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官方历史答案

二、“李约瑟难题”：一石激起千层浪

“李约瑟难题”，触动了饱受屈辱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根敏感的神经。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者都是从正面对其给予解答，主要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随着探讨的逐渐深入和日趋广泛，加之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逐渐开辟出新的途径。

1984年，美国科学史学家席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一系列解答进行了置疑。他认为，“李约瑟难题”虽具有启发性，但并没有实际的历史学意义与价值。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环境不同于西欧，不能要求在西方发生过的历史在中国同样发生。同时，席文又认为，中国历史上工艺技术的巨大成就，并不取决于它应用的当时的科学知识的程度，因此，凭借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成就，就推断它当时比西欧有着更高的科学成就，是缺乏根据的。

1991年，江晓原发表《李约瑟难题献疑》一文，与席文观点一致。江晓原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国古代与现代的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不能进行同一标准的比较。

1996年，席宗泽院士也发表了《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的文章，也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

2001年，江晓原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一文中指出：

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如何定义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

同时，江晓原还认为，如果将李约瑟问题转换为“现代中国为何落后”，这倒不是一个伪问题了。

对“李约瑟命题”的另一种质疑的声音来自钱兆华。在1998年《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发表的《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新解释》中，钱兆华指出：

在十六世纪前中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就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事实上，在十六世纪前中国只是在技术和在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头，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从来就没有走在过世界的前头，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

钱兆华认为中国古代只是技术先进，并没有科学。钱兆华提出“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一样，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呢？”他认为，其原因在于：（1）把经验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当作科学；（2）把哲学思辨当作科学。这是对任鸿隽的无科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不过，对钱兆华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因为，既然“观察中渗透着理论”，难道“古代技术中没有渗透着科学思想”吗？

以上种种观点，都认为“李约瑟难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自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李约瑟难题”没有意义。相反，由对此问题的探讨，已引申出很多值得研究的领域，如对近现代科学体系及科学本质的界定、东西方文明的异同与融合方式、当代科技的走向以及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等等。难怪有人曾说，“李约瑟难题”就像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 Conjecture），尽管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标准答案，也许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但由此可以得到许多启迪。“李约瑟难题”，仿佛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这，便是其最大的意义所在。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内容博大渊深，成就辉煌，但对其进行全面总结的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一个西方人——李约瑟，并且之后再也没有后人能够超越。可以说，当今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只不过是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注脚。这，又是为什么呢？

李约瑟自己曾说过，要想写好《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著作，应满足如下六个条件：1．科学修养；2．科研经验；3．熟谙欧洲历史；4．在中国人民中生活的体验；5．通晓中国古今语文；6．获得中国学者的良好协助。

的确，在我们今天看来，李约瑟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巨著，首先是因为李约瑟本人不仅学贯中西，对中国文化有巨大的兴趣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广阔的视野，能站在统领全局的制高点来观察和思考。而很多学者，尤其中国学者的思维常常囿于本领域之内，不能跳到更远、更高的角度去审视一种文化；其次是因为李约瑟不仅有一种宽厚的学术背景和知识面，且掌握了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哲学思维，即高度的概括能力和创新思考能力。正因为如此，李约瑟才能不拘泥于传统观念，敢于打破“西欧中心主义”的神话。李约瑟不仅对中国文明高度赞赏，而且也充分肯定其他任何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他认为，世界科学就像一个大海一样，是由不同的河流汇集而成，即“百川朝宗于海”。他还预言，各个民族的文化会像科学一样最终融合在一起，历史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概括来说，只有科学和人文的融合才有如此宽广的视野。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1917—2003）指出的那样：

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协调性理解的完美结合，将导致创立新的自然观和哲学观。

李约瑟著作中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与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物理学大师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曾在其《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这样说：

今天，当人们谈到现代物理学时，首先就想到原子武器……并且都心悦诚服地承认物理学对一般政治形势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但是，现代物理学的政治方面真的是它的最重要的方面吗？……每个工具都带有用来创造它的那种精神。因为每个国家和政治集团，不管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如何，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关心这种新武器，所以，现代物理学的精神必将渗透到许多人的心灵之中，并以各种不同方式和老传统联系起来。

对于某些地区和某种文化传统，它“将同本地文化的宗教基础和哲学基础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引起全新的、难以预料的发展”。现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恰好证实了这个论断。这一过程是漫长而且充满冲突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传入中国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思想在世界科技史上的作用，美国科学史家尤里达在《中国古代的物理学与自然观》一书中说：

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私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贡献，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尤其受惠于中国《易经》的理论。如果中国科学独立发展，我们不知其情景将会如何。但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所选择的某些方向，统一整体世界观的某些方面具有中国的（而非别国的）特点，中国自然哲学和中国科学求索千年的主旨在于把握有机的统一性、自发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

……

现代物理学家的研究方向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某些思想如此相近，表明中国古典哲学中包含着今天科学思想中的许多萌芽。因此，中国古典哲学是否可以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哲学启示，就成为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32]

人类文明进程是多元化的，是立体的丰富多彩的图景，或者用李约瑟本人的话，是“百川纳海”的壮丽景象。而不像以往的观点，认为科学是围绕一条主线演化来的，科学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在西方，或者在巴比伦。巴比伦在西方学者眼里也是属于西方的，从巴比伦，然后埃及，然后古希腊，特别是古希腊，到古希腊人那里发达起来，然后有一个中世纪，从中世纪以后，突然出了一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后呢？就有了科学革命，然后又有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美国发生的政治革命，法国发生的政治革命，然后发展到现在。这是一条线，非常简单的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但世界真实图景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丰富多彩的。

我们今天要强调这个多样性的概念在生物学中非常重要。生物学里如果没有多样性，可能我们这个地球的鲜活和美丽就不复存在。世界所以能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有多样性。同时，我们看历史，看文化，以及理解人类文化、人类文明之能够发展到今天，也是因为人类文化具有千真万确的多样性。

历史是怎么发展的？不是说从欧洲、从文艺复兴一直到现在的这样一条主线。过去的西方中心论也好，欧洲中心论也好，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包括西方大多数的学术界主流，大都异常珍视文化多样性的理念。所以，李约瑟工作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明做了一种全方位的透视。过去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技术，但李约瑟向世人证明了：有！不但有发明创造，而且也有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概念。这，就是李约瑟工作的最主要的意义。

李约瑟在上个世纪就曾预言，相较于20世纪物理学领域的量子力学、相对论以及生物学领域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这比较突出的三个大的革命而言，“如果下一世纪还要爆发科学革命的话，我敢说，它将不会是牛顿式的、尼古拉斯式的，而是海森堡式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科学革命在21世纪再发生，决不会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机械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一个东西，一定是建立在一种注重整体的、注重辩证思维的、是这样或者是跟这类似的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李约瑟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科学到了20世纪末或者到了我们现在21世纪初，出现了这么多新鲜的东西。比方说像混沌理论、爆炸理论、非线性的科学、复杂性的理论、突变理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跟这种所谓的总体论、有机论的自然观有关。而恰恰中国古代哲学，最醒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机论的自然观。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博士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

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作出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