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在政策分析中的作用

尽管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由于处于特定的文化与时代之中以及受到过特殊的训练，因此政策分析人员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带着意识形态的“眼罩”从事政策分析。而事实上，不管政策分析人员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政策分析之中，“意识形态……就像既定事实般被引入政策分析”^[19]。因此，不少政策学家将政策分析视为意识形态性质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强调政策分析的意识形态性质，一方面有助于揭开理性政策分析的客观性面纱。理性政策分析所宣称的客观性只不过是覆盖在其表面的一层面纱而已，而且理性政策分析也仅仅是政策分析的一种视角而已，从意识形态的视角，也即是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分析政策，那么就容易发现理性政策分析存在的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政策分析强调政策分析的主观性，因而比较容易发现理性政策分析所宣称的客观性的虚伪本质。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在政策分析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不仅是政策分析的一个前提和基础，而且有助于简化政策分析。例如，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意识形态的内容包括私有制、民主、自由、多元主义、个人主义等，无论这些价值或信仰是正确还是错误，身处这些国家的政策分析人员基本上都要以这些价值或信仰作为政策分析的前提。以这些价值或信仰作为政策分析的前提，在政策问题与政策方案分析以及政策评估中都以这些价值或信仰作为基本准则，那么将全面地简化政策分析。“不管美国人对私营企业的信仰是否错误，我们往往以私营企业的假设为根据来分析垄断政策，并得出有助于政策决定的结论”^[20]。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的内容主要包括公有制、国有企业、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分析人员以这些价值观念作为政策分析的基础，不仅可以简化政策分析，而且可以为政策方案选择提供一个相当充分的正当理论。

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对政策分析具有较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据政策类型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有所不同。例如，外交政策非常强调意识形态，而对内政策则可能不那么强调意识形态；涉及政治问题的政策比较强调意识形态，而非政治问题的政策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就比较少一点；公共领域的政策强调意识形态，而私人领域的政策则不那么重视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