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求同”与“存异”

翻译中，为切实表达原意，变通地处理一些文化差异带来的一些异质性表达，使译语读者真正明白原作者的用意，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例如，《圣经》里说，上帝要在审判之日“将绵羊与山羊分开”，意即把神的宠儿与恶人分开，但在汉语里，绵羊与山羊并没有同样的寓意。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加注释介绍此中的文化寓意，或者对此类的暗喻、双关、比拟、夸张、诙谐等修辞手段找到适合译语读者理解的规范表述形式。加注释的好处是，随着译语读者对原语文化的不断认识，原语文化中的修辞特点和寓意个性会为译语读者逐渐熟悉并融入其阅读常识与知识结构里，不再构成阅读障碍。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英语中“crocodile tears”（鳄鱼的眼泪）、“black sheep”（害群之马）、“sour grapes”（酸葡萄心理）、“Achilles’heel”（阿基里斯之踵，致命弱点）、“early bird”（早鸟得食儿，捷足先登）、“Pandora’s box”（潘多拉盒子）、“two birds at a stone”（一石二鸟）等，已为汉语群体所熟稔；同样，汉语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沉鱼落雁”“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等也渐为英语群体所认知。如此，各民族中的丰富修辞就会色彩斑斓地进入民族间的对话与交流当中，族群间语言与文化共生的过程和内涵也不过如此。

在语际翻译层面，两种语码单位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同一性，翻译甚至就是一种差异性对比，“就是一种差异游戏，是在自我与他者、同一性与位移之间的一种差异游戏”^[54]。正是差异构筑了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理解的障碍，正如杨衍松教授所言，“两个民族意念感受的不同，修辞表达的互异，文化体验的相悖，心理联想的差别，时间地域的距离以及事物称谓的空缺等等，造成双语转换中不可避免的误读、失落与错讹”^[55]。民族生态的地域性，民族心理的别致性，民族文化的承传性，民族语言生成的历史性，民族语言结构的复杂与独特性等都限制着译者对原文信息的解读与重现。正如陈永国教授所说，当译者用目标语言“重组”时，原文的入微表达或主体性，其不可渗透的语气、格调、情感氛围，不可能总体地、缜密地、丝毫不差地移植到新的语言中。德里达（Derrida）也说，翻译中被译者“涂抹”的是具有异国情调的东西，是某一文化特有的具地方色彩的亮点，是一个不可渗透的语境的语气、格调、氛围，而要把这个东西理想地、毫不丢失地、总体地再现或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是绝对不可能的。语言与文化间的差异使得翻译即便可以保留原文的意义，也很难保留原文中“入微”的表达。德里达这种“细微化”的审视方式给翻译研究带来细腻的思路。的确，翻译既要传达语义，又要再现原语语言艺术的极致与境界，使语言和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中位移，使译语读者品到“原汁原味”的“他性”文化，要达到这个标准，除非不去翻译。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并非不存在，但“任何企图证明词语是差异的多重性的寄居场所，都将会忽视它的所指，并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词的语义的任何含混均可借助对事物的参照得到解决”^[56]。正像布拉格语言学派代表雅各布森所说，“所有认知经验及其分类都可用任何一种现存语言表达出来……语言符码的任何组成部分——都根据共性和对比原则而被对峙、并置、进入共边的关系之中。目标语言中语法措施的缺乏并不影响原语言中整个概念信息的直译，如果表达不充分，可以用外来词或外来翻译，用新词或语义转换，最后用迂回说法来限定和扩展术语”^[57]。鉴于语言间彼此享有的共性，任何语言都具备有效翻译别种语言的能力，对于词或词组，甚或句子与语篇的语际翻译，虽不能完全对应其意义，但带有差异成分的等量对应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不同民族对生活周遭及大千世界的人、事、物定义方式不尽相同，甚至相异，这只是因为民族间生态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思维方式的差异，进而呈现出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寻求语际间差异中的等量对应是人类实现交际与对话的重要手段，也是两种语言与文化相互之间可译性的有效实践。比如，中西方民族的某些日常饮食内容及其制作过程不尽相同，不可能用完全对应的语言符码来翻译。拿馒头和面包来说，它们各为中西方人的主食，其功能相同，但制作过程相异。面包经面粉发酵或添加膨化剂烘烤而成，馒头则经面粉发酵蒸制而成，但人们总能通过事物的共性去识别其中的差异，所以馒头被翻译成“steamed bread”（蒸制的面包），这是功能对应翻译方式；它也被翻译成“steamed bun”，其中的“bun”是西方人烤制的圆形甜点，那么，“steamed bun”自然就成了中国的馒头，这是性状对应翻译方式。若因“橘生淮南而为枳”就不去弄清“橘”与“枳”的殊与同，那么，语际间只能是“山中不知山外之景致”，各民族间便无法通约与交流。雅各布森认为，差异中的等量是语言的最重要问题，也是语言学的关键问题，从跨文化交际的意义讲，“求同”是最重要的策略，针对语际间语词对应单位的内涵和外延意义进行仔细比较是否具有实践意义，对此应理性审视；因为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总是错综复杂的，而“不可译”又总是避免解决问题的粗暴借口。

语言的互补性和普遍性使翻译成为可能，翻译是构建语言共生的理想王国，“译文中，语言的和谐如此深邃以至于语言触及意义就好比微风拨动风鸣琴一样”^[58]。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互补，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而且是和谐地给予。语言间这种交叉保证了语言的成长，甚至是‘神圣的成长’，直到历史的最终得救”^[59]。语言本质上具有同一性，这是文化传输与对话的前提，若因两种语言间异质因素的存在而否认语言的共性、过分夸大语言间的对立，只能导致翻译不可为、作品不可译、忠实即虚伪、翻译是再创造或意义再生等偏激论断。真正的翻译追求的是语言的互补性和普遍性，翻译必然使人类语言与文化走向共生，而翻译的“不可译、不可为”是违逆这一共生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