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笔者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于英国而不是他国，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专利制度和第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这种专利制度保障了发明人的应得权利，从而催生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使一个岛国变成了“日不落帝国”，影响全世界。

1. 英国专利制度建立前后的科技变化

1621年，英国议会开始起草限制王室权力的各个法案。经过激烈的讨论，1624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垄断、刑法之特许以及由此产生之没收的法律》，通常称之为《垄断法案》。法令主旨在于废除英国已经授予的所有垄断权，以限制英王的王权。

《垄断法案》规定，国家为新产品的第一个发明人授予专利证书，发明技术保护期限为14年，凡新发明创造，在保护期限内，未经专利权人允许，任何人不得生产、制造、销售、使用这种方法……以及相类似的产品，违者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和法律制裁。《垄断法案》是现代专利制度初步确立的标志。

在《垄断法案》颁布之前的经济发展时期，英国手工业还不够发达。即使在国内，有发明家创造发明了创新发明产品，但是由于没有相关有利的专利保护制度，创新得不到政府的肯定和重视，不少发明创造者不得不离开英国远赴大陆另谋出路。但是在《垄断法案》颁布之后，这种情况就得到了巨大的逆转。在短短一个世纪中，重大发明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英国进入了史上少有的发明高峰时期。如著名的珍妮纺纱机的出现，这种能快速增加纺纱效率的机器，在英国迅速传播蔓延，短短十几年间，英国至少有 2万架珍妮纺纱机，珍妮纺纱机的出现，宣告了工业革命已经拉开了帷幕。到 18世纪末，英国的棉纺织业已经非常发达，各大水力棉纺织厂蓬勃兴起，大改17世纪初手工业落后的局面，成为手工业产业强国而领先于欧洲。

英国《垄断法案》颁布后不久，英国就出现了技术创新的高潮。据统计，到1851年为止，英国总共颁发了13023项专利，有力地促进和保护了个人的发明积极性。《垄断法案》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英国工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从原来技术落后，严重依赖国外进口技术发展，无法挽留技术人才，也不能将创新产品运用生产使用的状况，转变为创新发明纷纷涌现，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国家财富快速积累的状况，英国由此进入了世界强国之列，称霸欧洲数百年。

2. 中国专利制度建立前后的科技变化

在英国专利制度初步确立的时候，反观中国此时却故步自封，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然而，正如一句话所说的：“再坚固的屏障也终究会被打破，只是时间太晚了。”西方“后来居上”，跑到了世界科技的前列，而中国这个昔日的巨人被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1859年洪仁玕曾试图将专利制度介绍到中国，直到1944年中国终于颁布了第一部正式的专利法，这期间许多有识之士曾为之努力过，但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无一幸免，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直到1984年3月12日终于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这是中国专利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至此中国对专利制度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专利制度实施之初的1986年，我国专利申请受理量仅为1.8万件，专利授权量仅为3024件。2013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达到82.5万件，连续3年位居世界首位，共授权发明专利20.8万件。2013年，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2.1516万件，跃居世界第三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3年底公布的统计，全世界有效发明专利申请约235万件，其中中国占27.8%，美国占23.1%，日本占14.6%，韩国占8%，欧洲占6.3%，其他占20.2%。国内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专利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和专利工作，越来越多的企业视专利技术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将专利管理工作纳入企业研发、生产与经营的全过程，企业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专利质量稳步提升。

3. 专利制度破解李约瑟难题

专利制度是导致近代中国与欧洲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模式上产生巨大分野，进而导致工业革命在欧洲而非中国发生的关键所在。在英国乃至欧洲建立专利制度之前，中国和欧洲的技术进步都是由技术机密所驱动的。要保护技术诀窍，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原则就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技术机密大都采取了与创新者人身依附的使用和传承方式。比如说，中国民间大量的秘方绝活都采取了“世代单传”“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能够尽量降低技术诀窍泄露的风险，但却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知识共享。[6]

在传统社会中，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由于绝大多数技术知识都被行会、手工作坊等保留为私人知识，相互之间难以共享，不能取长补短，于是人们往往是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而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累积创新。给定各个种族的平均寿命、智力水平都基本相同，那么，各个社会的人均创新效率并不会有多大的差异，中国对西方的人口优势将导致中国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很长时间都在技术总量上遥遥领先于欧洲。

然而，当现代专利制度首先在英国乃至欧洲确立之后，欧洲社会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专利制度解决了商业机密保护下市场扩展与技术可占有性之间的内在矛盾，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人们从专利权所获的利润大小与市场容量成正比。正因如此，当欧洲确立专利制度之后，就极其有力地促进了创新技术和工业资本的结合，为欧洲企业向海外扩张注入了无穷趋近的动力。有些创新项目尽管社会价值很高，但却难以采用机密保护。在机密驱动模式下，人们是不愿意进行这一类创新活动的。但在专利制度下，人们对创新成果的独占性由法律所保障，上述项目就会变得有利可图。或许，对产业革命具有关键性的一些技术进步，如蒸汽机，就具有这样的性质。与此同时，为了申请专利，人们就必须将私有的创新知识披露为公共知识，由此形成的公共知识库又会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创新效率。最终，借助专利制度，公共知识库存量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必然会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正反馈过程。

当技术进步过程在中国仍然依靠商业机密驱动而缓慢前进时，它在欧洲却已踏上了专利制度驱动的“快车道”。那时，尽管欧洲仍然在人数上具有较大劣势，但其人均创新效率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欧洲的技术创新总量就很容易赶上中国，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远远地将中国抛在后面。由此看来，“李约瑟难题”的本质，笔者认为不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变慢了，而是欧洲的技术进步变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