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又称《伤寒杂病论》(简称《伤寒》),是由《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和《汤液经法》(又称《伊尹汤液经》简称《汤液》)发展而来的经方医药学体系,在我国医药学界有着深远影响,其魅力所在,不仅是其方药及方证,更关键在其特有的理论体系。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后世不能正确理解其理论,认为“中医的理论来源皆来自《内经》”,更因《伤寒论》序有“撰用《素问》”之伪言,则认为《伤寒》的理论来源于《内经》,因把经方理论与《内经》、岐黄混同。要继承和弘扬经方医学,必须先明了其理论体系,因此,有必要对经方的理论来源及理论体系进行深入探讨。
一、《本经》标志了经方的起源
《本经》的撰成年代和作者是谁,至今仍不清楚,但一致公认是我国最古最早的医药学著作,代表了我国医药的起源,如徐灵胎于《本草古今论》谓“本草之始,昉于神农”。其实其与《伤寒》一样,不是一个人、一个朝代所完成的,它是我们先人祖祖辈辈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但它起始于神农时代是历史事实。
《本经》所以依托神农之名,“神农一日遇七十毒”传说,一是确与神农有关;二是因在神农时代虽没有文字,但已积累了不少防病治病知识,后世记载其内容权当属于神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距今一万年前到五千年前”,即在黄帝之前。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1984年对河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5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时又发现许多石器、陶器等属仰韶文化。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时代相对应。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天(自然环境)有白天、黑夜、寒、热、温、凉、阴、阳变化,人体亦有相应变化。为了防寒、防止生病则盖窝棚、房屋而居;为了进一步防寒,则于屋中央修建火堂取暖、门向南开;为了夏天防暑,把房屋建成半地穴式。显然从生活上认识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阴阳之理。同时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用火烤感到舒服、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或用大黄、芒硝可以解除便秘之苦……当时虽没有文字,但积累的经验流传于后代,当有文字后便记载下来。《本经》所记载:“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柴胡,味苦,平。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大黄,味苦,寒。下瘀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365味药,显示了神农时代用药总结。《伤寒》中多处记载“若被火者”“若火熏之”,以粥治病、以麻黄汤发汗、以大承气通腑实等治法,标明了汉代对神农时代的继承和批判、弘扬。因这些医药知识产生于神农时代,称之为《神农本草经》当不徒有虚名。有关《本经》成书的时代,章太炎认为:“神农无文字,其始作本草者,当在商周间,代有增益,至汉遂以所出郡县附之耳”;钱超尘教授据《周易》有:“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国语楚语》有:“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论语》有:“季康子馈药”等关于药物知识记载,认为“先秦时代人们对药性药效已有所认识,并载于古书,《本经》形成于先秦乃至周初,增补于汉代,《汉书·艺文志》所以无其名者,或与《汤液》32卷合为一书亦未可知”。说明不是一朝一代一人所著成,但其起源确是始于神农而早于岐黄。
《本经》中“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论述,根据症状反应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反映了经方科学的起源,是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以八纲辨证、以八纲辨药,开创了以八纲辨证的经方医学体系。书中更详于记述了365味药物,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表现出寒、热、虚、实、阴、阳的症状论述,显示了单味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其述证主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标志了经方基础理论的起源。
二、《汤液》标志着经方理论的发展
《本经》反映了古人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用对应的药物治疗,先是积累了单味药治病的经验。逐渐认识到,有些病需要二味、三味……组成方剂治疗,这样逐渐积累了用什么方,治疗什么证,即方证经验,《汤液》,即是经方方药、方证的代表著作。该书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证明汉前确有此书,并简述了经方医学特点:“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即说明,经方的复方也是用药物的寒热温凉,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并根据疾病症状反应在表还是在里的不同,治用不同的方法,使人体阴阳平衡。这里的基本理论即用八纲,是与《本经》一脉相承的。不过对该书的著成、年代、作者,至今亦无定论,但章太炎的考证有着重要价值:“神农无文字,其始作本草者,当在商周间。皇甫谧谓:‘伊尹始作《汤液》’或非诬也”“夫商周间既以药治病,则必先区其品为本草,后和其齐(剂)为经方”。是说《汤液》的成书在《本经》后,但相差无几,有人认为《汤液》或即是《本草》一书,此论有待考证。
经方方证积累有着很长的历史过程,丰富的方证积累,影响着医药学发展,亦影响到政治、文化等,“方法”一词出现与之不无关系。这种以八纲指导的方证相应治病,对后世影响很深,甚者作为“秘方”“对病真方”保存、相传。后世虽因以《内经》释《伤寒》致六经实质不清,但有不少人因熟记了各方剂的适应证,也能用几个经方治病,这样不用经方理论亦称为“经方家”;而吉益东洞称不用阴阳五行,只强调“方证对应”也呈经方一派称著于日本。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吉益东洞所称的“方证对应”中,不用五行是事实,但并未离八纲,他所讲解的“药证”亦未离八纲、更未离阴阳。说明方证的积累,是用八纲治病的经验总结,它孕育着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
20世纪40年代,杨绍伊更以文字功夫考证,认为《伤寒》的原文大部出自《汤液》,他以“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为据,认为《汤液》出自殷商,原文在东汉岿然独存,张仲景据此论广,故原文一字无遗存在于《伤寒》中。又分析《伤寒》条文,据“与商书商颂形貌即相近,其方质廉厉之气比东汉之逸靡、西京之宏肆、秦书之谯谯、周书之谔谔”,分辨出《汤液》原文、张仲景论广条文及遗论。这种考证,且不论是否确切,但明确提示了:第一,《汤液》确实存在于汉前,商周已有积累,众多方证皆以八纲为理论,病位分表里,病性分阴阳。应当说明的是,与《本经》一样,不是一朝、一代、一个人所完成,托名《伊尹汤液经》只是标志时代背景而已。第二,《伤寒》主要内容来自《汤液》,张仲景是“论广”,而不是据“当时流行传染病、伤寒病”、家族多患伤寒而死,于是“渴而掘井,斗而铸锥”,一个人由无到有而写成,故确切的说,他是传经大师。第三,从张仲景论广条文中,看到了张仲景对经方的发展和形成的作用。
三、《伤寒》标志着经方理论体系的形成
杨绍伊所著《伊尹汤液经》一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经方理论的思路。可叹者,杨绍伊把《伤寒》原文分为《汤液》原文、张仲景论广条文、仲景遗论(弟子补入)条文三类,所据是文辞特点,其方法有待内行考订,其内容有待分析,这里仅就两个方面分析,来洞观仲景对经方理论的发展。
1.分析六经提纲 杨绍伊在所著《伊尹汤液经》,认为《伤寒》中的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后世简称为六经或三阴三阳)名称,在《汤液》已出现,且有不少有关每经病证的论述,列为《汤液》原文,但无“……之为病”主体词,即后世所称之提纲,只在太阳病开头有“太阳病其脉浮”(注意仅见《金匮玉函经》《唐本伤寒论》版本)。做为六经提纲的条文,皆列为既不是《汤液》原文,也不是仲景论广,而是仲景遗论,由其弟子加入,特别在厥阴病提纲前有“师曰”两字。其意是在说:六经名早已出现,但在《伤寒》才出现提纲,其提纲在仲景生前还未出现,而是其弟子后来加入。这里应特别关注的是,提纲的出现标明了六经含义,提纲是八纲概念,为病位、病性概念,标明了六经实质,是解读六经的关键。胡希恕先生正是据此,并仔细分析各经病有关条文辨明了六经实质,即太阳病实为表阳证;少阴病实为表阴证;阳病实为里阳证;太阴病实为里阴证;少阳病实为半表半里阳证;厥阴病实为半表半里阴证。标明六经实质为八纲概念,不是经络概念。
2.分析《伤寒》第148条(赵开美本原文序号) 按杨绍伊的分类,《汤液》无第148条原文,被列为是仲景论广加入,附于第230条(阳明病,胁下坚满,不大便而呕,舌上苔者,可以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
然汗出而解。)之后(杨绍伊认为是《汤液》原文)。第148条原文为:“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若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对本条的研究,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特着笔墨,从诸多笔记中可看到探讨良久、修改再三,而最终指明了两点:一者,该条病证特点是,病位不在表,不在里,而在半表半里;二者,治疗应改小柴胡汤为柴胡桂枝干姜汤(这里当然要参考有关小柴胡汤的论述,参见第96、95条)。在这里具体指明本条属半表半里阴证,并能指出治用小柴胡汤是柴胡桂枝干姜汤之误,这是难得的、来之不易的珍贵的研究,胡希恕先生正是以反复研讨《伤寒》条文为主,“并始终理会”,得出了《伤寒》的六经来自八纲。以是可知,经方发展至东汉,意识到病位除有表有里外,尚有半表半里,而半表半里又分阴阳,也就是说,是张仲景在继方证分类有表里之别,又认识到有半表半里病位,使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至臻完善。
当然,理解这一概念,还要对比《伤寒》以前的经方著作特点,即《本经》《汤液》理论特点。由《汉书·艺文志》可知,《汤液》有关病位论述,只有“浅深”“内外”即表和里,治疗当是用汗、吐、下。再看《伤寒》全文,大多内容是讲:在表用汗法,在里用吐、下法,以及汗后、吐后、下后出现的变证及治疗,这些多属《汤液》原文。显然是张仲景及其弟子们,是继承了汉前的经方治法、经验教训。同时还加入了《汤液》没有的内容,即论广时加入新的见解,而突出之点是,在少阳病篇特别强调了不可吐下(第264条)、不可发汗(第265条),这就标明了,只能用以小柴胡汤为代表的和法。这样再结合第148条分析,可明显看出,《伤寒》在病位概念上,与汉前的《汤液》有了明显不同,即除了有表里外,还有半表半里概念,这样经方辨证,原只用八纲,辨证时只有“抽象”,而加入半表半里理念,“乃具实形”,而形成了完善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由经方的发展史可知,六经辨证的形成,是辨方证的规律总结,是八纲辨证理论的升华,有了六经辨证更能指导正确辨方证,刘渡舟老师评价胡希恕先生:“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这里是赞扬了胡希恕先生医术高明,而实际更赞扬的是六经辨证的科学性。
以上通过分析六经提纲,明确了六经提纲出现于《伤寒》由仲景弟子加入,说明了是六经名远在商周已出现,为何用其名、其原始名义有待探讨,但提纲出现于东汉,赋予了实质内容。通过分析第148条,可知汉前经方只用八纲辨证,病位理念只有表、里,虽有六经名,但未形成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张仲景及其弟子意识到了其间尚有半表半里理念,由八纲抽象,变“乃具实形”而成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因此,亦可知经方六经辨证论治理论,是在古代方证积累的基础上,由方证积累,进而进行分类而形成的,其理论是基于八纲,是张仲景及其弟子认识到了,表里之间尚有半表半里病位,这样使八纲辨证变成为六经辨证。这也说明了,汉前虽有六经名,但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实质,至东汉才得以形成。
必须说明的是 《伤寒》书中,还涉及外邪(又称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气血营卫、津液、瘀血、痰饮、食毒、脏腑等理论,还有更独特的理念,如“阳气(阳)”(参见专论),是《内经》及其他中医著作中所没有的独特理念。这些理论在经方辨六经、辨方证时起着一定作用,有时起着关键作用,是经方辨证论治中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方的主导理论体系是辨六经和辨方证。
四、认识经方再思考
由以上可知,经方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即含于《伤寒》中,那么后世为何不能认识其理论实质呢？主要是认知方法存在问题,其关键是对《伤寒》的成书和解读。
1.关于《伤寒》成书 后世普遍褒扬王叔和对传承《伤寒》的功绩,却又贬责对《伤寒论》序“作伪”“忽悠”桎梏后世千余年,误导后世认为张仲景据《内经》撰成《伤寒》。不过历代不乏有慧眼者,如章太炎、恽铁憔、喜多村之宽等,皆认为《伤寒》的六经不同于《内经》的六经,更不同于十二经络。刘渡舟老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更明确提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伤寒》的六经,来自八纲”。不过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真是来之不易,是付出一生艰辛才摆脱桎梏,通过反复考证、临床体验、潜心研究才逐渐体会而得。近有钱超尘教授考证:“赵开美《仲景全书》所收《伤寒论》,对该书作者题曰‘汉张仲景述’;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後志》卷二沿其说:‘仲景伤寒论十卷,汉张仲景述’;明著名藏书家及刻书家毛氏《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亦云:‘仲景伤寒论十卷,汉张仲景述’”。说明《伤寒》的主要内容在张仲景前多已存在,并不是一人由无到有而撰成。皇甫谧谓“论广汤液”,是张仲景撰成《伤寒》的主要方式、方法。由以上分析可知,《伤寒》的祖祢为神农,其撰成的基本素材是古代积累的方证,基础理论是八纲,是由神农时代的单方积累,到复方方证积累,至汉代方证经验更丰富,并意识到病位不但有表有里,还有半表半里,形成了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张仲景及其弟子,正是补充、完善、总结了经方的学术经验,由八纲辨证上升为六经辨证而集成了《伤寒》。
2.关于解读《伤寒》 当然此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即入眼功夫很重要,所谓入眼功夫即认清学术渊源及传承。以上考证说明,《伤寒》的祖祢是神农,从学术发展史上说早于岐黄,但王叔和等仅从《伤寒》出现时间推算,即《伤寒》在《内经》后,而误认为《伤寒》的祖祢是《内经》,是在学术传承上颠倒了历史。当然认清学术特点,主要看书中的内容,因此,读书方法也很重要。如柯韵伯、章太炎、恽铁憔等,虽未辨“撰用《素问》”之伪,却明确指出《伤寒》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不用五行,并批判王叔和强引《内经》一日传一经之说,主要功夫用在攻读《伤寒》原文、分析全书内容而得出:因“仲景并无是言”。胡希恕先生更重视读原文,并“始终理会”《伤寒》全篇,解读了六经实质、书中诸多疑难问题,尤其明确指出:《伤寒》中的“阳气”“阳”是指津液,是经方独有特殊理念。他们是不但仔细读《伤寒》全篇,而且又仔细研读了《内经》等书,分析对照而得出的结论。如果只是了了草读一遍《伤寒》原文,又不结合临床,是很难理解经方理论体系的。如只是强引“名人”“权威人士”之言更难认识经方。
必须指出 《伤寒》是经典之作,学习起来本不容易,没端正的学习方法、不下苦功夫,想一蹴而就是学不好的。所谓端正的学习方法,不光是刻苦读原文、必须吃透原文、前后联系分析,并密切结合临床,才能渐渐理解原文。必须指出的是:解读《伤寒》,长期临床和长期读原文两者不可缺一。一代经方大师曹颖甫,熟谙经方方证,临床疗效卓著,名噪一时,但未明《伤寒》第264条、第265条“不可吐下”“不可发汗”,实指和法,却认为小柴胡汤为发汗剂,更遗憾死于日寇刀下,未能继续研讨经方,亦未能进一步理解六经实质;杨绍伊考证贡献功莫大矣!但临床实践太少,最终亦未跳出王叔和、成无己樊篱,受其影响,认为伤寒是“伤于寒”,为里病;中风是“中于风”,为表病,亦因此认为《伤寒》的病位概念只有表和里,把小柴胡汤列于可发汗篇中,当然也就难解六经实质了。这里应当说明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对经方存在的诸多探讨毕竟有限。对《伤寒》中的一条、一个问题,需要几年、几十年反复研读,需要在临床反复体验,如胡希恕老师直至晚年才认识到:《伤寒》第315条白通加猪胆汁汤,为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之误;第148条的小柴胡汤为柴胡桂枝干姜汤之误。胡希恕老师从攻读原文入手,为我们明确了六经实质,指明六经来自八纲,病位有半表半里,并分阴阳,但不无遗憾的是,尚留少阳及厥阴的方证未能一一明确提出,诚是解读经方有待几代人的不断努力。
由以上可知,经方理论特点:是把外邪与人体正气相争、以及气血营卫、瘀血、痰饮、食毒、脏腑等对疾病的影响、所反应出的症状,用八纲分类辨清六经所属,再进一步根据古人总结的方证经验辨方证,用相对应的方药治疗,这便是经方临床治病的全过程。也就是说,经方医学是以六经辨证和辨方证为特点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神农时代,发展于殷商,成熟于东汉,是总结以八纲用药、八纲辨方证,发展为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其代表著作是《伤寒论》。
经方在我国已出现发展几千年,但对经方理论体系这一瑰宝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以上通过有限的考证和微薄的临床体验,试图阐明《伤寒》、经方理论体系的形成、概念及特点,尚属己见、管见,妥否,有待同道共识。(原载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7月23日、7月30日8月1日、8月20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