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发展趋势

3.1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发展趋势

近10年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在各级档案部门的重视下，得到了很大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回顾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走过的道路，其特点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

3.1.1　编纂参与力量的社会化

早期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基本上是以专业的国家及省级大中型档案馆为主，编纂力量比较单一。近10年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首先，中央直属国家机关的档案部门积极开展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仅以2004年为例，外交部档案馆协助驻港公署举办《和平发展——新中国外交55周年图片展》，使新中国外交文献首次在香港成功展出；为纪念建部55周年筹办《建国初期的外交部》档案史料展，成为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编纂出版《建国初期的外交部》、《解密外交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图文集，首次成规模地系统公布外交档案。中联部档案处为联络和调研工作服务，积极开展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完成100多万字的编纂成果，包括《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汇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中共对外关系史纲》、《耿飚传》、《2003年中联部工作大事记》等；中宣部档案处会同有关部门编辑《十六大新闻宣传工作资料汇编》、《防治非典宣传工作资料汇编》、《2003年新闻工作资料汇编》等，为领导和本机关做好服务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档案处为纪念建会50周年，配合有关部门制作“全国人大50周年记录片”、“全国人大公报珍藏版”等，提供大量的档案资料；劳动保障部档案处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指示，编纂《朱镕基任副总理、总理期间对劳动保障工作的重要批示讲话专卷》，编纂该部“1949～1998年历史沿革”等，为部机关提供服务；人民日报社档案处编写了2万多字的《人民日报社2003年大事记》，方便领导和机关各部门的查询利用；审计署档案处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指示，收集、整理朱镕基总理1991～2003年对审计工作的批示、讲话、题词等近200件；完成《2003年审计工作文件选编》、《审计署建署20周年组织机构沿革》等的编纂出版工作。

其次，一大批基层机关档案馆、企事业单位档案室普遍开展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各级机关档案馆、企事业单位档案室编纂的成果，几乎与同期各级国家档案馆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数量相当。以浙江省为例，台州市档案馆编纂的《台州籍在外人士》(1996年)、《名牌产品档案信息汇编》(1999年)和《台州年鉴》(1983～2003年)，天台县档案馆编纂的《天台与日本佛教、民间交往历史资料汇编》(1996年)，余姚县档案馆编纂的《余姚民间文化》(2005年)和《浙东大隐石文化》(2004年，获中国档案学会第五次档案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温州市档案馆编纂的《奋进——2004年温州大事记》、《跨越——2005年温州大事记》、《品牌温州人》和与有关单位合作编纂的《温州民营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大事记(1978～2004)》，乐清市档案局编纂的《乐清人文史话》(2005年)，嘉兴市档案局与中共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南湖魂·续集》(2005年)，上虞市档案馆编纂的《上虞市堤防工程基本情况资料》(1998年，浙江省第五届档案优秀编研成果二等奖)和《建筑之乡——上虞》(1999年，浙江省第五届档案优秀编研成果一等奖)，嵊州市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嵊州历史大事记(1949～1997年)》(1998年)等，都是一批结合自身馆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编纂成果。该省2003年被评为“全国档案工作优秀集体”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台州分公司档案室、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档案室、浙江省电信有限公司档案馆、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档案科则是企业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优秀代表，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台州分公司档案室为深度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编制了《案卷目录》、《全引目录》、《文号对照表》、《条款及规章专题索引》、《营销承保业务专题索引》、《直销理赔业务专题索引》及《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专题索引》等26种检索工具，并编写了《年鉴》、《寿险精英赞》等三次档案文献，提升了企业档案的文献价值与文化品位。正是由于基层档案馆(室)的普遍参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才得到了全面发展，真正成为档案工作的一个重心。

与此同时，档案部门联合社会专门研究力量参与档案文献编纂成为一种新趋势。仅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例，近10年来，该馆先后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编纂了《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1996年)，与宁波社会科学界联合编纂了《浙江鸦片战争史料》(1997年)，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编纂了《清末教案》(1996～1998年)，与东亚法律文化课题组联合编纂了《清代“服制”命案》(1999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联合编纂了《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1999年)，与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联合编纂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1999年)，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编纂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1999～2000年)和《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2000年)，与北京大学联合编纂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2001年)和《清代外务部中奥关系档案精选》(2001年)，与鄂伦春民族研究会联合编纂了《清代鄂伦春族满文档案汇编》(2001年)，与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联合编纂了《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2002年)，与承德市文物局联合编纂了《清宫热河档案》(2003年)，与承德市普宁寺管理处联合编纂了《清宫普宁寺档案》(2003年)，与湄州妈祖“祖庙董事会”等联合编纂了《清代妈祖档案史料》(2003年)等。专业力量的参与，不仅充分利用了档案文献编纂的社会资源，充实了编纂队伍，提高了编纂水平，也扩大了编纂成果的社会影响。

3.1.2　编纂成果类型的多样化

近10年来，档案文献编纂不仅数量巨大(平均每年在数千种以上)，而且编纂成果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趋势。

从内容上讲，传统的为史学研究服务的一次档案文献汇编仍是编纂的主体类型，如明清史方面的编纂成果有:《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1996年)、《康熙朝满文硃批奏折全译》(1996年)、《中国清代邮政图集》(1996年)、《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官员履历全编》(1997年)、《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997年)、《清代琉球国王表奏文书选录》(1997年)、《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1997年)、《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1998年)、《乾隆朝上谕档》(1998年再版)、《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一)》(1998年)、《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998年)、《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1998年)、《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1998年)、《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1999年)、《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1999年)、《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2000年)、《中葡关系史料汇编》(2000年)、《乾隆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2000年)、《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2000年)、《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2000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26册)》(1999～2000年)、《中国明朝档案总汇》(2001年)、《清宫御档》(2001年)、《清代外务部中奥关系档案精选》(2001年)、《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2002年)、《乾隆帝起居注》(2002年)、《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2002年)、《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1～5编)》(1993～2002年)、《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2002年)、《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2003年)、《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2003年)，等等。民国史方面的编纂成果有:《中山陵史迹图集》(1996年)，《中华民国邮政图集》(1996年)，《民国时期北平市工商税收》(1998年)，《北平历届市政府市政会议决议录》(1998年)，《民国治藏行政法规》(1999年)，《华北事变》(2000年)，《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2002年)，《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民国卷)》(2002年)，《民国开发西北》(2003年)，《民国黄河大事记》(2004年)等；党史、革命史方面的编纂成果有:《北平的新生(画册)》(1999年)，《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2001年)，《勿忘国耻——济南“五三”惨案档案文献选辑》(2003年)，《南京当代人物大典·英烈卷》(2003年)，《邓小平在北京》(2004年)，《情满西湖——老一辈革命家与杭州》(2004年)，《苏皖边区政府档案史料选编》(2005年)，等等。现当代史方面的编纂成果有:《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3)》(1996年)、《北京辉煌的五十年(画册)》(1999年)、《青岛经济与社会发展备忘录——青岛数字全书》(2003年)，《上海石化年鉴》(2004年)，《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年鉴》(200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档案工作大事记(1950～2000年)》(2005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93～2003年)》(2006年)，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专题史方面的编纂成果:如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1998年)、《中国奥运之路(图片集)》(2002年)、《康藏纠纷档案选编》(2000年)，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纂的《上海传统民居》(2005年)，北京市档案馆编纂的《北京寺庙历史资料》(1997年)、《北京地坛史料》(1998年)、《北京会馆档案史料》(1998年)、《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2003年)，四川省档案馆编写的《巴蜀灾情实录》(2005年)，等等。这些专题档案文献的编纂为专门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专题档案文献的编纂还非常注意选题的现时性和针对性，如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四川省档案馆编纂了《四川抗战档案研究》、《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2005年)；为了宣传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和精神，编纂了《“三农”问题政策法规选编及问答》(2005年)；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编纂了《中国西部大开发档案文献选编》(2002年出了第一套丛书《中国西部决策》)。

从体裁上讲，编纂成果除了大量的一次档案文献汇编外，还有不少二次、三次档案文献。如《中国清代邮政图集》(1996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1997年)、《〈北京档案史料〉目录总索引(1986～1997)》(2004年)等。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省档案馆编纂的《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为中外藏学研究专家学者查找所需的档案文献提供了线索和依据。所辑文献形成时间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起，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治安、民族、宗教、文教卫生、外事等方面；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了一批反映老城市风貌的老照片，如1998年出版了《老南京——旧影秦淮》、《老上海——已逝的时光》、《老北京——帝都遗韵》、《老天津——津门旧事》；1999年出版了《老重庆——巴山夜雨》、《老广州——屐声帆影》、《老武汉——永远的浪漫》、《老西安——废都斜阳》；2000年出版了《老杭州——湖山人间》、《老昆明——金马碧鸡》、《老苏州——水巷寻梦》。

从编纂形式上讲，除了传统的纸质档案文献外，还涌现出一批新型载体形式的编纂成果。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北京超星公司合作编制了《档案文献光盘库》，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电影文献纪录片《小平您好》、《辉煌》，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毛泽东与中国》等，都是新型载体的优秀编纂成果。

3.1.3　编纂手段方法的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应用，给中国的档案编纂事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以缩微胶卷、缩微胶片、计算机磁带、光盘等为代表的新型载体形式逐步得到推广应用，档案载体形式不断丰富，照片档案、录音档案、录像档案日益增多，势必导致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使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现代化成为可能。现代化技术在档案部门的应用，使得档案编纂方式发生很大变化。

首先，在档案信息的收集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档案范围，还通过光盘或网络等途径获取所需的素材。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北京超星公司合作编制了《档案文献光盘库》，将已刊印出版的重要档案文献按内容汇编成一个大容量的系列档案文献光盘库，分为《中国明清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中华民国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中国革命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三个分库，堪称浓缩中国历史的一套最完整、最权威的电子文献。这类档案文献光盘库的出现，将为中国重要档案信息迈上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实现网络传播，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在编纂加工程序和方法上，人们借助网络先进的存储、检索、传输技术，借助于计算机高效率的信息处理能力，使信息采集更加方便，加工更加快捷。如编纂人员只要通过在网上键入要查找信息的关键词或者特定的分类号，就可以方便快捷地检索到分散在各地信息中心、各全宗、各案卷中的某一专题的档案资料或相关的主要内容、存址以及保存状况等信息。传统编纂的转录加工主要依靠手工转录加工抄写，效率低、误差多，劳动强度大。而运用计算机进行文字编辑处理，可一次录入，随意复制，随意编排版面。大大提高了编纂工作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在档案信息加工遇到困难时，可在互联网上及时与专家沟通，寻求解决方案，互动性大为加强。

再次，在编纂形式上，档案部门除了采用传统的排印、影印、发行缩微品等手段编纂公布档案资料外，还开始运用广播、电视、录音等视听形式编纂公布档案，在编纂成果的形式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如电影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挥师三江》，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大型敦煌文献《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等经典之作，在社会学术、文化等各领域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最后，在传播方式上，档案文献可通过网络媒介，极大地提高传播效率。新编纂成的档案文献，只需上传互联网，即可跨越时空在网络上发行。

3.1.4　编纂成果效益的综合化

档案文献编纂的效益表现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

在社会效益方面，涌现出一大批为党的政治工作服务的编纂成果。仅以辽宁省为例，各级档案馆为配合历史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编纂了不少反映当地人民进行斗争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不同时期爱国志士英勇无畏的斗争历史。如辽宁省档案馆为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进一步揭露日军侵华罪证，深入挖掘馆藏资源，编纂了《罪恶的七三一和一○○细菌部队》、《满铁卢沟桥事变》、《满铁经济调查会》等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激发爱国热情的书籍，得到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和社会各界好评。鞍山市馆的《鞍山英烈》、《血沃中华》，沈阳市馆的《辛亥革命在沈阳》、海城市馆的《黎明烽火》、《铁窗丹心》、《辽南义勇军》，锦州市馆的《热血丰碑》、东港的《南岗头惨案》，丹东市馆的《安东民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等编纂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素材⁽⁸⁷⁾。由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另外，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当前中心工作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出台后，辽宁省各级档案馆围绕农业和农村工作开展编研工作，编纂出《农业、农村系列文件汇编》、《减轻农民负担》等专题性材料。

在经济效益方面，出现了一批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方面的编纂成果。仍以辽宁省为例，有《发展中的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本溪市矿产资源汇编》、各地区的《名牌产品简介》、《农业灾情汇编》、《西柳、南台市场简介》等一系列编纂成果，都在本地区经济建设中起到工作参考和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作用，受到社会各界好评。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许多地区进行招商引资，强化地区经济，一些档案馆为配合这一需要，编写了《招商引资文件汇编》、《招商引资指南》等。在房屋产权改革和机构改革方面，为使改革顺利实施，有的档案馆编写了《房产房改政策汇编》、《征用土地信息汇集》、《历次机构改革文件汇编》等。另外，在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前提下，注重突出地方经济特色，各级档案馆也相继编写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成果，如《丹东蚕业发展》、《丹东特产板栗》、《丹东地热与温泉》、《东港对虾养殖简述》、《本溪制香业》、《山野菜名录》、《中草药汇集》。

在中国档案学会的有力推动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双效”编纂成果不断涌现。在2006年12月由中国档案学会评出的第五次档案学优秀成果奖(2001～2005年)中，档案史料汇编类有77项。以由黑龙江省档案馆编纂的《“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200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广州市档案局(馆)联合编纂的《广州历史地图精粹》(2003年)、中央档案馆编纂的《邓小平手迹选》(200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国战区受降台湾光复纪实丛书》(2005年)等为代表的77项档案文献史料汇编作品代表了当前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最高水平，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