）、政治因素（P）、技术因素（T）、人力资源因素（H）、金融因素（F）和国际因素（I）六个方面。第两层因素又有20个子因素构成，包括27个替代指标。详细的企业发展环境评价因素和指标见表1。

表1　企业发展环境评价因素和指标

续表

续表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合成的“企业发展环境指数”具有近似性的特点，它只是对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重要变化和趋势性特征的近似反映。这是因为，在合成“企业发展环境指数”过程中，既受到在理论上无法穷尽所有影响因素的限制，也受到在现实中无法获取所有数据的限制。再有“企业发展环境指数”本身还具有相对性的特点，由于采用的是年度时间序列的统计指标，根据年度的指数值来评价第i年的外部环境相对于第j年来说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说，对企业发展环境的评价，并无一个绝对的数量值存在，只能是评价某一时期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对另一时期来说，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四）各因素层的判断矩阵分析

由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学者，以及来自经济事务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员，来共同构建判断矩阵。首先，由参与人员根据已建立的递阶层次结构各自独立地建立判断矩阵；其次，收集所有的判断矩阵进行分析；最后，在结合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讨论，最终确定出各因素层的判断矩阵。在判断矩阵建立之后，运用Matlab逐个进行一致性检验，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判断矩阵即进入下一个环节，而对于未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判断矩阵，则再进行讨论并重新构建。

这样，通过对各因素层构造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2]我们就得到了各因素层因素相对于上一层因素的权重值，进一步综合以上计算的结果，就可以最终得到企业发展环境评价体系（如表2）。

表2　企业发展环境评价体系

通过计算得到一致性比例C.R.为（3.1094E－02），即C.R.＜0.1，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从对各子因素综合权重值的排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需求、政府行为和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最大，其综合权重值均超过了0.1，而社会资金充裕度和人力资源供给数量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最小，其综合权重值还不到0.1。

三、数据处理

基于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考虑，我们研究企业发展环境的起始时间，就从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同时，考虑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都是在9月份之后召开，而且政策的作用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们所要合成的企业发展环境指数，就从1993年开始，重点对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后的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进行研究。

截止到开展此项研究工作，我们所能取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为2003年，因此，研究时间段就开始于1993年，截止于2003年，总共将合成11个年份的企业发展环境指数。

我们所建立的企业发展环境评价体系，总共包含27个数值指标。需要对各指标的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这里将采用0～1标准化技术。这种方法是通过将指标的数值与相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间的量纲差异。

为了使企业发展环境指数具有跨年度的可比性，我们必须先就单项指标设定基期年份，以此来确定各单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但是，任意一个单项指标在任意一个年份的数值具有唯一性，无法获得最大值和最小值。因此，我们就采用设定基期时间段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具体做法为：就任意一个单项指标而言，取1993～2002年这10年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我们采用这种做法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通过选取基期时间段，可以进行0～1化，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差异和数量级差异。二是因为该基期时间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符合我国的国情。1993～2002年的这10年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10年，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开始进入完善时期，即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时期。三是通过基期时间段的确定，能够保证企业发展环境年度指数研究的持续性。另外，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各单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会永远固定在1993～2002年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例如，当党的十七大在2007年召开和2007年的数据产生之时，相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来说，企业的外部环境将会发生更大程度的变化。因此，我们对企业发展环境年度指数研究的基期时间段就会进行顺延，确定在1998～2007年之间。这也就是表明，关于企业发展环境指数的研究将会基于每5年调整一次，以使理论的研究能够和现实情况紧密结合。

在我们确定的27个指标中，既包含着正相关指标，又包含负相关指标。正相关指标有20个：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律师从业人员数与全社会从业总人数的比例、企业的三种专利申请受理量与企业技术开发人员的比例、企业的三种专利申请批准量与企业技术开发人员的比例、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非企业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技术市场成交额与科技活动人员数比值、三种专利申请受批准量（授权量）年增长率、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与商品进口总额的比值、人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例、大专以上毕业生占当年新增就业人口的比重、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技工学校毕业生数占当年工业职工总数的比例、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年增长率、技工学校培训在职职工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储蓄率、非国有银行的信贷资产占银行信贷资产的比例、股票筹资额占股票筹资额与银行新增信贷资产之和的比例、美国经济增长率；其余7个则为负相关指标。同时，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处理过的所有数据都相应的扩大10倍。

对于正相关指标，用下面的公式进行处理：

第i个指标数值＝［（V_it－V_min）/（V_max－V_min）］×10

对于负相关指标，用下面的公式进行处理：

第i个指标数值＝［（V_max－V_it）/（V_max－V_min）×10

在上述两公式中，V_it为第i个指标在第t（t∈［1993，2003］）年的原始数据，V_max为第i个指标在1993～2002年，这10年间对应的原始数据中数值最大的一个，V_min则为最小的一个。

在我们建立的评价体系中，有的子因素下面只包含一个指标，这样，就可以将该指标经过处理后的数值直接与该子因素的综合权重值相乘，得到该子因素的得分；有的子因素下面则包含两个或者三个指标，我们首先将一个子因素下面包含的各个指标的处理后的数值进行简单平均，合成一个新的数值，然后再将这个数值与该子因素的综合权重值相乘，得到该子因素的得分。当各个子因素的得分都计算出来之后，每个因素所对应子因素的同一年度得分进行相加，就可以得到该因素的得分。^[3]当6个因素的得分都计算出来后，同一年度的得分进行相加，就最终合成了当年度的企业发展环境指数。

四、初步测评的结果

（一）总体情况描述

按照上述数据处理的过程和方法，我们就可以得到1993～2003年，这11年的企业发展环境年度指数，具体见表3：

表3　1993～2003年企业发展环境指数（BDEI）

资料来源：世界市场原油价格来自http://www.ioga.com/Special/crudeoil_Hist.htm有关各年；2003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4》；技工学校培训人员情况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各年；储蓄率、非国有银行贷款额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股票筹资额占股票筹资额与银行新增贷款额之和的比例，根据《中国金融年鉴》有关各年数据计算整理；反倾销调查案件数据来自WTO网站（www.wto.org）的统计；其余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

从初步评价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发展环境改善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如果以中国共产党十四、十五和十六大的召开为划分标志，就可以将1993～2003年这11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93～1997年为第一阶段；1998～2002年为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从企业发展环境指数的变化情况看，第一阶段的指数变化值^[4]为1.80，第二阶段的变化值为3.17，这说明第二阶段的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程度明显快于第一阶段的特征。另外，从6个因素总体变化情况看，它们的改善程度并不一致。其中，经济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技术环境因素、金融环境因素表现出第二阶段改善程度快于第一阶段的特征；而人力资源环境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却相反。再有，从6个因素的波动情况看，政治环境因素、人力资源环境因素、技术环境因素和金融环境因素，在我们研究的特定时期中，其变化的趋势都比较稳定，无太大的波动，而经济环境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并在近期呈现出新的变化动向。

（二）各环境因素的分析

1.经济环境因素的分析。

图1　1993～2003年企业发展经济环境因素变化状况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93～2003年的11年中，经济因素方面的得分波动情况很大，这也就表明我国企业在这11年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并不总是有利的。通过对经济因素构成子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经济环境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情况，主要是源于市场需求因素和资源供给因素的波动。

就市场需求因素而言，我们考察的主要是国内需求情况，选取了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作为替代指标。在1993～2003年这11年期间，无论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其波动情况都是很明显的。农民收入的增长在1996年达到峰值之后，一直持续下降，在2000年一度降到了最低点；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情况也是大致如此，自90年代中期持续下降，并于1997年降到低谷，之后虽然渐渐回升，但也是极不稳定，在2002年达到了最高值，这些收入的变化情况，都对企业的国内需求环境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这种情况也就说明，要改善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居民收入应该是我们首要关注的因素，其中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增长方面。

就资源因素的分析而言，就是从供给方面来评价企业发展环境，具体选用了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变化率和世界市场原油价格变化率作为替代性指标。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建立在粗放型、高投入、高消耗模式基础之上的，企业的发展与资源因素有着高度的依赖性。从这两项指标的变化情况看，在2000年和2003年的价格变化情况都比较明显，并且原油价格在近期呈现出持续走高的动向，可以说，资源约束已经直接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我国企业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

就社会诚信因素而言，限于其他时间序列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我们选取的是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作为替代性指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的社会诚信情况。总体上看，我国社会诚信度在1993～2003年并无显著改善。其中，在1993～1999年，我国社会诚信度是呈现下降趋势的，在1999年后，又呈现出逐步好转的趋势，但这其中主要受到了四大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降低不良贷款率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社会诚信度的改善情况，客观上存在对社会诚信度的评价的高估。因此，提高社会诚信度也已经是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必须重视的因素。

就市场中介组织因素而言，我们选取了律师从业人员与全社会从业总人数的比例作为替代指标。从该子因素的变化情况看，在1993～2003年期间，我国中介组织呈现出稳步发展的特点。

2.政治环境因素的分析。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1993～2003年的11年中，企业发展的政治环境因素持续得到改善，其中第一阶段政治环境的变化值为0.76，第二阶段为1.25，这说明第二阶段政治环境的改善程度快于第一阶段。同时，政治因素的三个构成子因素，也都表现出第二阶段的改善程度高于第一阶段的特征。

图2　1993～2003年企业发展政治环境因素变化状况

就政府行为子因素而言，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政府效率、政府对企业之间竞争环境干预，以及企业的税负三个方面。从该子因素的变化情况看，第一阶段政府行为的变化值为0.17，第二阶段为0.39。也就是说，伴随着1993年和1998年两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国政府的效率在不断提高，对企业运行的干预在减少，并努力朝着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方向发展。但这还仅仅是政府行为转变的开始，在机构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机构职能建设和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政府完善企业发展环境工作的重点。

就法律对企业的保护子因素而言，我们主要选取了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替代指标进行评价。从该子因素的阶段变化情况看，第一阶段的变化值为0.07，第二阶段为0.28，这说明在1997年以后，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完善进程明显加快。这既包括了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也包括了执法力度的加强。例如，近年在人民法院一审程序中，加大了对所受理经济纠纷类和知识产权类案件的结案力度。但从目前法律环境现状看，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还有待提高，判决生效后的执法力度也亟待加强，行政法规同现行法律还存在着抵触，等等，这些都应是未来企业发展法律环境改善应该注意的方面。

就产业政策子因素而言，我们主要考察的是产业准入情况，选取了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作为替代性指标。从该子因素的阶段变化情况看，第一阶段的变化值为0.52，第二阶段为0.58，这说明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稳步改进，某些行业的垄断格局被打破，不同经济类型的歧视性政策在减少，管制和反垄断机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九五”和“十五”的第一年，该子因素的得分都有显著的变化，这说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仍需注意的是，有些行业的垄断格局并未真正打破，公平竞争的行业范围还较为有限。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腐败因素也是政治环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子因素，对企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有关腐败因素的数据较为缺乏。我们计划在今后的研究中跟踪搜集有关腐败因素的数据，进一步完善对企业发展环境指数测评的研究。

3.技术环境因素的分析。

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1993～2003年的11年中，企业发展的技术环境因素在1994年经历了较大幅度波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改善的特征。其中，第一阶段技术环境的变化值为-0.01，第二阶段为0.41，这说明在第一阶段企业外部技术环境几乎没有变化，甚至还略有倒退，而在第二阶段技术环境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第一阶段。通过对技术环境构成子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1994年技术环境的波动，主要是由非企业研发活动强度和自主创新因素波动引起的。

就非企业研发活动强度因素而言，我们主要考察的是企业外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发活动强度。从该子因素的变化情况看，在1994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这也是造成企业技术环境因素波动的主要原因，之后非企业研发活动强度在不断加大，其中，第一阶段的变化值为0.16，第二阶段为0.29，这说明第二阶段企业外部研发活动强度的升幅大于第一阶段，企业的外部技术创新平台在不断完善。

就技术成果市场化因素而言，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情况，选取技术市场成交额与科技人员数的比例来近似表示。从该子因素的变化情况看，技术成果的市场化程度得到了持续稳步改进，其中，第一阶段的变化值为0.02，第二阶段为0.06，这说明技术成果市场化的进程有所加快。

图3　1993～2003年企业发展技术环境因素变化状况

就自主创新因素而言，我们主要考察的是企业外部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该子因素的变化情况看，企业外部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明显改善，其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变化值都为负值，分别为-0.07和-0.04。这说明我国企业外部的自主创新因素亟须改善。

就技术引进因素而言，我们主要是通过考察企业对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情况，来间接反映企业外部的技术引进环境。从该因素的变化情况看，第一阶段的变化值为0.02，第二阶段为0.1，这说明企业发展的技术引进环境是稳步改进的。

4.人力资源环境因素的分析。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1993～2003年的11年中，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环境因素除了在2001年出现了波动之外，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改善的特征，但第二阶段的改善程度小于第一阶段的改善程度，其中，第一阶段人力资源环境的变化值为0.69，第二阶段为0.32。通过对人力资源环境构成子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第二阶段人力资源环境的改善主要受到人力资源结构因素的制约。

图4　1993～2003年企业发展人力资源环境因素变化状况

就人力资源数量而言，除了在1995年和2000年该子因素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外，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变化。其中，第一阶段的变化程度大于第二阶段的变化，变化值分别为0.06和0.02。同时，这也就说明，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致使在数量上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还远远没有达到（蔡昉，2005）。

就人力资源质量而言，在2001年以前，该子因素基本上是在低位小幅波动，而在2002年、2003年都呈现出较高幅度的增长。总体上，第一阶段的变化程度小于第二阶段的变化，变化值分别为0.03和0.28。当然，这一变化是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人力资源结构而言，该子因素在第一阶段保持了持续增长，变化值为0.58，但在第二阶段人力资源结构状况出现了倒退，变化值为-0.11。从企业的发展来看，人力资源的需求和供给结构的匹配是关键，而当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技术工人缺乏问题，都已经成为制约人力资源环境改善的瓶颈。

就人力资源潜力而言，该子因素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增长的趋势。第二阶段的变化高于第一阶段，变化值分别为0.12和0.03。同时，第二阶段的变化又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征，即除了1999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之后，出现了小幅回落，并未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5.金融环境因素的分析。

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1993～2003年的11年中，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因素持续得到改善，并且第二阶段的改善程度明显大于第一阶段，其中，第一阶段金融环境的变化值为0.15，第二阶段为0.53。通过对金融环境构成子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金融组织结构的改善对金融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图5　1993～2003年企业发展金融环境因素变化状况

就社会资金的充裕程度而言，该子因素保持了持续平稳增长，其中第一阶段增长程度的略大于第二阶段，变化值分别为0.05和0.04。

就金融组织结构而言，该子因素呈现出“前低后高”的变化趋势，第二阶段的变化程度明显大于第一阶段，变化值分别为0.52和0.06，这说明中小银行在近年有了较快发展。但值得强调的是，同我国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小银行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

就企业融资结构而言，该子因素除了在2000年表现出较大幅度的增长之外，都基本上是在较低水平上波动。在第一阶段呈现出小幅增长，第二阶段又表现出小幅下降，变化值分别为0.04和-0.03。这说明我国的证券市场发育程度还相对较低，企业股权融资数量有限，尤其是2001年以来证券市场的不景气，进一步导致股权融资比例的下降。

6.国际环境因素的分析。

从图6中可以看出，在1993～2003年的11年中，企业发展的国际环境因素的波动较大，除了在第一阶段略有改善之外，在第二阶段基本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并在2001年达到这11年的低点。其中，第一阶段国际环境的变化值为0.23，第二阶段为-0.30。通过对国际环境构成子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在2001年以前国际市场需求和国际贸易环境因素保持了对国际环境因素同方向的影响，在2001年以后国际贸易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其中，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自1998年以来，中国企业国际贸易环境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并在2003年表现得最为突出。^[5]

图6　1993～2003年企业发展国际环境因素变化状况

总体上看，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开始，在这10多年的时间中，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是越来越有利的，但也有一些环境因素亟须得到进一步改善。

1.从经济环境因素的发展来看，市场需求因素和资源因素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另外，社会诚信因素也值得密切关注，近10多年来，社会诚信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大大限制了企业经济活动的发生。

2.从政治环境因素的发展来看，伴随着政治环境因素加速改善，进一步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加强法律对合法经营活动的保护，打破行业垄断，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都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企业外部政治环境改善的重点。

3.从技术环境因素的发展来看，企业外部的研发强度因素、技术成果市场化因素和技术引进因素，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而我国企业外部的自主创新环境并未得到改善，甚至还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4.从人力资源环境因素的发展来看，进入第二阶段后，我国企业外部人力资源环境改善的步伐有所减缓，其中，有关人力资源结构改善的问题日益凸现。

5.从金融环境因素的发展来看，金融组织结构和企业融资结构的改善，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企业外部金融环境改善的重点。

6.从国际环境因素的发展来看，近年来企业外部国际环境的波动较大，近期国际贸易环境因素带来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并且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五、政策建议

结合以上对企业发展环境的初步测评，以及对各外部环境因素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重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将增加农民收入的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就业，缩小包括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市场需求的有效保证。

2.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提倡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资源的浪费，同时还要进一步拓展资源获取的空间和渠道，多方面、多角度为企业发展寻求资源，开源与节流并举。

3.加强多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进一步推动中介组织的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中介组织的发展，提高专业化水平和竞争力，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

4.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领域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转化；严格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打破许多行业的垄断局面，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5.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对人力资源流动的导向功能；同时国家也应制定政策对人力资源结构调整进行引导和控制，促进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继续向第三产业转移。

6.深入推进经济体制和科研体制方面的改革，改善企业外部自主创新环境，发挥生产型服务组织在产学研结合中的作用，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和开发机构的紧密合作，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7.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降低企业债券发行主体的资本金门槛，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给予中小商业银行较为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金和海外资金投资充实中小金融机构资本金，重组和壮大现有中小金融机构实力。

8.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灵活使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大力协助企业应对国际挑战，为我国企业的发展努力开辟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将“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结合起来，加速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人人受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

［3］蔡昉：《中国是否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载《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5年春季报告》，刘国光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4］樊纲等：《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年度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5］席酉民：《企业外部环境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6］王长胜等：《2005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7］The Fraser Institue，2004，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2004 Annual Report.

［8］The World Bank，2004，Doing Business in 2004：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9］The World Bank，2005，Doing Business in 2005：Removing the Obstacles to Growth.

（原载《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年第2期）

【注释】

[1]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战略机遇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未来5～10年经济增长源泉、战略选择与政策支持》的子课题《战略机遇期中国企业发展环境研究》的成果之一。该重大课题的总负责人：王洛林；该子课题负责人：黄速建。

[2]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略去了因素层1和因素层2的具体判断矩阵分析情况。

[3]国际贸易环境的衡量指标为“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案件数占当年全球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比重”，但是1993年和1994年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在这两个年份中，我们就设定国际因素只包含一个子因素，即国际市场需求，其衡量指标在这两个年份的指数合成过程中就直接与国际市场需求的权重值（0.0541）相乘。

[4]变化值为该阶段最后一年的数值减去第一年数值的结果。

[5]由于本文数据处理选择的基期阶段为1993～2002年，并以这10年内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区间，进行标准化处理，而2003年的国际贸易环境指标超出了这一区间，因此得分为负值。详见本文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