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操控与翻译中的改写

8.3　意识形态的操控与翻译中的改写

传统的翻译研究总是以“忠与不忠”的标准衡量所有的翻译，并认为翻译就像女人，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不忠实原文”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翻译的道学家们把那些仿译(imitation)、创译(creation)、伪译(apocrypha)、伪作(plagiarism)一概排斥在译学领域之外。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翻译理论家们不再将自己局限于对“等值”的探讨，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字、词、句对等的追寻，而将目光投向广阔的文化空间。他们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语言符号解码过程，译者不仅仅是解码者，而是被赋予某种权力为读者建构某种文学形象，分享文学史家、批评家的某些权力。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得到了深入的探究，因而也就成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许钧、穆雷，2009:203)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力是强烈而持久的。翻译活动的对象是语言，而意识形态的建构又离不开语言，因此，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操控必然会引起对语言工作(主要指创作和翻译)的操控。操控学派(School of Manipulation)是翻译文化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操控”一词最初由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他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控。”(Hermans，1985:11)此后，勒菲弗尔在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Theory)的影响下，在其著作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40)中对操控翻译过程的两大成因(即意识形态与诗学)做了系统的介绍和客观的描述:翻译是操控，且存在于受操控的社会;翻译过程中避免不了改写，只有通过改写才能使源语文本得以跨越文化障碍;翻译作为社会与文化的产物，始终受制于各种约束力，是特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操控的结果。(Lefevere，1992b:40)因此，翻译活动受到了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权力的制约。这些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抉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期，勒菲弗尔在受到多元系统论的启示下提出了“折射理论”及“文学系统”的观点。他认为文学作品主要以折射文本(refraction)的形式存在，对特定文本的理解受限于特定的文学文化背景，折射文本是为了适应不同读者而对文本进行改编的结果，它最明显的形式就是翻译。文学是一个具有约束机制的系统，其约束力主要来自于包括意识形态、经济要素、地位要素等制约因素在内的系统外赞助人(patronage)，以及包括文学技巧、功能观念、自然语言的系统内诗学(poetics)。到80年代中期，勒菲弗尔用“改写”(rewriting)概念替换了“折射”概念，他认为“文学改写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特定文学朝着某一方向发展”。(何绍斌，2005)到90年代初，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合作将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勒菲弗尔(1992b)条分缕析了赞助制度、诗学规范、意识形态、文化现象及语言问题与翻译的关系，且首次提出文学系统内另一制约因素，即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经过逐步发展，改写理论日臻完善。

英国翻译研究学者Jeremy Munday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oeries and Applications(2001)一书中对改写理论作了言简意赅的梳理，指出“勒菲弗尔后期有关翻译与文化的著作是标志着文学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连接点”。(Munday，2001:127)他明确指出，翻译就是改写，改写就是操控，而改写的动机“往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上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偏爱的诗学)”。(廖七一，2004:51～52)翻译在文学系统中运作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即批评家和评论家、教师及译者;二是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即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创作和改写的力量，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或机构，并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三方面发挥作用;三是主流诗学，由文学手法及文学功能构成。(Munday，2001:128～129)诗学是文学翻译的内部构成，如果译作要被译入语读者接受，译文就必须遵从译入语的文学式样和风格。

从诗学的角度看，翻译是从技术的角度对原文进行改写。“改写”可能主要包含以下这样三层意义:1)首先是文学史的改写，即以一种全新的方法或角度重写文学史;2)文学作品的改写、改编成其他的形式;3)翻译的改写。西方翻译史上不乏翻译改写的例子，如古罗马对古希腊经典作品的改写(翻译)，文艺复兴对古希腊、古罗马作品的改写(翻译)等。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现代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人越来越少，当时被改写的译文往往替代了原文。“赞助人作为权力机构的代理人可能会推动或妨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改写。”(Lefevere，1992b:15)因此，赞助人与其说是对“诗学”感兴趣，不如说是对意识形态更感兴趣。(许钧、穆雷，2009:203～204)

总之，译者是在诸多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参与种种操控与改写活动的。如果译者的译作要被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认同，他就不得不对译文进行改写或删节。反之，如果译作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强制性接受，那么它会被认定为一种共有价值观的体现，并使之得到接受，同时在翻译中要求一种完全的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