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与伦理观

第三节　人性论与伦理观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等：“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而以“中民之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因为“圣人之性”是先天至善的，不必教化；“斗筲之性”是先天至恶的，不可教化，所以两者都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大多数人属于所谓“中民之性”：既不是至善，也不是至恶，而是“有善质，而未能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有善质”因而有可能通过教化使之向善；“未能善”因而必须进行教育才能使之向善。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说是孟子、荀子人性论的综合和发展，与孟子、荀子的观点都有同有异。

在“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中，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来源于天，人性也来源于天。这与孟子讲人有“良知”“良能”，尽性可以知天有一致之处，而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不同。但董仲舒进一步阐述了人性怎样从天命而来，又是孟子所没有论述的。在对人性的具体看法上，董仲舒的观点则与孟子不同，而与荀子接近。他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说，“性”就是“生”，“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同上）。所谓“生之自然之质”是什么样的呢？他解释说，性犹如禾、茧、卵，善犹如米、丝、雏。善出于性，犹如米出于禾，丝出于茧，雏出于卵。两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性是天赋予的，善是人为的，所以说“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同上）。董仲舒在强调对“自然之质”进行人为加工这点上，与荀子强调“性伪之分”有相似之处。

董仲舒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提高了善的标准。孟子只是拿人性与禽兽之性相比，看到人性与兽性不同，故说万民之性都是善的；董仲舒是用“人道之善”的标准衡量人性，所以不能说万民之性都是善的。可以说万民之性不同于禽兽之性，但这不是圣人所说的善。董仲舒所谓的“人道之善”“圣人之所说善者”，是指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的规定。他一方面把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说成天意，使之神圣化，另一方面又看到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必须用强制手段加以推行。说人民的本性是愚昧无知的，这是剥削阶级的偏见，但说人性并非是天然合乎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要求的，这不失为清醒的看法。于是，董仲舒的人性论归结为王者承天意以成民性，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里，“天”的本质决定人的本质，“天”的意志主宰人类社会，所以董仲舒把伦理准则归于“天意”。他通过神秘化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三纲五常是“出于天”。他断定阴阳之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贵阴贱”，由此进行推论说：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这是讲君臣是天地关系，夫妇是阴阳关系，父子是四季关系，而天地关系和四季关系也是阴阳关系，所以他又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同上），并强调“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各为其上阴”（《春秋繁露·阴阳尊卑》）。阴只能对阳起配合作用，不能与阳分享成功，阳居主导地位，阴居辅助地位，这是永恒不变的“天意”，因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是永恒不变的“天意”。这就叫做“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董仲舒又把五常配入五行，他以仁配木，以智配火，以信配土，以义配金，以礼配水。这种配合，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将五行伦理化，同时又反过来以五行论证“五常”的永恒合理性。

作为封建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的“三纲”，其实质是强化家族的宗法统治和封建君权，所以“三纲”的中心要求是把孝和忠绝对化。董仲舒用五行相生关系论证孝和忠是“天之经，地之义”（《春秋繁露·五行对》）。他认为四时关系体现着父子关系：春为父，夏为子；夏为父，秋为子；秋为父，冬为子。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包含着子继父业、子承父志的人道意义。四时是与五行相配的，四时关系也是五行关系。在五行中土为贵，却不主四时中的任何一时，这是因为土为火所生，是火之子，不与火分享功名。子为父尽孝，臣为君尽忠皆取法于土，“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意不可以加美”（同上）。在先秦某些思想家的著作中虽然强调孝和忠，但还有“父慈子孝”“君惠臣忠”的提法，君父与臣子之间义务是相互对待的。董仲舒的“三纲”思想把臣子的义务绝对化，君父对臣子却不承担任何道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