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教材中的意识形态宣传

▲耿 直

作者简介：耿直，复旦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及教材编写。本论文系复旦大学中央高校科研基金项目“国别化汉语教材知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JJH4070003）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青年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汉语教材编写的理论构建、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4EYY007）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讨论了第二语言教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并认为第二语言教材也具备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在介绍世界范围内第二语言教材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加强汉语第二语言教材意识形态研究，构建汉语教材的话语体系，促进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第二语言教材；意识形态宣传；汉语国际传播；教材话语体系

一、第二语言教学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

“语言”与“教育”都是关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的大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无不重视其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学习，并由此传承其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第一语言教学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毋庸赘言。

第二语言教学是学习一种语言，也是知悉一种文化，同样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说过:“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赵长茂，2005）。“外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李宇明，2011）以美国为例，其“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不仅仅是外语教育计划，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语言战略计划”（王建勤，2010）。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汉语国际传播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它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文化层面，应当与整个国家的安全战略相一致，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张维佳，2013）。

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有很多种解释。“意识形态”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意识的表现和表述形式。“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9世纪初所著的《意识形态概论》中，词语的原义为“观念学”，即“其意在于以能否还原为感觉经验为标准重构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观念”（陈锡喜，2014）。在中国提及“意识形态”，一般又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经典表述，即“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观念（或思想）上层建筑，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它包括艺术、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肖前，李秀林，汪永祥，1983）。“意识形态”自身是个中性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也被“意识形态化”，甚至带有贬义色彩。

对第一语言教学来说，其所涉及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共同性的特征。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其代表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即“国家倡导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傅建明，2014）。对第二语言教学来说，其所涉及的“意识形态”不仅体现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更是一种“语言意识形态”，具有支配性、操纵性特征。汤普森（1990）把这种“语言意识形态”解释为“在特定情况下为权力服务、帮助确立和维护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方式——我把这种权力关系叫作‘支配关系’。广义上，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在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费尔克劳（1995）看来，它是“从某一特定兴趣的角度对世界的表述”。因此，第二语言教学领域涉及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如何向海外受众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并提升海外受众对该目的语文化认可的问题。

我们研究第二语言教学的意识形态宣传问题，也有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本体上研究意识形态所涉及的内容，方法上研究其宣传的方式技巧。研究的意义是将零散的意识形态内容系统化，将无意识的宣传方式规律化，做到在内容上能积极、准确、全面地展示国家形象，同时在方式上也掌握宣传的规律技巧，避免可能形成的冲突，促进传播和互相交流的效果。

教材作为教学的总体指导与主要依托，也不同程度地具有意识形态宣传的属性。从宣传思想工作的角度来看，袁贵仁（2015）指出，“教材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对第二语言教学来说，其又涉及教育政策制定者、教材编者、学习者和学校管理层面更加多元的文化背景、思想立场、教育目的。因此，教材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甚至在特定时候教材自身会成为一种意识宣传的工具。杨石泉教授在回忆北语校史时就提到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故事。

1983年，我校接待美国教育部汉语教学专家代表团，商讨合作项目，其中有一个合作项目对我教育很深。威斯里学院中文系主任戴祝悆教授一来就找我谈了一个情况：美国耶鲁大学一教授（中国台湾籍）出版了一本教材《中国文化二十讲》，其现代部分充斥着污蔑、中伤、歪曲、丑化之词。她想和我合编一本新教材，内容仍是中国文化二十讲，以正视听。我当然责无旁贷。……后来，这一项目由北大挑头，我参加，编成以后以《话说中国》问世。先是做美国各校教材，后经多次修订、印刷向全世界发行。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教材，我们还承担着更大的责任。

——见杨石泉，2012，《北语——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基地》

从杨教授对20世纪汉语教学史的生动回忆中，我们还能感受浓厚的时代色彩和前辈们的担当精神。而在当下，教科书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往往表现为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北京师范大学亓华（2000）在《美国意识形态对汉语教学的渗透及我们的对策——从普林斯顿大学编写的汉语教材说起》一文中则讨论了美国意识形态对汉语教学的渗透问题：

《人民日报下的美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三年级汉语教材，其西方观念（意识形态）和对中国的偏见是以更“巧妙”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正因为如此，这本供美国人使用的汉语教材，才更具代表性。它集中地体现了西方的观念文化——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意识形态”——在汉语教学中的渗透。这个事实表明，当今的汉语教学，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技能的培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教学者的意识形态特征。

上文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存在争议，但这也表明，重视语言教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加强对语言教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应是二语教材研究中的一个应有议题。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思潮之下，对第二语言教学领域所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拥有冷静的认识并非无所裨益。语言从本质上来讲是交流的工具，不仅要掌握好工具自身，思想的交流更不可忽视。新中国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起步较晚，教材研究又主要集中在语言内容、教学方法的探讨上，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而世界第二语言教学，如英语、德语、法语的二语教学方面，已经有不少相关研究，值得我们借鉴。

二、第二语言教材中的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

世界范围内关于第二语言教材的意识形态研究，在冷战后期开始大规模出现。不少研究集中在不同冷战阵营国家的第二语言教材的意识形态特征上。

Baik, Martin Jonghak（1995）对比分析了南北韩的英语教材中体现出来的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其语言使用以及意识形态展现的异同。

美国的“宣传分析机构”（IPA，1995）曾将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分为七大类：

（1）诅骂（Name Calling）。对“敌人”进行反面宣传。

（2）赞扬（Glittering Generalities）。对“自己”进行正面宣传。

（3）迁移（Transfer）。类似于赞扬，树立一个榜样或者符号，这个符号可以迁移给读者一种正面的情怀。

（4）证言（Testimonial）。对某种信念或者事实的肯定。

（5）常人（Plain Folks）。公众人物称自己为常人来借以传达其观念。

（6）洗牌（Card Stacking）。如同洗牌作弊一样，通过谎言、半真半假、强调、过度强调、宣传审查、扭曲报道等方式做假。

（7）从众（The Bandwagon）。宣传“每个人都如此，你这样做也不会错的”的观念。

Vadim Boris Krakovich（2000）曾运用这个分类体系考察了苏联的俄语二语教材中的意识形态词汇，发现教材出现大量意识形态的表达和宣传技巧的运用，如“法西斯”“共产主义”“解放战争”等。

汉语二语教材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汉语课本》（李德津主编， 197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从其课文的选择中，就能大致了解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现仅以第二册课文（第25课到第44课）的第一课、第二课课文为例。（表1）

表1 《汉语课本》第二册部分课文

随着冷战阵营的消解，国家内部的民族和融合问题成为另外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这也反映在第二语言教材的研究之中。

Ashby，Wendy（2003）针对初级德语教材进行了叙述话语分析，研究了德语二语教材中的民族认同及融合问题。

Ducar，Cynthia Marie（2006）对美国作为继承语的西班牙语教材作了详尽的批评话语分析，描述了西班牙裔美国人的西班牙语教材中体现出来的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变异现象。

Cortez，Nolvia Ana（2008）研究了全球英语二语教材中英语的虚拟社区和语言意识形态问题，深入探讨了教材中展示的目的语文化和意识对学习者身份确认的影响。

国内英语教学界近年来也开展了不少对国内英语教材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徐慧娟（2013）讨论了中国文化融入中小学英语教学的问题，指出在我国中小学所选用的英文教材绝大部分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材料，还有一些则直接选用英美的原版纯正教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教材则很少。

任平（2009）对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的中学英语教材之中中国文化分量明显不足，学生受到大量西方文化意识的影响，往往造成母语文化意识的缺失，这种中国文化的缺位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困难。

张全乐（2012）对高校英语教材《高级英语》进行了分析，指出《高级英语》教材中隐含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而非西方的观念与思想被边缘化，因而有必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

三、汉语国际传播中的教材建设

汉语教学界关于教材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直接研究并不多，一些相关研究多见于语言文化关系的讨论以及语言政策问题的讨论中。亓华（2000）分析了这个原因，称狭隘的“工具主义”导致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回避。

……然而，我们的汉语教学对意识形态问题大都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许多教师仍习惯于把对外汉语教学当成语法、词汇等纯语言项目的讲练……一般不涉及文化，即使涉及，也大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和名胜古迹、风俗节日等表层文化，像意识形态这样的深层的观念文化，即使在报刊阅读中大量出现，也不应作为教学的重点。总之，这种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有意回避的做法，在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的讲坛上，造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失语”或“真空”的状态，而欧美，甚至中国台湾的意识形态便乘虚而入。

以笔者用过的三部报刊阅读教材为例，由于教材编写者的立场不同，在选文上明显存在着倾向性的差异。三部教材的话题，整体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均选取了中国的国际政策、社会民生、工业发展、青少年问题、文化传统等话题，但具体选文却差异很大。A教材（《汉语新闻阅读教程》，刘谦功主编，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中国老师为来华留学生的报刊阅读编写的，多以正面宣传为主。B教材（《报纸上的天下——中文报纸阅读教程》，王海龙主编，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中国老师为海外美国大学生使用的报刊阅读编写的，多以中外对比为视角。C教材（《事事关心——现代汉语高级读本》，周质平主编，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是美国本土出版的报刊阅读教材，则多选取有争议性的话题讨论。部分话题如表2所示。

表2 三部汉语报刊阅读教材的部分话题

而官方层面，也对汉语国际推广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保持着相对的低调。据美国《侨报》2009年报道，中国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受访时表示，“孔子学院无意输出中国价值观……中国希望世界人民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并非说中国十全十美，也不是要刻意宣传什么，或者输出价值观。渲染中国文化渗透，有的是担心，有的是故意，这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新闻网，2009年4月18日报道）。

但事实上，西方世界并没有把中国“去意识形态”，这也给汉语国际传播带来一些客观困难。2013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声明，在美国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中国教师必须于6月30日离境，美方称不会为他们续签签证。“这一事件表明，美国对中国传播中华文化是心存顾虑的。”（张维佳，2013）。虽然“签证风波”是一个个案问题，但从深层原因上来讲，这是与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分不开的。持“中国文化威胁论”的人，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东方文化的传播，自然担心其对西方文化统治地位的挑战。因此，汉语国际传播无论是否主动输出中国的价值观，向世界塑造一个全面、准确，并为世界所接受的中国形象是应有之义。

秦惠兰（2013）在《汉语教材文本中构建“国家形象”的话语策略》一文中也指出“缺乏主动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责任意识，缺少正确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清醒意识，恐怕是在这两个瓶颈之外，汉语国际推广所面临的另一个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文中还讨论了汉语教材如何构建国家形象的一些具体策略。“一方面剔除那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国家形象或易造成学习者不良之中国形象的内容；另一方面删改那些带有明显政治宣传、易被误解为中国在输出意识形态的内容。”

赵金铭（2014）就谈及了一些教材课文会引起学习者的不良中国印象。其引用了一则商务汉语教材中的对话：

小赵：我们的事情恐怕纸包不住火了。

王经理：什么状况？

小赵：公司会计开始怀疑了。

王经理：一个小会计而已，你怕什么？搞定他还不容易？你自己看着办吧。

赵金铭认为这种课文“不仅糟蹋汉语，也是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并指出“我们自身汉语教材中这些对西方的迎合或顺应，应力求避免，如发现应予删除。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华，守成并发扬光大，也是汉语教学中应有的议题”。

近年来，学界还开展了一些基于教材文本的中国形象研究。张运婷（2015）考察分析了国内出版的国际汉语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当代中文》以及海外出版的汉语教材《中文听说读写》《无所不谈》中塑造的中国形象的差异。彭增安（2015）则报告了国际汉语教材中存在的男女性别差异。刘晨辰（2015）分析了两套中外合编的国际汉语教材《环球汉语》《走遍中国》中的人物角色，分析了教材中存在的人物角色的年龄、职业、性别、性格等设置情况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这些具体研究进一步开拓了汉语教材的研究视野，充实了其所涉及的一些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

四、小结

前文介绍了一些第二语言教材的意识形态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或宏观上阐述第二语言教学及教材的意识宣传功能，或微观上分析第二语言教材各个层面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特征，为新形势下汉语国际传播以及汉语教材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首先是应客观认识到教材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第二语言教材是展现目的语国家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国家形象、人文风俗、社会现象的窗口。必须意识到，教材不仅要帮助学习者获得语言能力，还应帮助学习者了解、理解甚至进一步认同这种文化，从而建立起全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意识形态在语言教材中的泛滥自然是荒诞的，但缺失同样也不可取。

同时应树立正确的教材价值导向。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化交流”为价值导向。“讲好中国故事”要求不能片面、歪曲地介绍中国，但也不是单纯地“讲中国好故事”，避免直接的宣传，而是使国际社会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认识中国。“促进文化交流”不是单向地输出中国文化，更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歪曲中国文化，而是放眼世界，用国际视角来解读认识中国社会和东方文化，同时也为学习者展示观察国际社会、国际事务的中国视角。

然而，对于汉语第二语言教材的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落脚点是加强教材话语体系的研究与建设。教材中体现哪些意识形态的内容以及如何恰当地表达这些内容，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教材的研究者、编写者学习借鉴传播学的理论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从课文话题、课文文本、词语选择、人物设置、例句展示、活动设置等多个维度进行研究。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从宏观到微观层面，逐步构建起汉语教材自身的话语体系。这应当是我们学界同仁所要面对和思考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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