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

2.1　断代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

2.1.1　先秦两汉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

首先，确立了我国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起源时期。我国最早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始于孔子编订“六经”，这在档案学界已达成了共识。围绕着孔子编订“六经”，不少学者都撰文发表意见，多角度地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如李淑芳、路凤英撰有《管窥孔子档案文献编纂及其成果》，认为孔子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开创者，并对孔子编定六经的过程及意义进行了详细阐述⁽⁴⁰⁾。蒋成兰发表了《论孔子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从孔子编定“六经”的实践中，将孔子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归纳为:查找档案文献“博约得当”的原则、档案文献编纂“述而不作”的原则、档案编纂工作的思想性原则、重视对档案文献的鉴辨、重视档案编纂成果的社会价值的实现、重视档案编纂选题、分类编排和辅导材料的编写⁽⁴¹⁾。不过作者误将“攻乎异端”的“攻”理解为“攻击”。实际上，攻，治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把持异端的这种做法，它的危害可以终止了”。即不偏不倚，取中庸之道。李淑芳的《从档案文献编纂管窥孔子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从孔子编定六经的角度，对孔子在史学、诗学、哲学、教育学、音乐理论、政治理想等方面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贡献进行了全面总结。

其次，总结了这一时期其他有代表性的档案文献编纂家的编纂思想。如朱瑞芬的《孟子文献编纂理念的当代价值》对孟子的文献编纂理念进行了总结，认为《孟子》中的言谈具有鲜明的主旨和时代特征，其编纂理念就是服务于当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其鉴别和利用文献史料的原则；“存乎于一心”是其选材方法。孟子闻见博洽，对于在他之前的档案文献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与阐述。尤其对于一些史料的诠释每有新意发挥；另外，孟子在援引历史档案文献时，往往采取充实内容，进行更加明确化、系统化的再创造。如在孔子“仁”的基础上，孟子将“仁”与当时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建立了他的“仁政”学说。因此在编纂过程中形成了“自成一家”的编纂特色⁽⁴²⁾。吴荣政的《论司马迁对历史档案学的贡献》将司马迁对历史文献编纂学的贡献归结为两方面:一是首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二是首创了附传、互见、寓论断于叙事的编纂方法。另外在编纂思想上，该文特别深入挖掘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⁴³⁾。李东风的《刘向刘歆父子与档案文献编纂》认为，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实际上也是档案文献整理编纂活动。刘氏父子把搜集不同版本、校勘、考据、整理、编目等熔为一炉，形成了古籍整理的原则和方法，创立了目录学、校雠学，促进了档案史料编纂的开展，对古代文化的保存、积累和传播有巨大贡献⁽⁴⁴⁾。张关雄的《我国汉代文献编纂学家——刘向》对刘向整理文献的原则与方法作了归纳:广罗异本，细加勘对；彼此互参，去其重复；校出脱简，订正讹文；整理篇章，定著目次；摒弃异争，命定书名；杀青定文，缮写上素；每书校毕，写出叙录⁽⁴⁵⁾。张关雄还撰有《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文献编纂家——班固》，将班固的档案文献成就归结为三:一是利用档案，撰修一代信史《汉书》；二是首编全国性的总志《汉书·地理志》；三是正史中首编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

再次，从总体上对这一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及编纂思想进行了总结。代表性的论文有尤丽旭的《试论先秦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及其编纂思想》。该文详细列举了先秦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重点分析了孔子编纂“六经”的目的、编纂原则及历史贡献，然后对先秦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发展的社会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将影响先秦档案文献编纂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道德本位的价值观念；二是忠君顺上的价值观念；三是祖先崇拜的价值观念。这三种文化心态为先秦档案文献编纂提供了生长机制和发展契机，促成了档案编纂的繁荣。该文最后归纳了先秦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特点:一是利用档案编修史书，将档案汇编与编史修志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先秦档案编纂活动的显著特点；二是施政资治是先秦档案编纂工作的核心；三是我国档案编纂工作与文书、图籍整理工作密不可分；四是先秦档案文献编纂目的只是为了保管档案，编纂活动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其编纂成果并不是以一种文化产品的形态出现，也不以向社会传播为活动目的，因此它不能积极地、自觉地、有目的地参与人类文化缔构。但是它为真正的档案编纂活动打下了基础。我国先秦档案编纂工作的特点颇多，其中政治上的依附性和业务上不独立是其主要特点，它决定了我国先秦档案编纂工作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工作体系，不可能从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为少数人占有走向服务社会多数成员的科学文化的共同事业的转变⁽⁴⁶⁾。林荣的《春秋时期的档案文献编纂》一文，则深入探讨了春秋时期档案文献编纂的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成文法的颁布⁽⁴⁷⁾。

2.1.2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

首先，对这一时期文献编纂活动特点进行了总结。如张艳红的《从河东裴氏家族看魏晋南北朝文献编纂活动的特点》在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裴姓代表人物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同在一个家族内，人们如此热衷文献编纂活动呢？作者将之归结为经济基础、政治联系、家学承袭、特殊需求(如家族史的撰写、谱牒的编修、家塾教本的选编等)。作者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编纂活动的特点: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活动兴盛，史书和其他类型的编纂成果均数量庞大，但存世较少。这主要是战乱频仍，朝权更迭，统治者以修史为统治工具的要求日渐强烈，不仅严格控制官修史书之方方面面，还干预私人编纂活动，导致了许多典籍中曲笔讳饰的现象严重(甚至有刻意逢迎之处)，文献的价值大打折扣。第二，编纂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体例时有创新。这是由于编纂者的思想相对自由，具有较好的编纂条件，如风云变幻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推动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经济水平大大提高，南北交流频繁，各民族空前融合，这些都为文献编纂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多维的角度、广征博采的可行性。第三，设置专职史官，逐步重视史料收集。第四，门阀制度在文献编纂活动中有突出反映⁽⁴⁸⁾。

其次，从组织制度、文化心理层面对档案文献编纂成就进行了探讨。如谭必勇的《从史馆制度看唐代档案文献编纂》从阐述史馆和史馆制度的形成过程和分析唐代史馆的组织、功能及性质入手，探讨了唐代档案文献编纂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原因。作者认为，完善而高效的政府机构以及统治者的重视是唐代史馆档案文献编纂成就巨大的政治因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为史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唐文化体现出来的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博大气派，为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创造了宽松的氛围；造纸技术的成熟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应用和改进，为档案文献编纂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加强的结果。正是由于史馆制度确立的“新朝编修前朝史”的制度，给我们留下了“二十四史”和其他大量史籍及档案文献汇编⁽⁴⁹⁾。邓茜的《从文化层面浅析汉、唐、宋三朝文献编纂活动》从政治、经济特点以及人们普遍的心理特质，对三朝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文献编纂活动既是一种文化的积累，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的创新⁽⁵⁰⁾。

再次，对文献编纂的代表性人物的编纂思想进行了总结。如黄中业的《论刘知几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通过对《史通》的《论赞》、《序例》等九篇文献的文本分析，深入发掘了刘知几的文献编纂思想。如《论赞》篇中蕴涵的史论撰写原则有二:一是“事无重出”，二是“文省可知”；《序列》关于撰写作序的宗旨与目的:“先叙其意”、“曲得其情”；《题目》关于撰写题、目的理论；《断限》关于取材时间的断限理论；《编次》关于编排档案史料的理论；《称谓》关于文献中称谓的理论；《采撰》关于选材的理论；《载文》关于史书“载文”的理论；《补注》关于注释的理论等。《史通》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主要是从修史的角度对史书的体载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而不是从编纂档案文献的角度来谈论问题。《论赞》至《补注》九篇较多地谈及有关文献编纂方面的理论，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说孔子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主要是体现在他编订“六经”的实践之中，那么，刘知几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从理论上对文献编纂进行颇为系统的论述，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编纂原则的史学理论家，对文献编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有开创之功⁽⁵¹⁾。徐绍敏的《吴兢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贡献》则通过对《贞观政要》的编纂体例和内容的深入分析，对唐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吴兢在文献编纂学上的贡献作了总结。唐朝以前编纂的档案成果，汇编体例比较简单，如《尚书》，基本以时间顺序排列。吴兢不因循守旧，不袭用起居注和实录的编纂体例，对唐太宗时期有关的宫廷档案运用了按专题进行编纂的良好方法，从而把太宗贞观间的治国方针，君臣关系，道德规范，文史，礼乐，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都反映在相应的专题中，使人一目了然，减轻了后学者翻检之苦，为历代统治阶级了解“贞观之治”和今天研究唐初的历史提供极大的方便和较为系统的素材⁽⁵²⁾。

2.1.3　宋元明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

宋代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繁荣时期，因而也成为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研究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李晓菊博士的学位论文《宋代档案文献编纂研究》是这一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该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分析了影响宋代档案文献编纂的主要因素、宋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总体概况与特征。作者认为，影响一个时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源流；二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三是学科自身内部的发展需要。对于宋代档案文献编纂来说，这三方面的因素具体体现为唐代的史学传统、宋代政治和宋代史学。两宋三百年丰富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基本上可以分为行政档案和历史档案两大类。行政档案的编纂形式，主要有诏令集、奏议集和历朝会要，如传世的《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宋朝诸臣奏议》以及后人重辑的《宋会要辑稿》等；历史档案编纂又可分为官方国史档案编纂和私家档案史料编纂两个方面。官方国史档案编纂，主要指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和实录等由政府史官编纂的、专供日后修撰本朝国史之用的档案文献。私家档案史料编纂，是指官修国史档案系列以外的，一切由个人编纂的档案史料文献，如《三朝北盟会编》、《金佗粹编·续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两汉会要》、《隶释·隶续》等。纵观宋代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显著特征:第一，在选题方面，能够关注社会问题，适应现实政治与学术(尤其是史学)发展的需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宋代出现的很多专门档案的编纂，如财务档案、外交档案、诉讼档案、人物档案以及金石档案等，都与现实政治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因而能够为当世所重视和利用。第二，在内容方面，重视现实问题，以本朝档案文献编纂为主。第三，在编纂者方面，私家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相当活跃，编纂质量颇高，如迄今传世的《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宋朝诸臣奏议》等，无论在编纂风格、编纂水平，还是文献价值方面，都足以代表宋代档案文献编纂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该文下编为《专题研究》，分别对宋代诏令文献、奏议文献、国朝会要的编纂成果、编纂经过及编纂特点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宋代目录中“章表类”的设立，是宋代奏议集发展兴盛的一个标志；作为宋代政务知识与经验的总汇，国朝会要是宋代行政管理活动赖以开展的重要资源，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从《唐会要》的创制，到宋代官修国朝会要的制度化，反映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及行政管理能力，在唐宋时期的成熟与发展⁽⁵³⁾。

宋代档案文献编纂学家的研究集中在司马光、赵汝愚、郑樵等一批代表性人物身上。如时保吉撰有《〈资治通鉴〉——历史文献编纂学史上的丰碑》，不仅介绍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程序，分析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要解决的诸如时代限断问题、“长编”的起草问题、纪年问题、“记人、记事”的问题，还重点就司马光在编纂方法上的创新作了分析。比如，在选材方面，对三类不同的资料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类是事同文异的资料，要选择记事完整、文字清楚的做正文；一类是彼此互有详略的资料，要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一类是事迹、年月互相不符、对不上号的，要选择证据充分、情理近于事实的入正文，其余的注于其下，以表明“取此舍彼”的原则。在编纂体例上，《资治通鉴》创立了中国古代编年体的典范之作，贯穿古今不同时代，融汇各家各派所长，采录各种各样史料，首尾相通，熔铸一炉，浑然一体，实乃千古之绝篇。后来效仿《通鉴》体例的众多史著，无一能及⁽⁵⁴⁾。蒋卫荣的《论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及其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着重对《国朝诸臣奏议》(以下简称《奏议》)的编纂体例及赵汝愚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该书“以门分不以人分”的编纂体例体现了选编者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分类思想。在这一总的编纂体例下，每一类目下的各种奏议文书尽可能收集齐全，属于因篇幅所限被迫割弃者在注文中标明，交代清楚，尽可能地保持奏议之间的历史与有机联系；从所拟标题来看，都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奏议内容，题文一致。从编纂过程看，赵汝愚编纂《奏议》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亦今之档案文献选材之三步骤:初选、复选、定选，由此体现了编者对选材工作的严谨态度。《奏议》所收每篇奏议后的或详或略的“选编者按语”，内容丰富，考证精当，不取一句浮言空语，体现了选编者对每篇奏议的熟悉程度及其对所录奏议的负责态度。《奏议》所辑大臣奏议文书，以录全文为主，辅之以少量节文。《奏议》所辑北宋名臣奏议的多寡、篇目取舍反映了选编者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中的政治去向。赵汝愚在编选这部大型的档案文献汇编实践中，展现了他颇为系统、丰富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⁵⁵⁾。李晓菊的《南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辅文研究》则从序跋、目录、篇题和注释四个方面，对南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辅文部分作了系统考察。作者认为，辅文的编纂，不仅有助于对文献本身的理解和利用，而且在实现编纂者通过奏议文献的编纂，总结北宋政治得失的编纂意旨方面，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⁵⁶⁾。黄中业对宋代著名文献学家郑樵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进行了总结。他认为，郑樵的学术成就在于《通志》，而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理论，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就《通志·校雠略》关于查找史料、注释文献、编次必谨类例的理论，《图谱略》关于书有图谱的理论，《灾祥略》斥妖妄、记灾异的理论以及《金石略》对于文献编纂理论的启示，总结了郑樵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⁵⁷⁾。

元、明时期相对于宋代来说，档案文献编纂成就要小得多，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比较少。代表性的有陈子丹的《论元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点》，该文将元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点归纳为八个方面:一是历朝实录纂修不绝，但史稿都已亡佚；二是国史院人才济济，地位重要；三是用两种文字(汉文和蒙文)编纂的做法独一无二；四是重视政书的编纂，种类和数量较多；五是首次用非汉文(蒙文)纂修中国史书；六是对汉人利用档案严加防范，限制了私人修史的发展；七是最早取“文献”二字为书名(马端临《文献通考》)，从理论上对文献作了界定；八是创造了文、献、注三合一的编纂方法，开历史考证学之先河(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一书中提出了文、献、注三者结合为一体的编纂思想)⁽⁵⁸⁾。张利的《谈沁水明清时期文献编纂活动》对山西沁水县明清时期从事文献编纂的主要人物及其著述进行了介绍，并对这一时期沁水县文献编纂活动兴盛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通道文化的兼容性为文献编纂做了文化上的准备；优越的政治地位为文献编纂提供了便利；家族承袭与不同家族相互借鉴的风气，为文献编纂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家族需求刺激了文献编纂的兴盛；途经沁水的文化名人及其著述促进了文献编纂活动。作者还对沁水明清时期文献编纂活动的特点进行了归纳。一是文献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二是史传和诗文笔记所占比例较大；三是产生了在全国有影响的文献；四是个性自由的新思想在文献编纂活动中有突出的反映；五是明清文献及其作者的人品对后世的影响很大⁽⁵⁹⁾。沁水地区的档案文献编纂是明清时期档案文献编纂的一个缩影。

2.1.4　清代至民国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

清代至民国时期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鼎盛时期。夏宏图的《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原则与方法述略》依据清代档案史料汇编和有关文献，将清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归结为:“广存”与“审取”的选材原则，“据实直书”的加工原则，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汇编体例设置原则，以及“比附证校”的考证方法，“分门互见”等材料归类方法，标注材料出处的注释与备考编写方法，“分出句读”、“撮取篇中所陈大意代为目标”的编排加工方法。这些原则与方法不仅直接影响并指导了当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开展，而且直到今天仍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⁶⁰⁾。成富周的《从〈抚豫宣化录〉看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介绍了清代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任内编纂的《抚豫宣化录》一书，着重介绍了它的存史作用及对现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启示⁽⁶¹⁾。另外比较有特色的论文有刘建臻的《清代档案文献编纂学家焦循》。作者认为，焦循把《通鉴》“长编”史法引入经学，是对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运用和实践；设立“以文传事”之法，丰富了章学诚“比次之法”的理论体系；对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的探讨，则发展了章学诚“比次之道”的观点学说。因此，在清代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程中，如果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精辟地阐述了“比次”的原则和方法，那么，稍后的焦循则更多地探讨了“比次”与著述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总结和分析焦循在档案文献编纂学上的成就，便具有了不可等闲视之的学术意义。唯其如此，称焦循为清代杰出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家，才更加名副其实⁽⁶²⁾。李建宏《〈清实录〉篡改问题之我见》则对《清实录》的篡改动机、篡改内容等作了详细考证⁽⁶³⁾。

由于民国时期私人编纂的兴盛，近10年来出现了一批研究民国时期编纂学家编纂思想的论文，如覃兆刿的《蔡元培档案思想浅议》、《〈敦煌掇琐〉与刘复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和《梁启超的档案观》，丁华东的《罗振玉的档案史料编纂成就述评》和《傅斯年档案史料整理思想发凡》，程学玲的《郭沫若史料观新探》等。覃兆刿认为，刘复的档案文献编纂，表明其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异常珍重，为我们考察20世纪20年代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留下了难得的范本。刘氏为《敦煌掇琐》所作的序目(含凡例和目次)，不仅反映出他对档案文献价值和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意义的认识，还能体现其贯彻于编纂操作之中的准则和方法，是迄今少见的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20世纪20年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原料。在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与方法方面，刘复的《敦煌掇琐》以存真为原则，并体现于文献的次第、标题、删削加工、文字转达和备考注释等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年代档案编纂的大致⁽⁶⁴⁾，于今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丁华东对罗振玉先生在甲骨档案、汉晋简牍、敦煌石室文书、内阁大库档案、金石刻辞和封泥等档案史料编纂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归纳和评述，认为罗振玉对保护和研究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保护和传播了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的史料，其“传古之功，求至古今人，未见其比”；二是促使我国一些新的学术领域的诞生，为新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一些传统学科的深入发展；三是在治学方法上，“替后人启示了无数的法门”⁽⁶⁵⁾。丁华东认为，傅斯年的史料整理思想蕴涵在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和《史学方法导论》等诸多论著中，可将其概括为“以时代为己任，高度重视收集和整理史料”。傅氏把史学作为史料整理的科学，从而把史料整理上升到一门“科学”的地位，并提出了一系列史料整理的原则和方法，比如“存而不补”、“证而不疏”；重视扩展手段，丰富研究工具；重视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强调有组织的集体研究等⁽⁶⁶⁾。程学玲的《郭沫若史料观新探》则从史料的占有、鉴别和运用三个方面系统发掘了郭沫若的史料观⁽⁶⁷⁾。

2.1.5　现当代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

对于现当代编纂学家的研究，近10年来较具代表性的论文有:钟文荣、陈兰兰的《论罗尔纲的档案史料观》，该文深入总结了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的档案史料观。作者认为，罗尔纲的档案史料观突出表现在:在档案的搜集方面，采取实地采访与摸底发掘相结合；在档案的鉴定方面，外部鉴定法与内部鉴定法并用；在档案的利用方面，大量利用奏折、诏令等文书档案来考订历史事实，注重利用族谱甚至民间传闻来补订史实；在档案的编纂方面，根据需要，或按地区编排，或按文书体例编排⁽⁶⁸⁾。张关雄的《毛泽东文献编纂思想初探》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献编纂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文献编纂选题非常注重现实性和针对性，比如为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编纂出版了《农村调查》；为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编纂了三部党的历史文献汇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为总结和介绍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经验，编纂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在撰写附文方面，力求清新精深。如标题醒目、生动，给人以深刻印象；题解可作政治理论性的阐述，以指导读者；注释忌空泛笼统，求具体贴切⁽⁶⁹⁾。

这一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更多地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开始了综合性、全面性的理论总结，出现了一批综述性的研究成果。1996年至2006年以来，代表性的论文有曹喜琛的《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创建——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丁华东的《20世纪我国档案文献编纂三次高潮论略》和《十年来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发展的几点蠡测》、张关雄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著作(1981～1999)述评》、徐威的《浅析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演进》、杨晓晴的《从文献计量学角度探析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等。

曹喜琛认为，悠久发达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创立奠定了历史实践基础。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学者、文献编纂家和历史学家，在他们进行文献整理、编纂实践和历史编纂学研究中探索、总结、归纳、概括的编纂史料的理论与方法，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萌芽，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思想素材。曹先生还对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选题进行了总结归纳，认为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皇帝为中心宣扬其文治武功和治世之道的选题居首要地位。如历朝的实录、诏书、起居注，等等；二是宣扬“为臣事君之道”的奏议汇集占有相当数量，其中有集某一名臣奏议的专集，有集某朝名臣奏议的合集，也有集历朝名臣奏议的总集。三是以健全封建法制以强化封建统治为目的而编纂的法典档案文献汇编。曹先生认为，我国历史上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中积累的编纂经验和方法，虽然还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但却凝聚着档案文献编纂学丰富的原始素材。而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科目，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创建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⁷⁰⁾。

丁华东划分了20世纪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为10～30年代的抢救性编纂高潮。其特点是:一是在编纂的档案文献性质上，不再是传统的单纯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实录、圣训、玉牒、诏令、敕谕以及臣僚的奏章等档案史料，新史料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二是在编纂力量上，冲出了以往官方垄断的藩篱，主要以著名学者和一些文化学术团体为主，而政府少有作为；三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文化、学术功能得到加强，不再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四是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也不同于以往的单一模式，而更趋多样化，或按时间编排，或按种类(文种、内容等)编排；或墨拓出版，或影印出版；或严于考订时间，或精于辨别真伪，虽然也存在许多不足，但开启一代治学新风的精神足令后人仰视。第二次高潮为50～60年代的适应性编纂高潮。其特点是:一是新中国之初历史档案文献编纂的最大特点是覆盖面广、加工深。从殷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重大历史课题，都有相应的档案文献出版。在内容上，除综合性编纂题目外，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技术、自然等各个方面。二是在档案文献编纂过程中全面、深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各环节工作；三是档案部门编纂出版档案文献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和关怀下，已开始起步。第三次高潮为80～90年代的开发性编纂高潮。这次高潮同以往相比具有以下时代特点:一是档案部门已成为编纂公布档案文献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档案文献编纂纳入到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三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走向法制化轨道；四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编纂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⁷¹⁾。进入21世纪之际，丁华东通过对1990～2000年10年来档案文献编纂学发展的总体回顾，将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较好的归纳:一是学术思维得到转向，表现在档案文献编纂研究活动超越了传统史料编纂研究的范畴，从信息管理的角度将档案文献编纂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方式和环节来看待，因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意义。二是学科理念日渐厚重，表现在对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概念、学科特性、学科体系、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等诸多方面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更多的思考。三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表现在人们更加重视科技档案的资源价值，突破了以往偏重历史文书档案的限制，对科技档案编纂研究有所突破。另一方面的拓展是对档案信息加工层次，即各种成果类型(包括汇编型、报道型、撰述型)研究的加强。四是编纂工作理论方法得到完善，表现在从认识论、档案学和信息学三个层次上建立了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理论基础，并用系统论分析了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五大构成要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五是突出了现代信息技术在编纂加工工作上的运用，表现在除传统的纸质文字排印型的档案文献外，原迹影印、图片、照片、声像的编纂物比例加大，缩微品、电子出版物、光盘库、多媒体数据库、网上出版等新型文献传播方式已显露端倪⁽⁷²⁾。

张关雄把1981年至1999年以来出版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著作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一是不断演进的最初成果(1981年至1983年)，有丁永奎、曹喜琛、韩宝华编写的《文献编纂学》(初稿)，韩宝华编写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纲要》(初稿)，丁永奎、曹喜琛编著的《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赵践主编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讲义》等；二是档案文献编纂学日趋成熟(1987年至1997年)，有曹喜琛、刘耿生编著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王权编写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曹喜琛主编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梁毓阶主编的《档案史料编纂学》，潘玉民主编的《档案编纂学》等；三是异军突起的科技档案编研学著作(1988年至1993年)，有温学志、潘齐靖编著的《科技档案编研学基础》，徐绍敏编著的《科技档案编纂工作》，贺真主编的《科技档案编研的原理与方法》；四是扩展内涵的档案文献编研学的兴起(1990年至1996年)，有高永祥编著的《档案文献编研学概论》，葛荷英编写的《档案编研的理论与方法》，曹喜琛主编的《档案编研概论》，张关雄主编的《编研工作概论》；五是新世纪大编纂学教材的问世(1999年)，有韩宝华著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⁷³⁾(笔者注:2001年还出版有徐绍敏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赵爱国的《档案文献编纂学》)。

徐威的《浅析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演进》从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产生和积累，以及学科的创立和初期发展作了简单回顾，重点对1978年以后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发展轨迹作了阐述，并预测，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实践和学科研究正不断面临来自知识经济的挑战。未来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结构体系和学科内容必将会有新的拓展。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将不断涌现，如对外国档案文献编纂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影照录档案、电子档案的编纂，以及档案文献编纂的计算机化等一系列课题都将提上研究和发展的日程上来⁽⁷⁴⁾。

令人欣喜的是，在当代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的研究中，开始运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如杨晓晴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近20年来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进展及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近阶段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的新特点:一是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研究的宏观化；二是加强了对前期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研究的关注与吸收；三是注重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创新研究；四是现代信息技术对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影响日益加强；五是深化了档案文献编纂学发展脉络问题的理论研究⁽⁷⁵⁾。这类研究成果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