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神性

人性与神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青少年、成人组钢琴、小提琴大赛，两位选手因积分相同而加赛一首曲目，一位选手选择中国作品《渔舟唱晚》，另一位选手选择西洋作品，海菲茨－史蒂芬福斯特的《浅棕色头发的珍妮》，当评论员被问到两首曲目难度的比较时，评论员的观点是，不好进行难度比较，倒是可以认为一首似乎表现的是神性，另一首似乎表现的是人性。有人说，西方音乐是一堵墙，浑厚，中国音乐是一层纱，纤美，仔细回味一下确实有这种味道，中国艺术注重的基本上是意境美、抽象美，而西方更注重形象美的入木三分，这样来理解评论员所说的人性于神性说，确实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意境美是通过想象和挖掘、抽象表达出来的，这个过程本身就存在不小的困难，而欣赏更需要一定的素质，才能进入意境。另外，这种意境和现实有不小的距离，所以，审美对于现实人群、对于现实生活的距离反差、文化反差是比较大的，势必降低了其教化与诱导的作用。形象美却是在表现活生生的背景，注重形象美的入木三分，便能够很好的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再有美的艺术的表达、美的提升，更容易被理解，也更容易被接纳。

文化流派、艺术流派是自然形成的，各自有各自产生的渊源和背景，但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的效果、起到的作用还是有差别的。文化、艺术如果与现实生活相距较远，就将损失其对社会的影响力。

“在中国，关于艺术价值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持功利主义态度的⁽¹⁾”教化说这或许可以解释中国艺术的特点，而由此带来的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及审美的意识和需求以及带来的效果却可能不同。

这种审美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培养起来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儒学、道教无不是主张这种审美意识的，入世、出世的思维不那么明显，但又从不同的侧面功利的教化，追求圣洁，回避或超脱现实。可是，偌大的世界，茫茫众生，有多少能够成为圣贤，有多少能够摆脱尘世，对于绝大部分不能成为圣贤、摆脱不了尘世的广众，这种哲学思维是不是最好的思维，值得思考。遗憾的是，即便是如此的文化艺术基础、审美价值观念，经过历史不留情面的、反复无常的冲刷，也已经有七零八落的感觉，那一层纤美的纱，还能留下多少美的模样?更不用说，一般的民众会有多少文化艺术的理解与欣赏能力。尤其是经过“文革”、经过各种运动的洗礼，旧有的那一点点基础，几乎不复存在了，环境变了，欣赏的人群也没有了，突然发现，文化生活那么的贫乏，加上物欲至上所滋生的一种鲁莽，就使文化环境走上了一种浅薄、低俗、功利的荆棘之路。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有过这样的评述:“中国哲学家们对于自己眼前的这张桌子究竟是真实的，疑惑只是虚幻的存在，从不认真对待(唯有佛家是对他认真对待，但佛学来自印度)。”接受了“教化说”，就意味着，人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可是，这种教化说如果被过于放大(而在我们的社会历史上，确实有这种放大作用)，致使淹没人性、淹没个性，那么，就会逐步演化为“神”的模式了。可是，绝大多数人成不了神，于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进化、人的进化、社会的进化，就会越来越趋向单一的模式。

中国人口众多，而且更多的是农业人口，地域观念、人情观念、农经意识都使艺术价值观念的提升具有很大的困难。为什么人们对艺术价值不那么热衷?似乎那都是神马，确实，对一般人来说，还是有“此曲只有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之感叹。而当文学、艺术作品过于注重缥缈的精美而与生活、人性相脱离的时候，审美似乎是雾里看花，不是不需要，而是有些太虚幻，不太能够融入生活，长此已往，对艺术的漠视就是自然的。

不可否认，人类许多的价值观、人生观似乎更多地取自文化、艺术的根基，一旦缺少了这些根基，人生就可能演化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也造成学问之间的鸿沟、学科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阻碍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彼此不闻不问，也不明白，研究者们独守清白，这又回到传统的中国的文化、地域风俗习惯，正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也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审美的观点，审美价值的取向，在一般人看来，功利的文化背景使得审美取向单一，可恰恰是这种意识，决定了生活中思维的逐渐收敛，思维创新、意识创新的能力逐渐匮乏。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否认它们的联系，也处处存在着对立的真理，就像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所描述的那样，尽管有明面上的距离，但却有某种剪不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形成一种潜在渐变的影响，所以，那些被忽略了的联系，注定要按原路找到忽略它的人们，去补偿注定要补偿的损失，因此，不能轻易地对某事下结论。

教化，就意味着始终有个标准去比较，而且这个标准是事先确定的，是圣贤的思维所凝练的(当然首先是承认圣贤的存在)，但同时，也是一个坚固的屏障，让人难以逾越，从思维的楷模、做人的楷模来解释都不应该有问题，但强大的影响力会影响到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使得在各个层面上的思维受到约束，这也是任何一个大的理论都同时具有一种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的缘故。

中国人累在哪里?按着这种教化，似乎，总是在被压着才能出成绩，习惯了这种教化观念，推着前进，鞭策着前行，而且似乎行驶在同样的路，比如说现今的教育，学生被逼着学习，因为严师出高徒，教师被逼着做科研，而且，有很多非人性化的措施，可是，历史上多少名家并不是靠严格驯化训出来的。我们的意识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推进工作，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再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是否从认识论的深度追究一下呢?

耗散结构的原理告诉我们，你千万别逼得太紧，不然，后果会不堪设想。措施合适，对谁都好，能够焕发出惊人的效果。问题在于我们总是过于专注理想化的思维，并且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使人摸不见、够不着，尽管理想很美，但追求理想的路荆棘太多且遥远，成功的机会就愈来愈少。人性，是人的属性，是现实中要尊重的，神性，是理想化的象征，人性与神性，不妨解释成理想与现实的区别。这么说，似乎中国人追求神性，不是太尊重人性，在这种思想的教化下，似乎有时会走向理性的反面——非理性，不尊重人性、个性，也必然危及对知识和审美、真理的尊重，反倒出现了科学精神、审美精神的缺乏。

我们的文化、教育，总是把学生按着理性化的模式来培养，而容易忽略人的属性、个性，可是很遗憾，我们却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大家，几乎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就好像我们要把我们的学生教化为神圣，可偏偏不能。而西方文化，注重人性，少一些神性，却能培养出公认的大家，大得出神入化。这确实很幽默，很值得思考。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弱点，我们可以拒绝其消极因素，但寻求文化的融合，还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次午间半小时节目里谈到一个学生对家长的抱怨说:“我妈妈总是说望子成龙望子成龙，可就不知道她自己能不能成为龙母。”这就是孩子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教化方式的反驳，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情，大人一定也明白，只不过浸泡在当下的文化思维环境之中的人们，受思维的惯性和大环境的惯性思维以及生存环境的压力，而无法甚至不能理智地去选择。接着的问题便是当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远时，就将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承受不了就可能出问题，能承受的就可能被过度训练，甚至有被练废了的可能。

现在的中国环境就好像一个强大的势力场，把场内的每一个个体控制在同方向移动，而行政化的行为在日益加速这种场的强大。有人认为，这是高度和谐，不错，是高度和谐，可是和谐到没有多少局部的个性化内容的时候，就是单调，如果用复杂性系统观点来表述，似乎应该是系统处于接近平衡点的线性区。一方面，系统有趋向平凡的可能；另一方面，要维持这个局面，需要巨大的能量消耗，换句话说，系统自身造血机能不足。按耗散结构理论的解释，非线性系统只有处于远离平衡点的非线性区，才有可能通过和外部的物质或能量的交换形成有效的自组织的结构。非线性系统的状态的演化是复杂的，不能忽视任何微小的原因对系统演化所起的作用，而要系统能够稳定地运行，就必须对系统给予足够的尊重，任何硬性的行为，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由此看来，我们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以及“教化”说，确实有些生硬，一下子就把目标锁定。这其中，一方面是对时间概念的漠视，另一方面是对科学的不尊重，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科学是不断进步的，系统是不断演化的，在动态过程中去了解、去认识，这是认识论的逻辑。神性是遥远的，是要经历时间的历程的，是需要有人性、个性经过时间的长河慢慢悟到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真正尊重这个系统，尊重人性、尊重个性，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了，问题估计就会容易一些。

当系统不适应时，出现紊乱是自然的，首先可能是“道德滑坡”，这是目前很热的一个话题，可以说是社会对人性、个性不能做到合理的尊重造成的，那么，如何做到尊重，这又是文化意识、审美价值取向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谈尊重人性，以人为本，但是都不能落到实处，要真正做到，看来很难，因为，传统意识加上国情，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似乎无法回到理性的思维上来，即便能够回到理性的思维上来，在困难来临之际，为了克服困难，也会有非理性的思维和举措，但这一定是有代价的，而且，措施越强硬，损失也会越惨重，如何把握措施的强度，这是对政府的考验，要求政府的行为要适度，政府的权利也要适度，行政化不能太强，然而，现在确实有许多让人不能满意的管理行为。比如说，目前，体现在管理上，就有若干的工程思维，政府下达指标，为了政绩甚至可能是不切合实际的指标，使得下级整体被推着走，而且还有政府与民争利的倾向，下级努力去完成，完成不了就会影响更多的利益，产生了诸多突击完成的现象，为了突击完成就可能带来更多的违规操作、投机取巧、行贿送礼，所以就会形成若干的冲突，其实，原因掌握在政府的手里。而且我们越来越感到，政府随着公权力的增加，理性思维并没有多少增加，合理的管理思维并没有多少增加，或许是想增加，但被机制和形势所束缚，反倒是在行政化势力日益强大的时候，胆量也越来越大，导致思维和做法更加让被管理者难以接受。朱清时校长的“去行政化”的实现，在现形势下看来越来越渺茫，过度行政化下的人越来越变得“非人”(或说是机器)，但绝对不是神，可是政府希望他们是神，能够带来神来之笔，然而，这是明显有悖于现代复杂性科学思想的非理性的思维。

尊重人性就尊重了个性，人更多地有人性思维、理性的思维，还包括正常的非理性思维，通过思维的遗传过程，带来思维的撞击，确实可以带来神来之笔，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人更多地具有了机器的行为，甚至变成了机器，创造力就会加倍损失。

多少年来，发生在国人身上的许多事情，总是让我们不得不深思而担忧，总是会在对待人性和神性问题上，作出不太实际的选择，从早期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事实上，如今我们这种思潮和行为仍然存在，这就是的不尊重人性的表现，客观上达到了追求神性的效果(可我们不信神，只是盲目追求一个宏大的目标)，没有尊重人性，致使人的合理的、能动的行为没有被挖掘出来，或者是过早地被消耗掉了。

发生在文化、文学、艺术领域的行为，似乎没有使我们的文化、文学、艺术实现多元式的发展，尽管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在人性与神性的问题上，总是对人性注重的不够，从而使得文化产品体系总是不完善，这种环境自然创造不出有影响力的作品，于是，落寞到低俗也是自然的。

发生在教育自身的行为似乎就更有些离谱。在我们的文化大背景下，形成了这样一种功利化的审美价值取向，必然导致我们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关心教育的功利性目标，而忽略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知识的献身、对真理的献身，而这种关心教育，一方面是农经意识的小富即安，还有一种是按功利审美价值取向的成“大才”，向往大目标，而对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潜力、价值体现不是太关心。于是，教育的体系越来越细，知识要求越来越高，课程越开越多、越上越难，越来越注重理论、纸上谈兵，越来越关心成绩、奖励，在这样一个氛围里，确实是体现了“教化”的含义，逼着我们这样做，不得那样做，于是，累的感觉是大家共有的。

强调教化，就必然形成缜密、清晰、层次化的训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更多的是明晰的标准，学生只要照做，他所面对的就是圣人的谆谆教导。而尊重个性，则在于挖掘和激活人的个性潜能。有人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论语》作比较，认为其恰好形成了这两种教育方式的明显对照。

人性的潜能，有的时候受到挤压能够被激发出来，而如果能够通过美的震撼、陶醉、沉醉而激发出来，那将是久久起作用的力量，而要达到陶醉、沉醉，那又涉及对审美的态度，审美价值的取向。从功利的观点来看，本来想漠视一下审美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可偏偏漠视不了，因为，一旦你漠视了它，损失将会偷偷地找上门来。

【注释】

(1)舒也.《中西文化与审美价值诠释》.上海三联书店，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