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与方法的演进与融汇

7.1.1.1　历时视野下古希罗时期翻译理论与方法的共生

很大程度上说，古代欧洲民族间的融汇与往来是建立在对古希罗文化传译的基础上，而且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开始了。当时的古希腊城邦雅典已经将殖民地扩张到意大利半岛，彼此间的贸易往来频繁不断。马其顿国王在武力征服不断衰败的古希腊过程中，也在到处传扬着文明发达的古希腊文化。到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而正是大量翻译、继承了古希腊文化的衣钵，古罗马才成为地中海沿岸文明的中心。历史告诉我们，翻译是传递人类文明的火炬，是族群间共生的纽带。

西方有记载的翻译史开端于希腊语对希伯来语的犹太经典翻译，但真正开启翻译研究的是古罗马人，在大量译介希腊文化过程中，罗马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其中，尤以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为代表的世俗文学翻译思想和以哲罗姆、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宗教经典（《圣经》）翻译思想为代表。

西塞罗（Marcul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是古罗马帝国时期人，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翻译了大量古希腊哲学、文学等名著，其翻译理论主要见于其著作《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的定义》。他把译者分为“解释员”与“演说家”，而译者应做“演说家”，用习惯的罗马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打动读者；他还赞同翻译是文学创作，认为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词的数量。

西塞罗的翻译给罗马乃至后来的欧洲引入了不少哲学词汇，也给西方对翻译方法的研究开了先河。他关于翻译的文艺创作观以及“直译”（解释员）与“意译”（演说家）的翻译研究两分法，确定了后世探讨翻译的方向，即翻译的标准与技巧问题。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是古罗马帝国诗人、批评家，他的著作《诗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西方文论发展有重要意义。其翻译观受西塞罗影响，主张活译，认为“忠实原著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诗艺》）；他赞成本族语可通过译介外来词加以丰富。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ntilianus，约35—95）是古罗马演说家、修辞家，提倡活译。他在其《演说术原理》中论述到，罗马人的一切翻译、写作都必须与希腊人比高低，强调“我所说的翻译，不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1]。我们现在关于翻译研究的各种主体思潮实际上是源于他的这种翻译是创作，是与原作媲美并超出原作的思想。

哲罗姆是西方早期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被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他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被认为是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哲罗姆翻译思想的影响不亚于西塞罗，主要有：第一，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第二，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与“宗教翻译”；第三，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他的这种区别文本类型的翻译原则对后世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大批的追随者。

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是古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义的主要代表，北非地区主教和修辞学教授，是具有传世影响的神学家。著作有《上帝之城》《忏悔录》和《论基督教育》等。后者是从神学角度研究语言学的著作，被认为是古代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重要文献。他的翻译理论有：第一，译者必须通晓两种语言，熟悉并“同情”所译题材，具有一定的校勘能力；第二，基于读者的要求，翻译中必须注意三种风格，即朴素（给一般基督徒的“启蒙”翻译）、典雅（给受过教育的读者引导上帝时的“颂扬”翻译）、庄严（规劝、指引读者时的“严肃”翻译）；第三，翻译中必须考虑“所指”（客观存在事物）、“能指”（语言符号）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第四，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第五，《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奥古斯丁对后世的语言与翻译理论研究有很大影响，他的符号理论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推崇。

以上可以看出，翻译研究从一开始就进入一种对立的视野当中，一种是文艺学翻译理论路线，另一种是语言学翻译理论路线；前者肇始于西塞罗、昆体良等，后者发端于《圣经》经典的翻译者，比如《希腊七十子圣经》（Septuagint）的集体译者以及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前者强调语言的艺术性，主张创作性翻译；后者侧重语言的本质性，主张忠实性翻译。这种对立中的共生是人类翻译历史长河中的显性生态特质。

7.1.1.2　历时视野下西方中世纪翻译理论与方法的共生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至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的主要代表和成就有：初期的翻译家波伊提乌、中期的托莱多“翻译院”、末期的民族语翻译。这一时期的翻译往来仍以欧洲区域为中心。

波伊提乌（Manlius Boethius，约480—524）是中世纪初期最重要的神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和翻译家。他代表新兴封建阶级利益，热衷希腊哲学，在当时学术界、理论界引发热潮。主要翻译观点为：第一，内容与风格互为敌对，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第二，翻译以客观事物为中心，译者应放弃主观判断权。他这种客观与实用主义翻译观影响了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

托莱多“翻译院”是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心，以阿拉伯与西方作品的互译为最早。公元7—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希腊，大批叙利亚学者来到雅典，把希腊作品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而后又转译成阿拉伯语。阿拉伯学者齐聚巴格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西方文化，一时间，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人的“翻译院”和学术中心。

托莱多是西班牙中部的一座历史古城，在中世纪中期受穆斯林统治，大批希腊作品的阿拉伯译本涌入，西方学者也纷纷前来从事拉丁语翻译，到12世纪初达到高潮。托莱多“翻译院”有三大特点：第一，翻译活动始终受教会资助；第二，翻译内容主要是希腊作品的阿拉伯译本，其次才是阿拉伯与希腊语原著；第三，托莱多当时是西班牙的教育中心和穆斯林的学术中心。

托莱多“翻译院”的意义在于：尽管这一时期没有什么轰动的翻译理论产生，大多采用意译，但这是一段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友好交融时期，它带来了东方人的思想，传播了古希腊文化，活跃了西方学术氛围，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语族间语言与文化的共生与繁荣。另外，托莱多当时的教育和学术气氛，在某种意义上为北非第一所大学储备了条件，对人类大学教育结构和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小的推力。

西方中世纪的民族语言翻译始于罗曼斯语言^[2]，但使用民族语言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则在13—15世纪期间。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各民族语言趋于成熟，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的诉求高涨，这一时期对《圣经》的传译拉近了日耳曼语族^[3]在语言句法结构上的相似性。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没有形成清晰的系统。由于波及的民族语言众多，形成的翻译见解比较乱杂，主要特点有：第一，翻译必须严格模仿拉丁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法；第二，翻译必须尊重译文语言的自然规则，使用百姓中流行的口语，以便为大众所接受。

7.1.1.3　历时视野下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理论与方法的共生

14至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激发了人们对人文意识自省与自然世界探索的热情。通过大量翻译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学、艺术等作品，承传了欧洲古典文化，促进了各民族语言的交融与成熟。这一时期的翻译对象主要是古典作品和宗教作品，翻译方法上意译占据了主流，翻译理论与方法成果卓著。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著名人物伊拉斯谟著有《论自由意志》（1524），译作主要有从希腊语译出的拉丁语《新约》，译文准确，风格优美。主要翻译思想有：第一，必须尊重原作；第二，译者须有丰富的语文知识；第三，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风格的性质取决于读者的要求等。

德国宗教改革家、翻译家路德于1522年从希腊语译出《新约》，1534年又从希伯来语译出《旧约》。翻译中，他吸收了德国一些方言的精华，创造了许多新的德语词汇，语言通俗明了，成为德语的典范，因而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路德版《圣经》给西方民族语言发展造成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标志着用民族语言进行翻译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外，路德还翻译了《伊索寓言》，文学价值极高。他的翻译思想有：第一，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第二，必须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性。第三，必须遵循七原则：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可以增补必要的连词；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可以把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或者相反；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第四，必须集思广益。

多雷是法国里昂的语言学家、古典研究学者、印刷商。他的翻译选材很广泛，翻译思想很现代。他在《论如何出色地翻译》一文中提出了五项翻译基本原则：第一，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译作品的内容；第二，译者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第三，译者必须避免字字对译，以免损伤原意的表达和语言的美感；第四，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第五，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多雷的翻译思想在西方翻译史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荷兰德是16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翻译家，被誉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总翻译家”（translator general），是真正懂得“翻译的秘诀”的人。他精通希腊、拉丁语，译有里维的《罗马史》、普利尼的《博物学》、普鲁塔克的《道德论说文集》、绥通纽斯的《十二凯撒传》等。翻译思想遵循：第一，翻译必须为现实服务；第二，翻译必须讲究风格。

7.1.1.4　历时视野下西方近代翻译理论与方法的共生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近代的欧洲各国民族语言更加成熟，各国在文学与社科领域的互相借鉴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更加活跃，翻译思想更加成熟，既有从传统语言学视角讨论翻译的洪堡，也有从阐释学角度切入翻译问题的施莱尔马赫；既有划分翻译种类的歌德，也有提出翻译标准的泰特勒。可以说，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从此开始走向成熟。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是近代德国文学家，精通多国语言，也是翻译理论大师。其观点主要有：第一，翻译是不完全的，但应受重视，译者是“人民的先知”。第二，语言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彼此存在共性，这就构成了文学作品包括诗作的可译性。主张以散文译诗。第三，朴实无华的翻译总是最适当的翻译。第四，翻译分三类：传递知识的翻译（informative translation）；改编性翻译（adaptation／parodistisch）；逐行对照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即译者逐行在原文下面写出译文，或称逐句直译（不同于逐字死译）^[4]。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德国近代神学家、哲学家、古典语言学家，阐释学理论的第一位学者。他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阐释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第一，翻译分笔译和口译。第二，翻译分真正的翻译（指文学、自然科学作品翻译）和机械翻译（指实用性翻译）。第三，翻译必须正确理解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第四，翻译可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译者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这种翻译方法通过打破目标语表达规范，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本中异国情调的东西。二是译者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这种翻译方法追求译文晓畅，能使目标语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对19世纪翻译理论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并被现代的美籍意大利翻译家韦努蒂阐发为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在于从语言学层面研究翻译中的语言问题，主要观点有：第一，语言决定思想和文化，语言之间的区别是世界观上的区别，“语言可以说是各个民族的心灵的外壳”^[5]。第二，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区别，支配着翻译中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但语言之间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是可互译的。第三，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种辩证关系。他的这种二元论语言观，对20世纪语言学家索绪尔、加丁纳、乔姆斯基等人的二分法语言观产生了很大影响。

德莱顿是英国17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有明确而系统的翻译观点：第一，翻译是艺术。第二，翻译必须掌握原作特征。第三，翻译必须考虑读者。第四，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第五，翻译可以借用外来词。第六，翻译分三类：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拟译（imitation）。而逐字译和拟译是翻译的两个极端，都应避免。这种三分法跳出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二元藩篱，对后世翻译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泰特勒是英国翻译理论家，著有《论翻译的原则》，专门论述翻译。他认为“优秀的翻译”是把“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植在译语语言之中，使译语使用者像原语使用者一样，对这种优点能清楚地领悟，并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并进而提出三项翻译原则：第一，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第二，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第三，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此外，他还专门论述了优秀译者的标准问题，对整个西方翻译史具有重要里程碑作用。

英国诗人、评论家阿诺德是19世纪下半叶争论荷马史诗翻译问题的主角之一，对译诗的艺术很有见地：第一，翻译荷马必须弄清荷马的特点；第二，要保留荷马的基本特征；第三，译诗必须有诗人的洞察力；第四，译诗必须译得像诗；第五，译作必须具有与原作相同的感染力；第六，检验相同感染力的是学者而不是读者。

纽曼是伦敦大学拉丁语教授，是争论荷马史诗翻译问题的另一主角。针对阿诺德提出的上述观点，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第一，荷马是古人，译时必须再现他是古人。第二，衡量译作的标准主要是一般读者而不是学者的反应。第三，翻译是一种折中，原作越是杰作，译作越是不能与之相比；衡量译者的尺度不应是“完美”，而应是“缺点最少”。尽管二人大有一争高低之势，但就观点的争论而言，没有胜者，只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