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

时代的必然趋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四书·中庸》有一名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是江泽民同志1998年在一次讲话中的精辟论述。国力竞争之所以激烈，就是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而知识经济之所以初见端倪，是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归根结底，当今时代发展的关键就是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与技术之源，技术的重大进展直接来自基础科学的进展，亦即来自科学文化的进展。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赐福于民，也可造祸于民，问题在于人如何去认识、去把握。两三百年来，科技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问题与精神问题以及科技本身发展问题。而且，科技发展的速度正越来越快，科技成果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由此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1999年出版的《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一书中忧虑此事。他在2000年此著的中文版序中明确指出:科技“给人们送来神奇的创新，然而也带来了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后果。”怎么办?他坚定认为要作人性思索，要呼吁人性。而人性、责任感，也正是1999年6月“世界科学大会”所给出的最主要的信息。奈斯比特呼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什么样的人?至少有三点:一是要有高度的人性，会高度地对社会负责;二是要有高度的灵性，能高智力地预知与控制科技成果的后效;三是要有高度的人性与灵性，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以更高的科技手段去制止坏人利用高科技去干坏事。重要的是，这就需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需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需要人性与灵性的交融来实现。显然，这正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人特有的人性，人还有人特有的灵性，更有人性与灵性交融而升华成的精神境界。人性的开发与培育，主要靠人文教育;灵性的开发与培育，既要靠科学教育，也要靠人文教育。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科学教育主要是科学文化教育，人文教育主要是人文文化教育。换言之，教育主要是要用文化开发人的大脑，开发进化了五百万年的人脑，而且主要用人文文化开发人脑固有的人性与灵性，主要用科学文化开发固有的灵性，不开发，愚昧、无知，似“人”实非人;而错误开发，则可导致异化人性，扼杀灵性。

科学文化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及其本质与规律的，是求真，简而言之，就是“是什么” 。科学文化是“立世之基”,一切违背客观实际及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活动，必然失败与覆灭。然而，科学文化本身不能保证科技发展的方向正确，能造福于人、有利于社会，而引导这一发展方向的是人文文化。人文文化是关于精神世界的，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满足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简而言之，就是“应该是什么” 。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一切危害人与社会的认识与活动，必须制止与消除。然而，人文文化本身也不能保证其发展的基础正确，能造福于人、有利于社会，保证这一基础正确的是科学文化。此即，人文为科学导向，科学为人文奠基;善为真导向，真为善奠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主要关系即如此。

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 。教育，首先是教如何做人，是要开发人性，要有高度责任感。荀子讲得对:“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正因为如此，人文文化至少严重关系到如下七个方面:

第一，民族的存亡。民族主要是人文文化的概念，而非“基因”的概念。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至今唯一幸存的古老的文明实体。罗素讲了一个事实:只有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人类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风风雨雨，不仅没有消灭，也从未中断，而且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表明:中华民族文化蕴含有深刻的、普适的、永恒的哲理，以这个文化作为民族脊梁骨的民族精神是无穷活力的源泉，以这个精神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具有不可压倒、不能战胜的强大生命力。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所提出、而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的论断多么深刻与概括:“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的，爱国主义正是中华文化哲理中整体思想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集中体现，国重于家，家重于己，格、致、诚、正、修，为的是齐、治、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这也蕴涵着“协和万邦”、“四海兄弟”的人际关系。这支持着中华民族顽强地走过五千多年的风雨征程。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主要是“背靠五千年，坚持三面向”,“五千年”就是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精神自古迄今的五千年。可以说，民族的人文文化，即民族文化，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亡。

第二，国家的强弱。国家强弱取决于综合国力。江泽民同志讲过，这主要包含三个因素: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凝聚力。“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族凝聚力是人和，其核心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无此，就无民族凝聚力。

第三，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是全面的进步，既包括物质文明方面的进步，又包括精神文明方面的进步。一个社会没有物质文明的进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野蛮、愚昧、落后;没有精神文明的进步，没有人文文化的发展，就是卑鄙、无耻、下流;但是，如果有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而没有精神文明、人文文化，就是大灾难!

第四，人格的高低。人格是度量人性、情感、做人的尺子。一个人的品质或思想素质，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是人格，中层是法纪观念，顶层是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绝对是第一位的，统领一切;方向一错，全盘皆错。但是，基础是人格。没有人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遵纪守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人格，就丧失了人应有的一切。人性贵于灵性，情感重于智力，做人先于做事。这对青少年，特别是对少儿，尤为重要。“幼而学，长而行”,才高德缺的人是社会的大灾星。固然，做人往往通过做事来体现，但是，做事更要做人来引导，来保证。成材未必成人，成人大可成材。应深知人格的影响是巨大的，人文文化基本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文艺起着重大的作用。

第五，涵养的深浅。一个人的涵养，主要指人文文化的涵养。李岚清同志2002年3月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可以断言，一个人要成就伟大的事业，没有足够的人文底蕴是绝对不行的。人文涵养，包括言行的文野、度量的大小、见识的远近、待人的厚薄等等;它为事业奠基。苏轼有两文写的深刻， 《贾谊论》与《留侯论》,前者论贾谊，后者论张良，两人都很有才华，贾谊失败了，张良成功了;因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张良则志大量大，才足识足，“有过人之节” 。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第六，思维的智愚。美国斯佩里研究人的大脑，1982年获诺贝尔奖。他发现左脑功能主要同科技活动有关，同严密的逻辑思维有关;右脑功能主要同文艺活动有关，同开放的形象思维、直觉、灵感、顿悟有关，其记忆量是左脑的一百万倍。因此，主要应开发右脑。日本人春山茂雄认为，左脑是个人脑，右脑是祖先脑，人类大脑进化五百万年的精华都在右脑，人的重大决策几乎全由右脑最后作出。因此，要有高超的思维能力、丰富的想象力、强大的创造力，一定要重视人文文化，重视右脑。右脑是原创性创新的源泉。但两脑相互联系，用其一废其二，不仅其二废，其一也不会好。

第七，事业的成败。人文文化主要两大作用:一是陶冶情感，提升精神境界，几乎决定着人性;二是活跃思维，开拓原创性创新源泉，严重关系着灵性。一般所讲的非智力因素或“情商”,实际上是人文文化素质的体现，对一个人事业的成败起了主要作用。其实，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苟利国家，死生以之。”讲得多好!

当然，这绝不是说，科学文化不重要。科学文化异常重要，是“立世之基” 。无科技发展，就无社会进步;无现代科技，就无现代文明。一个文化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知识、思维、方法与精神。人文知识是人文文化的载体，是精神世界的基础;人文思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是人文文化发展的支撑;人文方法是人文知识、人文思维之所以得以实现的手段;而人文精神则是人文文化的精髓，是求善而止于至善的境界，并推动着人文知识、人文思维与人文方法等的发展。

对于科学文化而言，第一，科技知识是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是一元的;正因如此，所以是普适的，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而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类没有发现、发明、创造，社会就不能前进。科技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历史。第二，科学思维主要是逻辑思维，这是正确思维的基础。一切反逻辑的，必然是错误的。第三，科学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这是事业成功的前提。一切反实证的，必然导致失败。爱因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曾说过，西方科技之所以比中国发展得快，在于有系统的逻辑思维与严密的实证方法。第四，科学精神则是科学文化的精髓，并推动着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等的发展。科学精神就是求真务实的人文精神;因为精神本身就是人文的。一切反科学精神的，必然是反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必然是没有任何好下场的。要高度重视科技。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2004年2月13日在《科学》杂志撰文《让科学服务于所有国家》中指出:“我们怎样才能在信息经济时代促进发展?我们怎样才能防止全球和地区性环境破坏?什么才是利用有益新技术、制止恐怖主义和对较快传播的疾病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好办法?今天，为解决这些问题，每个想制订合理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的国家都必须依赖于它自己的科技能力。”安南此文是为国际科学院委员会(IAC)提出的报告《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在世界范围内培养科技能力的战略》而写的“序” 。

在此必须指出，尽管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不同，但决非水火不容。两者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两者及其延伸则不可分割地构成人类文化。 《华严金狮子章》讲得对:“狮子是总相，五根差别是别相;共从一缘起是同相，眼耳等不相滥是异相;诸根合会有狮子是成相，诸根各住其位是坏相。”如果以狮子比喻为人类文化，那么会合成狮子的诸根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及其各种的延伸了。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源于实践，同源于人脑，同源于人脑对客观世界中实践的反映以及对反映的加工。

正因如此，两者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不仅共生，而又互通，即:第一，都承认客观实际。第二，都提炼客观实际的本质。第三，都追索客观实际规律。此即，既求实，又求是。显然，这三点恰恰是科学文化所主要追求的目标;然而，正因为人文文化也源于实践，就自然蕴涵着这三点追求。由此可知，无论是严肃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还是严肃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或者其他领域的严肃的工作者，凡要取得伟大的成就，作出卓越的贡献，概莫能外。对人文文化，如此事例，何胜枚举!韦应物《滁州西涧》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尽管他远不懂水动力学，但承认“舟自横”这一实际;王之焕《登鹳雀楼》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尽管他远不知地球是球体，但承认“登得高，望得远”这一实际;他们都确认实际而不会去颠倒黑白，妄自臆造。漫画家画人物那惟妙惟肖的几笔，就是现代数学“拓扑学”中三维几何图形的“特征不变量” ;文艺作品主要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神似”就是提炼作品对象的“特征不变量”,即客观实际的本质。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的“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与“好烦其令，而卒以祸”,就是管理哲学的精粹，即按客观规律管理就成功，反之就失败。绝对可以说，一切脱离实际的“成果”,一切闭门造车的“作品”,一切不经艰苦劳动而粗制滥造的“产品”,绝对不是什么好的。

又正因两者既源于人脑对实践的反映，又源于对此反映的加工，从而不仅也共生，而且也又互通，即:第一，都与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第二，都是精神世界所需而形成的产品;此即，既求实，又求善。显然，这两点恰恰是人文文化所追求的目标;然而，正因为科学文化也源于人脑，也就自然蕴涵着这两点追求。众多实例，俯拾皆是!众所周知，科学研究的驱动力;一是社会的要求，二是个人的好奇心;前者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如同爱德华·詹纳为根治天花而发现接种疫苗法，更不要谈我国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的贡献了。后者是为了满足个人精神世界的需要，如同牛顿因为好奇追寻苹果落地的原因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居里夫人因胶片显影而发现放射性元素，正如同有“为艺术而艺术”,也有“为科学而科学” 。因此可见，科学文化又怎么能脱离人文文化的追求呢?只不过这两者主要涉及的对象不同，一是客观世界，一是精神世界，从而差于形态，异于功能罢了!所以，绝对可以说，无论谁，一切不经艰苦劳动、深入思考、反复推敲或反复考验而粗制滥造出来的“作品”,只能归于劣坏之类!至于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相比，劣坏不知应愧于何地!

正因为科学文化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从而科学的求真精神贯穿科学文化始终，科学文化中的知识、思维、方法、精神是一体的。求真，力求反映客观世界的知识才可能是一元的;求真，思维才要求合于逻辑，以保证结果正确、唯一;求真，方法才敢面向实际，才能依赖实证，才能保证思维逻辑与知识一元。同样，正因人文文化是关于精神世界的，从而人文的求善精神贯串人文文化始终，人文文化中的知识、思维、方法、精神也是一体的。一旦涉及价值判断，求善，在不同条件下，知识往往是多元的;求善，思维往往不拘一格、纵横奔放，往往依赖直觉、灵感、顿悟与形象思维方式，以达到其价值判断的结果;求善，方法往往是体验的，以自身精神世界的体验来判断思维与工作结果的价值。

如前所述，正因为所有文化，均源于实践，就往往不可能不体现客观实际的真实与一元，又正因所有文化，又均源于人脑，源于人对客观实际的认识，就往往不可能不体现精神世界的多样性。此即，科学文化中含有人文文化，人文文化中含有科学文化。科学知识是人对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认识，不一定等于客观实际及其规律，因此，前一时期认为是正确的结论到后一时期就可能受到否定，再到更后一时期，又可能出现否定的否定;还有，“公理”就是“就是如此”,就是没有论证的，就是体悟的、直觉的，其本质就是人文的。科学思维，固然大量的是系统的逻辑思维;然而，导致原创性突破的，著名的科学家认为是直觉、灵感、顿悟、形象思维。与此相应，科学方法，固然大量的是严密的实证方法，但在导致重大成果时，往往靠体验。同样，只要涉及客观实际，不关乎价值判断时，人文知识就是一元的;人文思维在高度重视直觉、灵感、顿悟与形象思维时，也十分关注严密、精炼、系统、层次、呼应，即关注逻辑，具有说服力的作品莫不具有强有力的逻辑;人文方法，当然也重视实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至于精神，当然是人文的，而且伟大的科学家莫不努力追求崇高的品德，求善;伟大的文艺家，莫不竭心反映深刻的实际，求真。

显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有三层:基层，形而下的一层，是实践，是大脑对实践的反映，两者完全一致。中层，知识层，包括思维、方法等在内，这就是作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存在的形式这一层，两者互异。正是这个互异及其特点，差于形态，异于功能，才将文化划分成种种不同的学科。然而，如上所述，两者之中，仍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衰则俱衰，盛则俱盛，在科技高度发达与高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顶层，形而上的一层，是精神层面，是情感与思维高度交融的、人性与灵性交融的境界层面，两者又完全一致。科学文化主要追求“是什么”,进一步的追求是“果真如此吗” ;人文文化主要追求是“应该是什么”,进一步的追求是“果应如此吗” ;其实，百川归海，两者归结就是“果如此吗” 。两者为了进一步的追求，都对已有的文化进行反思、怀疑、批判，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以达到更深刻、更普适、更永恒。而且，基层的实践无止境，中层的知识创新无止境，顶层的精神追求也无止境。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人文贯串科学的始终，为其导向，提供动力，开辟原创性源泉;科学也贯串人文的始终，为其奠基，提供素材，避免误入荒谬。没有人文的科学教育，可能培养出没有人性、缺乏灵性的书呆子、机器人、乃至刽子手;没有科学的人文教育，可能培养出没有真正的人性、实在的灵性的而目空一切的精神病患者、狂人、乃至毒枭。这决不是所希望的。

如上所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本来是交融的，所以，应该交融，可以交融，而且必须交融。交融则两利，盛则俱盛;分离则两弊，衰则俱衰。交融不仅利于两者的发展，而且根本是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即升华人性与灵性，提升精神境界。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交融，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追求。既求真，又求善，方能形成全面负责的责任感，从而有动力，有激情;从而可能全身心投入，达到忘我的境界;而创造性奇迹往往在这个境界中迸发出来，达到求真、务善、完美、创新。第二，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交融，有利于形成完备的知识基础。知识是文化的载体，是知识、思维、方法的基础;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没有完备的知识基础，就没有全面发展的基础。第三，科学思维与人文思维交融，有利于形成优秀的思维品质。优秀的思维，一要正确，二要有原创能力。逻辑思维保证思维的正确性，直觉、灵感、顿悟与形象思维保证思维的原创能力。彭加勒讲得对:逻辑是证明的工具，而直觉是发现的工具。证明只能跟踪，发现才可原创。第四，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交融，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工作方法。科学方法讲实证，讲严谨、有序，讲“理” ;人文方法讲体验，讲宽松，活泼，讲“情” 。合“理”顺“情”,自然有效。第五，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有利于形成和谐的相互关系。科学文化承认客观，人文文化关怀客观。客观世界一是有差异，二是又和谐。有差异才要承认，要和谐就需关怀。既承认，又关怀，就可能同外界和谐相处。第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身心状态。科学文化主要解决生理健康问题，人文文化主要解决心理健康问题，而且心理健康往往严重影响生理健康，起着主导作用。具备以上六点，就可以达到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所提出的成功三个条件:有志，有力，有物相之，即有理想，有能力，善于利用外部条件。是的，不同而和，和为贵，和则生实，和而创新。

如果讲，科学文化主要是讲客观世界，讲“天道” ;人文文化主要是讲主观世界，讲“人道”,那么，两者交融就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 。不但历史事实而且现代科学也已证明:主客不可分开，天人不能割裂。显然，“天人合一”是我国一大优秀传统，也正是中华文化哲理中整体思想在世界观方面的精彩体现。身需彩凤双飞翼，一翼是科学，一翼是人文;双翼健劲，才能击水三千，扶摇九万，长空竞胜。如何交融?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学习、思考、实践三者紧密结合。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

第一，学习是基础。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 。学习，首先就是要读“书”,读“书”是继承前人的知识;在前人知识的基础上继承，才能发展。即使是错误的，也要知道错在何处。其次要向实践学习，实践是最大、最活的教科书。再还要向自己学习。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不骄不馁，才能不断前进。宋代姜夔讲:“不知诗病，何由能诗?”老子讲:“圣人病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病病两字中第一个病就有认识、反省的意义。老子又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论语》开章明义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讲的就是学习。

第二，思考是关键。我们提倡要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不够，还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如果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只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只能永远跟踪，高级落后。“学而不思则罔” 。看到的都是个性的、特殊的、形而下的，“道可道，非常道。”能不能从个性看到共性，从特殊看到一般，从形而下看到形而上，非常重要。要善于超越，要善于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即善于抽象，善于抓住本质，如同韩愈所讲，要“思其义”,“提其要”,“钩其玄” ;当然，也要善于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即善于联想，举一反三。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能创造，就在于人有人的灵性，能思考。恩格斯讲得好: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是人类的智慧，是独立思考着的精神。

第三，实践是根本。这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实践是最大的教科书。现在所谓的知识、自然的奥秘、人生的真谛、社会的规律都在实践里。三、能力来源于实践。不实践，就无法将知识升华为素质。能力是素质的一种表现，还有些能力，绝对不是学来的，只能在实践中领悟、培养。四、品德来源于实践。道德，也是素质的一种表现，道是行，“德”其实是“得”,只有行了(即实践了)以后才能得到，才能表现为道德。很多德行，读不来，在实践中才能体省。读“书”只关系认知过程，而实践还关系非认知过程。能力与品德的形成，本质上即素质的形成，不但要有认知过程，也要有非认知过程，绝不能离开实践。五、创新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创新。创新始于实践，终于实践，始终贯串着实践。

学习、思考、实践这三者决非是彼此孤立的。要在学习中思考，否则是死读“书”,读“死”书，成了书呆子、计算机的存贮装置。要在实践中思考，否则不是“盲行”,就是“照章办事”,甚至比不上会学习的机器人。思考把学习与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思考，可以在学习中去实践，更可以在实践中去学习。即学中做，做中学。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能脱离学习与实践去思考，也不能空想。“思而不学则殆”,殆者，危险也。“躬行为启化之源”,不“行”,没有恰当形式的实践，思有何益?!我国有着这三者相结合的极为优秀的传统。荀子讲:“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岳麓书院有四句话:“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讲的都是此意。只有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把灵性与人性、智力与情感、实际与理想结合，这也就是把做事与做人统一。学习、思考、实践三者的紧密结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的本质交融，极有助于将精神升华到一个“止于至善”的境界，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换言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是:源于实践，生于大脑;差于形态，异于功能;起于知识，通于思维，补于方法，融于精神;升于境界，止于至善。

时代在呼唤，要把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交融!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一开始的三句话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句讲的是人文，核心是关怀人，这也是人文教育的要害;第二句讲的是科学，核心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第三句话讲的两者交融可达到的结果。是的，只有交融，才能创新，才能发展，才能持续进步。

当前国力的激烈竞争，关键是科技的竞争，特别是高科技的竞争;而这一竞争的根本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而其实质又是人才素质的竞争;而人才素质的竞争又归于教育的竞争，特别作为教育战线龙头的高等教育的竞争。不言而喻，竞争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竞争的根本是人才，竞争的基础是教育。丢失科学文化，丢失科学教育，就丢失“立世之基” ;丢失人文文化，丢失人文教育，就丢失“为人之本”,异化人性，扼杀灵性;丢失民族文化，就丢失民族精神，丢失民族脊梁骨;丢失民族文化经典，就丢失民族精神之源!我一再强调，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与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就是落后，就是衰弱，一打就垮，痛苦受人凌辱与宰割;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民族文化，没有民族精神，就会空虚，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与鞭打。历史之鉴，难道还少了吗?忧患之思，难道可丧失吗?时代趋势，难道可不察吗?

(本文是在2004年6月出版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汇编》所载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文基础上作了些补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