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化办学体制创新

第三节　集团化办学体制创新

高职教育集团化发展模式有助于减少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反应迟滞，有利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活动根植于区域经济和社会网络，有助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产业文化，实现职业教育的集约化和规模化。但选择制度创新、制度保障是核心，是关键。

一、高职集团化办学制度建设路径。高职集团化办学制度建设是高职院校集团化办学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提升，办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效率提高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解放思想，不断优化“集团化”运作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路径，从多元化体制与机制协调配套角度思考制度保障问题，确保“集团”效率运作、政府统筹、行业与企业参与的多办学体制有效构建和实施。高职院校集团化办学组织通常由学校、政府、行业、企业及社会中介组织等多元相关主体基于一定的纽带关系而成，其制度建设可借鉴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元治理主体，依托中国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特性与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建立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积极参与、市场自发调节、集团拥有高度办学自主权的职业教育集团化运营管理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调节将对集团化办学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使集团化办学成为资源共享、功能齐全、面向市场、服务社会的实体。“集团”运行的主体是学校，院校的个体市场与发展行为转变为制度集约效应下的“共体理性行为”，而这种集约化运营的运行关键也就是建立与市场接轨的教育类型的多样性，教育形式的多层次、教育主体的多元化的整体运行机制。现阶段，高职教育集团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面临着更深层次的矛盾，对“集团”宏观政策引导需要进一步加强，使“集团”向集约化发展方向的制度变迁，通过理顺相关者的关系和利益冲突，建立一整套的规则体系；需要成立相应的体制路径协作机构，创建相对有效和公平的运作机制，将制度的外部性内在化为体制与机制的功能。

二、高职集团化办学的制度保障。首先“集团”中的政府功能。在集团化办学运作中，政府是职业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应成为投资主体并将集团化模式逐步演化成为政府与职业教育集团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形式。因此，高职集体化办学主要由政府主导，特别是办学初期，解决“集团”化办学难点和重点的责任主要在政府。政府应通过投资、评估、指导等方法引导职业教育集团化运作的发展方向，如作为政府购买高职教育集团的职业教育服务或在时机成熟时作为投资者入股等。但是政府不应占有绝对的管理权和主导权，政府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的作用主要不在于管理，而重在引导和调控。政府应从直接管理转变为宏观决策，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由合作各方针对共同目标，按照协商的方案进行管理和运行，动态地运用多元政策工具调节职业教育集团的发展格局。从法规层面上必须明确：一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以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及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义务和责任为切入点，进行合理的角色划分与功能定位，理顺多元主体间关系，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职能，即明确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运作权限；二是以职业教育组织的属性和功能要求来界定集团在人才培养、产品研发、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业务范围和基本规范。只有通过平衡教育的公益性和经济的盈利性，才能确保职业教育集团化运营朝着健康、稳定、协调、持续的方向发展。第二，高职教育集团的内部结构优化。由于缺少政策的限制与引导，由政府主导的或区域内部自发的高职教育集团组织行为往往缺乏整体动力引擎和系统规划，盲目性较大。原因是缺少对集约化发展相关主体利益和职能协调解决制度设计，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条件选择集团化办学和“集团”发展的模式，从而改变原来的那种条块分割、分散经营、势单力薄的管理体制，形成一种纵向沟通、横向联合的新型办学模式。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应有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纵向衔接机构，如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成人教育、企业培训等机构参加，从而实现职业教育的纵向沟通与衔接，架起职业教育纵向沟通的桥梁；同时基于结构统一性的横向结构看，职业教育集团应吸收专业布局和技能培训体系对接的行业和企业参与集团化的人力资源培养模式运作，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做到适应市场需求。实现资源共享中的结果共赢式。第三，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社会价值实现方式。高职院校集团化办学的重要基础就是校企合作和资源共享。校企之间形成的资源整合的优势是推进集团化办学的重要切入点。而强化社会参与集团办学的管理，加强政府和职业教育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对话，通过立法或管理程序化加以保障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利，使其在法律、机制、社会角色和经费投入等方面，能合理、合法、有效地介入职业教育集团办学，实现社会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广泛参与，吸收与专业基本对应的行业与企业参与，提高人才的就业质量与专业的以就业为指向对接的培养规划，使集团化的办学活动中既彰显自身的集团化运营价值，又通过人才培养的社会功能实现职业教育所赋予的责任价值。

三、职业教育集团化运营的反思。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办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内部发育尚未成熟。由于我国高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集团化制度建设往往要受到许多上层体制的制约，效益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运营模式更注重优化学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和建立毕业生就业渠道。产业集群迅速发展，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管理方式，是实现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必要条件。其中政府是制度建构和优化的主体，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促进行业集群的形成，并使制度安排契合行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运行规律。政策制定及时得力，政策措施操作规范、科学合理，才能保证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顺利实施；但是对于高职教育而言，由于教育的准公共事业特性，又使得其在集团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又必须防止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准公共事业特性受到侵害，避免将教育事业商业化，这就迫切需要政府政策层面的引导、监管与推动。

由于理念嫁接的时效性，高职集团化运营存在着企业经营集团化运营模式借鉴转换的风险，如高职教育集团战略规划缺失带来的组织发展盲目性，集团核心权责划分不明所导致权威性不强而使组织管理结构松散，缺乏连贯性；产权关系不明确等因素所造成的体制转轨的困境；基于组织改造的横纵一体化过程迟滞所带来的集团主体与从属之间的协调缺失等等。随着职业教育市场的逐渐成熟，完善内部管理，建立一个有效的职业教育集团化治理结构非常重要，只有通过优化集团内部组织结构，理顺内部关系，缩短管理链条，建立科学的集团内部关系体制，才能为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模式与运行提供多重保障。通过制度路径的构建实施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战略不仅可以提高职业教育绩效的集约化和规模化，实现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价值，还可以带来一种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效应，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四、产业园区化办学模式。产业园区化办学体制是高职集团化办学的一种模式，是高职院校通过与产业园区企业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方式，以及科技创新、校企合作、校园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度合作，适应和促进产业园区产业集聚与集群的需要，使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与产业园区企业共享、共荣、共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首先政府要加强政策性引导和机制保障。政府对合作的推动、组织、协调、激励上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我国职业教育法和各地方性教育法规也只有对企业履行责任的规定，对不履行义务的企业没有进行明确处罚。在这里，“政府”特指产业园区的各政府管理职业部门，即园区政府部门通过法律、法规、制度、考核以及政策优惠等办法来约束院校、企业的合作行为，在合作的过程中建立必要的包括双赢机制、保障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互动机制等长效运行机制，使各项合作得以稳定、持续地发展。其次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确保双方合作顺利推进。要实现高职院校与产业园区的一体化发展，必须要建立一个由政府、院校、行业企业成员参与的管理机构，即合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推动合作开展，制定有关的政策、规划和具体操作方法，协调解决一体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保障合作有序合理地进行。一方面，委员会应找准园区产业的发展特点和趋势，为院校的准确定位提供必要参考；另一方面，委员会应制定和建立符合双方发展要求的政策、制度和管理办法，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维持双方主体地位平衡。第三要寻找校企合作结合点，搭建工学结合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平台。高职院校与园区一体化发展模式，就是要以产业园区内企业需求为依据，建立双方合作的基础、起点、平台，突破以往单个企业的合作关系，建立学校整体对应产业园区所有大中小企业整体合作的关系，合作范围广、程度深，与企业建立良好互动，以满足园区所有行业企业需求为终极目标。通过与专业与相关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推动管理体制的创新和改革等途径，培养能够体现产业园区特色的人才，使学生成为产业园区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主力军，为区域经济发展作贡献。第四是构建设施完备、品味高尚的一体化的和谐人文环境。通过院校与产业园区共建大型的图书馆、体育馆、大会堂等公共服务设施，营造开放式校园，提高信息资源配置，加强校园与产业园区的服务网络建设，拓宽服务领域。加强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机融合互动，打造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交融的职教园区文化，构建以职业为特征的特色校园文化，提升学生职业理想、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态度、职业价值等素养，把优美的校园环境、多彩的文化生活，高雅的艺术情趣、科学的人文精神等校园文化渗入到企业文化之中，构建设施完备、品味高尚的一体化和谐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