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论教育

作为教育家，爱默生的声望显然无法与卢梭或洛克相比（他们皆有论教育的专著、论文），甚至也不及他身后的杜威（虽然后者的民主教育思想很大程度上受了他的影响）。但作为当时美国享有崇高声望的思想家和文化巨人，他在那篇被誉为“美国人思想的独立宣言”的《美国学者》和以后的主题论文《论教育》中所展示的全新的教育理念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美国学者》一文中，爱默生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72]处在这样的历史变革时期，美国学者自然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时代要求他们必须抛弃以往的陈旧观念，勇于探索，去发现一条新路，使得美利坚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取得独立，而且在文化上也要以崭新的面貌，傲然屹立于世界之林。

为了实现这样高远的目标，代表着知识的美国学者，这些“思想着的人”就必须善于学习。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学习对象，在爱默生看来，即在于向大自然学习，了解“大自然之于人类心灵的影响”，因为“大自然是人类心灵的对应物，它从各个方面印证心灵的问题。”^[73]为了更好地说明大自然对人类心灵（精神）的这种能动作用，我们不妨再来看爱默生在另一篇论《美》的演讲中展开的论述。“首先，人对自然形成的简单感觉是愉悦。”针对着济迅猛发展而出现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爱默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那些因劳累过度或人情险恶而导致身心残破的人来说，大自然如同一剂良药，能使他们恢复健康。”^[74]很显然，和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观点一样，爱默生坚信只有在大自然那种永恒的肃穆宁静之中，人才能见出自身的渺小，才能重新发现自己，找回自己。

当然，大自然这种可以感知的美只是它最起码的部分，因为“对于自然美来说，它的完满充分取决于一种更高度的精神因素。”这种纯粹的自然之美，实际上是“美与人类意志的混合物”，或简而言之“是上帝赋予美德的标记”。^[75]在这里，明显地，爱默生走上了康德、黑格尔的老路，甚至暗地里还有些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子。

除了上述这两层因素，爱默生接着又将自然美同思想联结在一起，即将大自然变成一种“智力的对象”：大自然的美，“需要智力的理解与追索”。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会产生“艺术”——这种美的创造。由此可见，自然美是与道德、思想及艺术美紧密相连的。说到底，“自然之美正是人类心灵之美，自然法则也就是人类心灵的法则，因此自然成为人度量自己成就的尺子，他对自然仍有多少无知，他对自身也就有多少无知”。这样一来，“古代那条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这条格言，研究大自然，终于合并为一了”。^[76]

除了大自然，作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承者之一，爱默生显然不能忽略人类文化遗产的作用。“第二条对于学者心灵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他说，“就是以往人类的思想”。无论其为文学、艺术或宪章、制度，而其中历史影响最大、最好的一种，无疑是书籍——这“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的本意是崇高的”，照爱默生的说法，“因为世界进入他心灵时是生活，出来时却成了真理”。^[77]因此作为真理载体的书籍自然是崇高而值得敬畏的。事实上，不仅是真理，人们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最优秀的书籍——如英国大诗人乔叟、马伏尔、德莱顿等人的诗作中，获得的那种相互理解与阅读快感也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在对待书籍的问题上，爱默生保持着一位正直而审慎的学者应有的清醒和良知，全然不似对自然一般一味地推崇。因为，在他看来，这世上有着功能各异、千差万别的书籍，学者必须首先加以甄别，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才能真正达到学习的目的。“书籍使用得当时，它是最好的东西，将它滥用的时候，则变成最坏的东西”^[78]，而他所指“使用得当”显然是指明智的、创造性地使用，不然的话，则如他曾引用的孟子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

爱默生曾经感慨父母赐给他一副羸弱的身体和明锐的目光，导致他自己成为生活高明的观察者，却不是同样高明的行动者，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本人成为行动的鼓吹和倡导者。他在《美国学者》中论及教育方面最具创造性的贡献，无疑在于首先提出了“行动”相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尽管它对学者来说可能是次要的，爱默生指出，但它却是必要的能力。因为，“没有行动，他就称不上是个人。没有行动，思想就永远不能发育为真理。”这样一来，行动就成了爱默生所说的“思想的序言”，也正是通过它，“思想才从无意识过渡到意识，正因为我生活过，我才获得现有的知识。”^[79]爱默生在这里所用的比喻“它（行动）将经验转化为思想，宛如把桑叶变成了锦缎”是他文章中少见的清新自然而意象丰满的比喻之一。他在此处提出的“生活是我们的字典”这一名言也被后人广为引用。

同样备受称道的还有爱默生的另一个譬喻：生活就像一座采石场，我们从中采集砖瓦石料，用在今天的建筑里。显然，向生活学习之类说法由于过度地被征引至于今日几成陈词滥调，但考虑到爱默生是在加尔文教神学思想尚未完全肃清的时代背景下发出的这一倡导，则这一倡导显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可以将人从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桎梏中彻底解脱出来，转而将目光投向、或专注于当下的世俗生活（美国人确实也是这样做了）。从这一点上看，将爱默生誉为美国19世纪的预言家，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