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的缘起

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的缘起

1.科学与人文分立的萌发

科学与人文作为人类的两种文化，早在古代的哲学中就已经存在着分立的萌芽。这主要表现在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心所发生的重大转变，即从早期以研究自然为中心转变为以研究人和社会为中心，也就是W·K·C·格思里在《希腊哲学史》中指出的：从智者⁽⁷⁾和苏格拉底开始，哲学研究的兴趣“从宇宙转向人，从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有吸引力的理性问题转向更迫切的人生事务和行为的问题”⁽⁸⁾。

说到早期的希腊哲学，我们知道，它是从神话中脱胎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神话的主题，即宇宙万物乃至于人是怎样生成的；它的思维方式也没有摆脱神话杜撰者的思维方式，亦即追溯一个最初的东西，在神话中是最高的神，而在哲学中叫做本原（），原意是“开始”，指万物的根源、元素、始基或共同基础。那时，人们还未意识到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区别，将它们笼统地都看作是“自然”。一切都包含于自然之中。所以，早期的希腊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是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是如何从本原演化而成的？例如，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万物产生于“气”，赫拉克利特和希巴索认为是“火”，恩培多克勒以土加于上述三者，主张“四元素”为万物之始，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各种性质不同、数目无限多、体积无限小的“种子”是构成万物的最初元素，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则提出原子论，认为万物的本质就是原子和虚空。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阿那克西曼德被认为是“宇宙演化的始祖”，他提出存在物的本原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απειρον”（apeiron，译作“无限”、“无定形”等），因为万物都从它产生，又复归于它；无数个世界连续地从它们的本原中产生，又复归于它们的本原。

显然，早期的希腊哲学家进行哲学思索是为了摆脱无知，是为了求知而追求学问的，并不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可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由于经济、政治和观念的变化，他们被卷进激烈动荡的社会之中，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精神领袖，因此他们的哲学便带上明显的实践目的。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都着力于唤醒民众来改变社会。普罗塔戈拉喊出的响亮口号“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即是这方面的显著标志，它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也即理性的觉醒。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则把人的理性进一步提升为“理念”，认为善、公正、正义是第一类的道德伦理价值和审美领域的理念。从此，人与自然开始分离，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哲学出现了，并一度取代了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哲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这个时期人们放弃了对自然的研究，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科学和有益于人类美德的问题。”（《动物的结构》642^a28～29）

这样的转向，极大地深化了人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对外部自然界的认识，阻碍了前科学的发展。英国著名科学史家W·C·丹皮尔就有如此的评述：“在科学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说要比它以前或以后的任何学说都更接近于现代的观点。它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摧毁性批判下，实质上遭到压抑。从科学观点来看，这应该说是不幸。后来几个世代竟让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代表希腊思想，这件事实实在在是科学精神从地球上绝迹一千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柏拉图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在实验科学史上，我们不能不把他算作一个祸害。”⁽⁹⁾

普罗塔哥拉和苏格拉底等人的哲学转向，意味着科学与人文的分野。它构成了人类文明时代以来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传统的最初起源。之后，科学与人文的这一分野一直流传下来，对于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冲突越来越加剧，造成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旷日持久的纷争。

2.科学与人文分立的形成

我们知道，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什么科学门类之分，也不存在哲学与科学之别。那时，哲学包含了所有科学知识。就是到了15世纪下半叶，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逐渐发达起来了，当人们试图建立起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也并未将科学与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者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视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也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18世纪80年代，I·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人类理性的法则”分为“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认为探讨自然法则的自然哲学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探讨道德法则的道德哲学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由此构成了科学与道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立。到19世纪初，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文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它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是如此：一方面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面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19世纪德国诗人J·C·F·席勒曾对科学家与哲学家发出这样的呼吁：“你们互相敌对吧，联合起来还太早！你们分头去找，真理才能找到！”⁽¹⁰⁾到1899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出版《宇宙之谜》时，哲学与科学的分离状态已使他感到忧虑。他说几个世纪以来，大学里教授的都是抽象的哲学，它把新近获得的自然科学成果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精密科学”的代表人物，只满足他们狭小的研究范围，沾沾自喜于他们的观察和实验，而认为哲学是多余的。纯粹的经验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形而上学家则“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他指出：“自然科学与哲学、经验成果与思想成果之间这种反常的和破坏性的对立，在广大学术界无疑会越来越激烈，会引起越来越大的苦恼。”⁽¹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W·狄尔泰、W·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等人从理论上将这种分立进一步强化并固化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H·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并形而上学地把它们对立起来⁽¹²⁾。认为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自己的对象，它的兴趣在于发现这些事物和现象的普遍联系和规律；这些科学都不从价值和评价的观点考察对象，都把事物的个别性、特殊性当作非本质成分而不予考虑，仅把对象普遍共存的成分包括在自己的概念之中。与之对立的是历史的文化科学，它研究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作为历史科学而言，它必须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记述对象不可重复的一次性发展。

科学与人文的这种分立在大学的教育中也表现了出来。在整个19世纪，对复兴大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并非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古典学者和民族文学学者。他们将大学作为一种手段，以争取国家对其学术工作的支持。他们把自然科学家也吸引到发展迅速的大学结构中去，并从自然科学积极的一面获益甚多。“不过，由此却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从那时起，大学就成了文科（人文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主要场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¹³⁾

3.“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

“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问题，是由英国著名学者C·P·斯诺首先明确提出来的。1959年5月7日，他在剑桥大学的里德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指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存在分歧与冲突，并且，“两种文化”的分裂不仅在英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它还存在于整个西方社会。C·P·斯诺在现实中观察到各种分离与冲突。他发现，从事科学文化的人（科学家）与从事人文文化的人（如文学家）之间，在知识、心理状况及道德方面很少有共同性，他们几十年来几乎完全没有相互交往。他说：“我经常往返其间的这两个团体，我感到它们的智能可能互相媲美，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也相近，但是几乎完全没有相互交往，无论是在智力、道德或心理状态方面都很少共同性，以至于从柏灵顿馆（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所在地）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艺术家聚居的伦敦文化区）就像是横渡了一个海洋。”⁽¹⁴⁾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生活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完全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¹⁵⁾由于两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和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所以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又都彼此鄙视，不愿去理解对方。例如，人文学者常对那些没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科学家嗤之以鼻，认为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而典型的科学家——物理学家认为自己所探讨的物理科学无论在智力深度、复杂性或说明方式方面，都是人类心灵最漂亮、最奇妙的杰作，但非科学家对物理学大厦即使想了解也不可能，至多只能达到粗浅的水平。比如，C·P·斯诺还指出，两类知识分子经常存在敌意和反感，相互歪曲对方的印象。比如，“非科学家倾向于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吹自擂”，“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¹⁶⁾。

不过，C·P·斯诺的批评重点在于指出对科学文化的不了解，这种不了解“给整个‘传统’文化带来的非科学气氛，而这种非科学气氛又往往转化为反科学”⁽¹⁷⁾。他批评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忽视，轻视甚至敌视，说“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卢德派”⁽¹⁸⁾。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文学知识分子的不满。C·P·斯诺使用这样尖刻的词汇，是因为他要反对一些文化精英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