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一)政治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总是与一定阶级利益相关，政治是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因此，政治必然对教育的一切方面产生制约作用。政治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尤其表现在对教育中的上层建筑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

1.政治决定着教育的性质

政治决定教育的性质，即决定着教育的思想政治方向和为谁服务的问题。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

我国的封建教育不遗余力地向受教育者灌输封建专制主义、守分安命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一套观念，目的就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卫道士。欧洲古代中世纪教育的神学性是由于宗教僧侣对教育的垄断;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阶级性则是由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对此，列宁曾指出，俄国教育的等级性完全是由俄国社会制度的封建等级决定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性质决定了“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23]。

美国学者鲍尔斯和金蒂斯(Bowles，S.，Gintis，H.)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论述，分析了美国学校教育的政治制约性。他们认为，教育的社会关系结构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是相对应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原则(correspondence principle)。在这种对应原则中，一个主要的方面是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学生往往所进的学校不同，接受的是不同的社会化模式，为此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管理人员、教师、家长的教育目标和期望(以及学生对各种教学和控制模式的反映)因不同社会阶级的学生而不同。”“工人阶级为主的学校倾向于强调行为控制和服从规则”，工人阶级的家长也似乎赞成更为严格的教育方法，因为他们的劳动经验表明:服从权力是一个人能否得到并保持稳定的、高工资工作的重要因素。而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学校“则采用相对开放的方式，这种学校赞成学生更多地参与，较少地受到直接监督，学生有更多地选择课程，以及一般说来赞成一种强调控制标准化的价值体系”。^[24]

2.政治控制着教育的领导权

在阶级社会，谁掌握了生产资料、掌握了政权，谁就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谁就掌握着教育权。总的来说，利用政治来控制教育，对教育行使领导职能，主要通过以下手段来进行。

首先，通过组织手段，对教育机构直接领导和任免教育者来控制教育。政府、政党往往从组织上对教育机构进行直接领导，培养和委任统治阶级需要的教育者。显然，在政治方面，教育行政人员、教师、校长等教育者是一定政府、政党的利益、方针、政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执行者。他们对受教育者产生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列宁曾经对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政治作用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课程是思想政治方面。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任何监督、任何教学大纲等等，绝对不能改变由教学人员所决定的课程的方向。”^[25]因此，在培训、选拔、任命教师、校长以及教育行政人员方面，各国政府历来重视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问题。

其次，颁布一系列方针、政策并以行政手段督促实施来控制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教育必然受到国家总方针、总政策的影响。政党或者政府颁布的有关教育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一定历史阶段国家或者政党的总任务、总方针、总政策在教育领域内的具体体现。以教育方针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曾经发生三次变化。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新中国教育的总任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26]。这一方针，鲜明体现了新政权的人民性以及新中国教育对象与教育任务的巨大变化。1950年，人民政府再次明确提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27]1958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对教育方针进行了新的表述:“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28]显然，1958年的教育方针与当时党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判断密切相关，即认为在国际上存在着修正主义思潮，在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妄图削弱、否定党的领导的尖锐阶级斗争。因此，各项工作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教育工作更需如此。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对教育方针又作出了新的表述:“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29]这一方针同样与当时国家的总方针密切相关，其具体内容则反映了国家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

除了教育方面的方针、政策以外，其他一些政策也对教育产生着影响。例如，劳动就业政策、工资政策、户籍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文化发展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正确性与协调一致性均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最后，利用国家法律的强制作用来控制教育。法律在本质上是掌握政权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国家意志”形式的表达。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权掌握在少数剥削阶级手中，法律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法律维护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此外，由于法律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因此，能发挥方针、政策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近代以来，由于教育的社会作用日益重大，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各国政府无不重视教育立法。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些主要西方国家通过颁行义务教育法，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每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都伴随着一些新的教育法令的制定。例如，美国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英国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日本的《教育基本法》，法国的《高等教育指导法》，等等。

3.政治决定教育的宗旨和目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但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意识，为谁服务，是直接受社会政治制约的，并与社会政治的方向保持着一致。在任何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保证教育能够培养出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总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和政治权利，直接控制教育培养人的规格标准，选择教育内容，保证教育为特定的社会关系服务。

例如，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就是为封建王朝培养忠顺的官吏和士君子。隋唐以后，施行科举取士制度，教育变为科举的附庸，被纳入培养官僚人才的轨道。由于统治者推崇儒教，强调“德治”，因此，隋唐以来的教育着重以儒家思想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极力灌输君臣父子的“人伦之教”和“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的恒常性思想，用以巩固封建统治。“四书五经”也就成为历朝历代沿用的主要教材。

在古希腊的奴隶社会中，斯巴达城邦国的统治者从对外战争和武装镇压奴隶的需要出发，确立了塑造忠于统治阶级的士兵和军事领导人的教育目的。奴隶主子弟中的男童从7岁开始就要离开家庭接受集体性的军事训练;到了12岁，合格者转入少年队，接受更为严格的训练;到了18岁，训练合格者参加士官团，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满20岁，才能成为一名军人。

到了中世纪，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宗教阶层垄断了学校教育。他们设立了教区学校、僧院学校、大寺院学校和教会大学。教育目的则着重强调形成宗教信仰，培养对上帝虔诚、服从政权和教权的教士。他们以宣扬宗教教义的《圣经》为主要教育内容，开设的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和四学(算学、几何、天文、音乐)同样是为理解和信奉基督教教义服务的。

4.政治决定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在一个社会中，哪些人有权接受教育、受什么样的教育、达到什么程度、教育的结果如何，这些都是由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决定的。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各自所受的教育相应就有很大的差异。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利，首先确定了剥削阶级子弟受教育的特权，而对广大劳动人民则实行愚民教育。在我国，夏朝的“庠”和“序”，殷商时代的“右学”和“瞽宗”，西周时期的“国学”和“乡学”等，有入学资格的仅是那些贵族子弟，而那些“礼不下庶人”的奴隶子弟则被拒之于校门之外。在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奴隶只是被作为“会说话的工具”，根本不被当人看，只有奴隶主阶级的子弟才有权利和机会接受教育。

事实上，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子弟也要按照家庭出身、父兄官职品阶进入不同等级的学校。以唐代的中央官学为例，隶属于东宫的崇文馆和门下省的弘文馆，其招生对象是:皇宗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执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的子孙，京官执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隶属于国子监的国子学的招生对象是: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的曾孙，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隶属于国子监的太学的招生对象是:文武五品以上子孙，取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隶属于国子监的四门学的招生对象是: 500人为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以上有封，文武七品以上子;800人为庶人之俊异者(即俊士)。^[30]

5.政治制约着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

政治制约着教育制度。例如，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在教育上也是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实行地方分权的美国，在教育上各州、各校都有较大的自主权。我国自秦汉以后，在政治制度上基本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在教育制度方面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从属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垂直隶属型的教育组织系统，官学一直受到国家重视。只有在政府无暇顾及教育事业时，私学才能得到发展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治组织形式中的诸多弊端，如决策权高度集中、管理权限划分过死、民意表达机制不健全、基层单位缺乏活力等，都明显地反映在教育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中。

同样，教育内容也受制于政治，不同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有不同的教育内容。例如，在古希腊的雅典，教育目的是培养政治家和商人，因此，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读、写、算、音乐、戏剧、体育、文学和诗歌。斯巴达的教育受制于对外战争和对内残酷镇压奴隶的需要，因而教育内容主要以军事训练为主。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鄙视生产劳动，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教育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轻视生产知识经验的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