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文化问题

2.2　翻译中的文化问题

2.2.1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

文化内涵博大庞杂，包罗万象。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2001:13)他在向我们揭示“语言”与“生活方式”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而这里所谓的“生活形式”，从一定程度上讲，则也可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转换，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也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成另一种文化，它只不过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王宁，2004)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用一种生活方式所固有和得以体现的语言去转化、阐释和再现寄存于另一种语言中的生活方式。

翻译虽然直接面对的是两种语言，但它所处理的却是博大精深、相似与差异并存的两种文化，所以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使我们不仅能在单语环境下透彻理解语言信息，而且能在双语转换中准确传递信息完成翻译任务。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翻译不只是一种语际转化，在深层意义上它更是一种跨文化转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王宁，2009:14)

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或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古今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已觉察到了。泰特勒(Tytler)在他1790年出版的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则:1)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2)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3)译文应与原文一样流畅自然(“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泰特勒在提出这三原则的同时就觉察到，要在翻译中同时做到这三点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内容、风格笔调与流畅自然这三者之间的重要性排序。在不能同时做到这三点时首先可放弃的是流畅自然，其次可以放弃的是风格笔调，只有内容不能放弃。这是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即译意是翻译最起码的原则。不能有效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也就失去了翻译的意义。原文的思想内容自然是包括了原文提供的信息和文化。在翻译中最难处理的是什么呢?泰特勒认为有三种词语最难译好，即成语、俗语和具有细微意义差别的词。这三类词语，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往往是很难做到一一对等的。其原因在于语言结构上的不同，而更多的在于文化上的差异。

在后来出现的翻译研究的各种派别中，不论是语言学派，还是交际学派，或是社会符号学派，都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我们以法国语言学家乔治·穆南和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为例。乔治·穆南1963年出版了《翻译理论问题》，1976年出版了《语言学与翻译》。他明确表示，翻译是语言学的分支。可是他在书中详细讨论语言结构，特别是词的结构的同时，却也讨论了翻译活动与不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他一方面指出，不同语言之间的可译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中具有的共性，一个是人类语言现象的共性。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并不意味着翻译中不会遇到障碍和困难，有时遇到的这种障碍简直是不可逾越的。他认为翻译中的障碍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引起的障碍。比如，在某一种文化中有而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的事物或概念;同一类事物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切分和归类。由于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词汇障碍往往要让翻译者大费周折才能解决。解决的办法一个是音译借词，一个就是下定义解释。俄罗斯人的“izba”(带有炉子洗澡间的小木屋)，爱斯基摩人的“igloo”(用硬雪块砌成的圆顶小屋)，原先在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译入英语后已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在美国文化背景中甚而引申出其他意义来，比如美国人外出野营、打猎、捕鱼时带的内放冰块用于冷藏的厚塑料箱也称之为“igloo”了。第二类障碍是句法结构差别引起的意义差别。第三类障碍是由文体差别引起的。穆南认为在这三大障碍中，文化引起的障碍是首位的。

奈达的翻译理论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从1943年到1947年是描写语言学阶段，1959年到1969年是交际理论阶段，从1970年到现在为社会符号学阶段。他从交际理论阶段开始就注意到交际中的文化因素。到社会符号学阶段，他把在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在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4)中明确指出，“实际上，对一个译者来说，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比语言结构差异引起的问题要多而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他初次涉及了“文化翻译”问题。他在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中说:“一部好的圣经的翻译不应该是一个‘文化翻译’，而应该是一个‘语言的翻译’。”如何理解他的这句话呢?

最近二十多年来，在翻译研究中重视文化问题有了新的发展，除了交际理论的介入外，出现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趋向，那就是更为重视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认识和处理。这种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实际上从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 1957年出版的《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Culture)就开始出现了思想萌芽。在这本比较语言学的著作中，他不仅比较了语言特征，而且还涉及有关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特征。但是真正开宗明义研究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的要算丹尼尔·肖(Daniel Shaw)，他的代表作是《跨文化翻译: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和其他交际任务》(Transculturation:The Cultur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Tasks，1988)。在该书中他指出，译者除了首先要了解源语文化外，还得了解译入语的文化。在了解了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后，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译作中沟通这两种文化。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传递意义，所以译者首先要确定源语文本中提供的信息的意义，然后运用各种方法把这个意义传递到译入语文化中去。而要了解源语文本的意义，就要弄清楚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语言的形式特征，深层结构就是这些形式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这里就包含了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在内的各种文化因素。而这些处在深层结构的含义往往是隐含的。这些隐含的意义对源语读者来说是明白无误的，而对译入语读者来说，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是难以领悟的。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源语文化中的隐含意义，在译入语中明晰无误地表达出来。

翻译研究中注重文化研究的发展，除了上面提到的以丹尼尔·肖等学者的理论以外，还要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翻译研究学派(Translation Studies)。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1976年在一次国际翻译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用“Translation Studies”作翻译学科的名称，翻译学学派因而得名。这一学派既研究宏观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也研究微观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在宏观方面，他们研究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注意翻译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文本的选择，即选什么样的材料来翻译往往取决于当时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求。在微观方面，他们还研究所选的文本译成译入语后对这个译入语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融合。勒菲弗尔在他的《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语境中的实践与理论》(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1992)一书中把实际翻译操作过程中遇到的文化问题由大到小排出了一个序列:文化—文本—文本结构—段落—句子—短语—词。文化是指产生文本的那个特定的文化，也就是文本中的文化植根于其中的那个特定的文化。文化与文本是宏观层次，文本结构包括段落到词是微观层次。他认为翻译者要自上而下进行处理即翻译，也就是说要从宏观到微观。处理微观层次时，译者可以根据对两种文化的了解运用各种手段，但其最终的目的是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文本，而不斤斤计较于文本结构、句子和词。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能运用他的各种知识，要懂得语言和文化的各种制约因素，才能胜任他的工作。

2.2.2　翻译中的文化渗透

就文化自身而言，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相容性。文化本身就是以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系统存在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构筑在自我封闭、孤立的环境上发展起来的，每一种文化都需要汲取其他文化的养分来丰富自身，只有伴随着文化的交流，文化才能持续存在并不断向前发展。为了促进文化的发展，不同文化相互作用并彼此影响。因此，文化的进化是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而进行的，文化的相容性为文化渗透提供了理论基础。传播性是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正是文化的这个特点为文化的渗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们利用语言、文字甚至肢体传递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并由此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紧密结合，商品和服务也因信息技术的突破而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通，出国探亲访友、留学交流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同时，多媒体的出现以及计算机的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的交流，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人们的交流模式，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可以说，全球化就是文化渗透的一个显著标志。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往往通过语言的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的编码进入语言，在解读文化信息时，人们需要进行解码才能获得文化信息。在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解码则往往是由译者来完成的:他/她不仅要完成语义信息的转换，而且还要完成文化信息的解码和编码。因此，在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字转换为另一种文字的过程中，源语文字中承载的文化信息会随之进入译入语的文化系统。这就涉及翻译中的文化渗透。

翻译中的文化渗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将由翻译输入的信息简单理解成就是源语文本所蕴涵的信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吕俊、侯向群，2001:1～2)信息的传播通常涉及信源、信宿、信号、信道、噪音等很多要素，同样，影响翻译的因素往往涉及包括作者、译者、读者、译者心理、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说，由于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来自异域文化的信息，在被转换到一种新的文化系统时，都要经历某种程度上的变异，造成信息传播的非对等。这种变异首先源于源语和译入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因此在翻译中，许多外来的概念在转换成本族语后，其具有的内涵往往会有不同。如“God”一词，在西方通指基督教所崇奉的人和万物的创造者，是人格化的一元神，翻译成中文是“上帝”。这一概念我国古已有之，指天上主宰宇宙万物万能的神，但对于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来讲，“上帝”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与“God”在西方人脑海中的形象有非常大的不同。即使用音译这种被认为最“忠实的方法”，也同样不能做到同原文完全的对应。再如德国著名汽车品牌“Benz”被翻译成“奔驰”，很多人认为这是佳妙的翻译，但是“奔驰”这两个字本身又含有“高速，快捷”的意思，而这些意思是“Benz”一词中没有的。

显然，翻译过程中信息的变异还受制于许多其他的因素，如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水平、预期的译文读者对象、意识形态差异、翻译的社会历史语境等等。傅东华在翻译Marɡaret Mitchell的名著Gone with theWind时，有意将原文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中国化，以使译文更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心理，如将Scarlett O'Hara译为“郝思佳”，将Melanie Hamilton译为“韩媚兰”。同时，他还将原书中一些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的段落都省略不译，其理由是译者认为:“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杨伯峻，1990: 884)在翻译过程中，源语文本在离开自己的文化母体而进入一个新的即译入语文化语境之后，其本身具有的“异质性”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丧失或变异，难以百分之百地保持下来。同时，译入语文化的民族特征又会借助语言渗透到翻译文本之中，使文本在丧失部分原有信息的同时，又会增加部分新的信息，从而使翻译文本成为既不完全等同于源语文本又区别于本土文化的特殊文本和文化载体。(姜倩、何刚强，2008: 32)所以，翻译很难在语义、语用、风格和文化等方面做到完全的忠实与对等。

虽然使被传递的信息保持绝对意义上的忠实与对等是绝对不可能的，但翻译又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源语文本信息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保留，其根源在于文化间的差异，只要民族文化存在其民族特性，这种“异质性”的输入就是必然的，因为翻译的根本目的是文化交流。虽然这种“异质性”在很多情况下是以适应译入语民族读者文化心理的方式输入的，但其核心内涵又有着译入语民族文化不具备的一些特质。当这种翻译输入的“异质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对译入语文化系统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种文化“异质性”的输入可以看作是翻译的根本使命之一，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不同质的文化进行交流、沟通过程中，通过学习、吸收其他文化中优秀的“异质性”成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文化品质，促使自身进步与发展。

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实就是文化“异质性”通过翻译媒介而进行的文化输入。长达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活动实质上就是一次大规模文化输入的最好例证。总体而言，正是通过翻译，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才得以进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开来。佛教的思想和处世方法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仅从语言方面即可窥见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语言承载着文化，文化的渗透因而也体现在语言上。与文化一样，语言自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觉吸收其他优秀语言养分的特质。伴随着文化的渗透，语言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首先，佛经翻译带来了许多新外来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汇。丁福宝主编的《佛学大词典》所收佛教专门词汇合计起来就多达三万余条，这表明汉语词汇库因佛经翻译而增加了大量新的成分。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梁启超，2001:197)这些外来词主要通过音译、意译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而输入汉语。其中固然有很多我们熟知是佛教用语的，如菩萨、罗汉、众生、菩提、般若、涅槃、禅那、沙门、瑜伽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大一部分早已融入了世俗生活，成了司空见惯的日常用语，而我们却不见得知道它们原本是从佛经翻译而来的“舶来品”，如慈悲、报应、觉悟、地狱、庄严、赞助、享受、过去、现在、未来、圆满、自由、平等、信心、因缘、解脱、契机、一尘不染、心领神会、皆大欢喜等等。其次，在语法方面，汉语受佛经翻译的影响也不小。佛经原本是用古代印度梵文文字撰写的，其语法结构与汉语有很大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梵文文法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在汉语译文中有大量体现，并深刻影响了汉语固有的文法系统。如马祖毅曾指出，汉语助词“于”字，在先秦两汉书籍中是从不用在动宾之间的，但佛教译家在译经时，为了文字的整齐平衡，多使用“于”字，如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花经》中“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这样的句子。而“此种用法，后来传到皮簧戏词里，就出现了‘打骂于他’、‘取笑于我’的说法”。(马祖毅，1998:84－85)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语言外，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文学、哲学、医学、饮食、习俗等诸多方面。总之，延续千年的译经活动和内容丰富的汉译佛经，为中华文化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元素和养分，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可以说，正是翻译激活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使其呈开放态势，并通过不断汲取外来养分使自己保持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文化渗透对翻译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文化渗透有力地促进跨文化交流。张今先生(1994:8)为翻译下了惹人瞩目的定义:“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Language-community)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或)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文化渗透减少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障碍，有助于翻译任务的实现，达到翻译的目的，成功进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另外，文化渗透促进文化趋同。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随着中西文化多方位、多渠道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反映当代西方文化的新词术语大量涌入汉语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如:“网上购物”(on－line shoppinɡ)、“快餐”(fast food)、“因特网”(Internet)、“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ɡhway)、“网址”(net site)、“电子商务”(e－commerce)等。这些新词语，一方面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直接印证了中西文化的趋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