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辩证看待“李约瑟难题”为真及其相关论证

1.“地理环境决定论”

姚洋在[8]中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四面为山脉、沙漠及海洋所环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因无从交流而独立不兼，最终因日渐退化而导致落后，“近代科学”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尹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古代掉入了“高水平陷阱”，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它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农耕技术远远领先于欧洲。由于农业的资本平均回报高于工业的资本平均回报，高额的土地回报诱使人们投资农业，工业因此缺少资金，无法发展起来。相反，由于欧洲人口密度相对中国较低，即使农业水平较低也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工业回报因此高于农业回报，资金向工业集中，欧洲的工业化发展因此走向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实际上也属于地理环境决定论，正是因为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农业回报远高于工业，中国才会形成“重农轻商”的局面。而在西方，人口相对较少，商业和工业更为发达，商人为工业发展积累了资本，工业的发展催生了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在西方发生而不在中国等东方国家发生就不奇怪了。李约瑟本人在最初也支持这种观点。文献[1]对此说进行了反驳。它认为，第一，中国的文化交流并未因高山、大海或沙漠而隔绝，一直处于动态交流中。第二，若地理环境导致了中国今天的落后，那么它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中国曾经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也不能回答将来的中国该如何发展的问题。第三，中国海岸线漫长，这成了阻碍中国产生“近代科学”的消极因素，而西方国家也是环绕地中海，海洋却成了文化交流的积极因素。就笔者看来，文献[1]的这三条反驳中第一和三都不太恰当，甚至牵强。首先，中国古代的确存在和外界隔绝的时代，明朝后期和清朝就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而这段时间正好和西方第一次科技革命发轫之后的时间段重合，中国科技的落后和闭关锁国政策有很大关系。其次，第三点反驳忽略了中国海岸线虽然漫长，邻国也不少，但是海岸线周边的国家大多是小国，且深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导致了中国“天朝大国”的自信心膨胀而不思进取。反观西方，海岸线曲折且犬牙交错，各国实力相近，竞争激烈，交流频繁，海洋成了文化交流的积极因素也不足为怪。

2.“语言决定论”

费正清（J.K.Fairbank）、波德麦（F.Bodmer）、斯图泰宛（E.H.stutevant）乃至李约瑟本人等都曾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原因来自中国的汉字。文献[1]批判道，中国的汉字并不存在先天的表达缺陷，日本使用的也是非字母化的文字，且有大量汉字，但其科技早已迈入世界前列。笔者认为，文献[1]此处的反驳更加牵强，甚至还偷换了时间段。中国的汉字在表达语义方面并不逊色于拼音文字，甚至更凝练，这是汉字的优点。但是汉字是象形文字，无法有效地表达数学公式，拼音文字在公式表达方面体现了汉字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此外，在计算方面，汉字中的数也不能和阿拉伯数字相比。日本科技的进步是从明治维新之后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始的，举日本科技发达作例子，不仅时间段不对，和西方第一次科技革命相差了一百多年，而且和日本也使用象形文字没有多大关系。

3.“思维方式影响论”

文献[9]中，欧阳维诚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和近代数学的落后的影响，即由《周易》思维模式产生和长期影响下的模式化道路。他认为这是李氏难题在数学科学方面的部分谜底。他还认为《周易》思维模式阻碍中国近代数学发展，体现在：第一，“天人合一”的本体哲学，这使得数学家在研究数学问题时，始终跳不出《周易》的思维模式。第二，经世致用的功利思想。中国古代数学根据社会需要提出的实际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再根据模型找出一种算法解决实际问题。但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新的实践问题提出很少，也缺乏深度，这限制了中国近代数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三，述而不作的研究方法，数学家们还把新的数学内容牵强附会地纳入已有模型，使原有模型保持“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作用。笔者认为，欧阳维诚将古代中国数学的成就和近代数学的落后归因于一本书，似有不妥，但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周易》是中国古代经学巅峰之作，但凡想考取功名的读书人都要仔细研读和熟背，因此它对中国古代数学家的影响之大也不难理解。况且《周易》毕竟是经学著作，而数学在古代的地位远远比不上经学，数学家费尽心思想把数学理论统一到《易经》框架之下也是无奈之举。当然把这全部归罪于《易经》是不公平的，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了数学的地位仅仅是“九九贱技”。

4.“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说”

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即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洲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对此说，文献[1]认为不无道理但是过于绝对。它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科学是完全脱离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的，中国也不例外。《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古代数学专著就体现着逻辑推理的光辉，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也都是历经无数次实验才最终成功的。然而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实验往往追求实验结果的多，而深入探究其中机理的少。例如火药的制作，中国古代科学家知道如何配置火药，却不深究为什么这几种化学物质放在一起可以发生这样的反应，当然他们更不会去追问它们的分子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