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解析

“李约瑟难题”解析——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在人类的历史上存在着无数的不解之谜，人类历史就是不断地由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老的疑难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难题，宇宙中未知的事物永远比已知的要多得多，所以人类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难题，他们正是为认识和解决这些疑难问题而顽强地工作和生活着。

“李约瑟难题”是众多的难题之一，它既是一个科学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就他思考和研究的对象而言，当属于科学问题，但是要回答这道难题，又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才能加以解决。

在说明“李约瑟难题”以前，我要简要地介绍一下李约瑟博士的情况。李约瑟本名是Joseph Needham(1900—1995)，基本上是与20世纪同行的人。他24岁时就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事生物化学研究，成绩斐然，被称为英国“胚胎学之父”。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和中英友好协会的会长。他从1937年开始学习汉语，对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着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历经半个世纪，写出了跨越4000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总共7卷(34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最高成就。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呢？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在古代曾经出现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杰出的科学技术成就，自公元

本文曾发表于《学习月刊》2005年第10期。1—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一直走在西方国家的前面，可是近代的科学文明却没有在中国文明中成长，而是诞生在刚刚摆脱中世纪黑暗的欧洲。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李约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也被称为世纪难题。

“李约瑟难题”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它一旦被提出，立即引起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一大批科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们的重视与研究。当然，作为一个涉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更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1982年，我国还专门召开了有关李氏难题的学术讨论会，在历届召开的中国科技史国际讨论会上，“李约瑟难题”也一直被列入会议议题之一。在李约瑟博士九十华诞时，中国《自然》杂志还举办了“李约瑟难题”征答活动，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踊跃地参加了应答活动。由此可见，“李约瑟难题”在国人心目中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

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由“李约瑟难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难题：“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自1901年首次颁布诺贝尔奖，迄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可是在诺贝尔奖的记录上，中国依然是零。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与我国古代辉煌的发明历史，又是何等巨大的反差呀！

有的学者曾经做过统计，一个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科学实力的国家，自革命胜利或独立后30～40年内，一般会出现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例如，巴基斯坦是29年，印度是30年，前苏联是39年，捷克是41年，波兰是46年……可是，新中国成立已经快60年了，而我们在诺贝尔奖牌的统计上还是零，这确实是不正常的，它不能不引起我国从领导到科学工作者深刻的反思。

每年10月上中旬陆续公布各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12月10日分别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挪威的奥斯陆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向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经济与和平奖获得者授奖。那丰厚的奖金，闪光的金质奖牌，隆重的授勋仪式，国王的致词，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激动人心的演说……这一切无不扣人心弦，令世界许多科学工作者垂青不已，同时对他们以及矢志献身科学事业的青少年又是巨大的鼓舞！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在国人心目中都会燃起一股诺贝尔奖的激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谁能无动于衷呢？出于自尊心的原因，对于中国人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流行着各种各样的说辞。例如，有人说，中国科学家有多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有人说，某某拒绝了诺贝尔奖的提名；也有人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中国有偏见；甚至还有人聊以自慰地说，毕竟有7位华裔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嘛！这些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残酷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毕竟没有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同时，那些说辞也是不能成立的，对于找出阻碍我们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也是无济于事的。

痛定思痛，我们不应当回避矛盾而应该反躬自问：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泱泱大国，为什么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了，自认为是世界第一生产大国，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数量都已居世界之首，数学神童比比皆是，是几乎囊括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各科竞赛金牌的大国，神舟飞船也上天了，但为什么竟然与诺贝尔奖无缘呢？

从实质上说，无论是“李约瑟难题”或是“诺贝尔奖零现象”，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造性或者说是什么原因窒息了中国人与生俱有的创造性？

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综观各家之言，有“地缘说”，即认为中国处于海洋、高山和沙漠包围之中，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影响了与外界的交流；“汉文字说”，认为方块汉字缘于象形文字，所以中国人见长于形象思维，而缺乏科学研究所需要的逻辑思维；“大一统政治形态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太长，既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没有经历工业革命，所以影响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思维决定论”，由于东方人生存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行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主要表现为：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量不求质、求近不求远、求稳不求变。

应当说，以上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至少从某一个侧面说明

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这些分析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尚不能回答同一个民族、语言和地缘，为什么古代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而现在却没有，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诺贝尔奖与中国人无缘？

诺贝尔遗嘱中明确规定：把我的资本变换为有价证券和建立基金，它的利息每年以奖金的形式，授予在过去一年中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根据这份遗嘱和诺贝尔奖评选原则，它所奖励的是基础性、原创性和能够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带来哥白尼式的连锁革命性的成果。平心而论，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有这样的成就吗？没有，绝对没有，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无情的事实。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依照我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缺少创造性，不是中国人生来就不具有创造性，而是包括教育模式、科研体制、学术政策、意识形态等因素窒息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在这一点上，我国教育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长期推行应试教育造成的恶果。时至今日，媒体上还在大肆炒作状元，这说明应试教育的流毒多么深远！

在西方国家中，创造教育已经普及到了中小学，可是在我国又有几个人在倡导和实践创造教育呢？最近钱学森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钱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真知灼见，难道不应当引起那些整天空喊要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校长们深思吗？

重点大学不仅是造就优秀人才的最高学府，而且也应该是夺取诺贝尔奖的主要力量。据我统计，截至2001年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上，获得6类诺贝尔奖的人数是792个人，到2004年获得三大科学奖的是526人，居然有近500人出自世界30所顶尖的大学。但是，中国的重点大学如何呢？我们只要看一看当今大学的学风，看一看现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水准，看一看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看一看现在研究生的质量，对于我国未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就不感到是偶然的了。

现在一些重点大学一味地扩招创收，举办以卖校牌而坐地分红的所谓独立学院，到处建立科技园、研究院，以极大的力量去参加深圳高交会，以签订高额的合同为荣。学生以分数高低量人才，教师以论文多少论英雄，规定教师必须完成创收任务……像这样来办重点大学，怎样能够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又怎样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呢？

毫不客气地说，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还深深地陷在误区之中。重点大学科学研究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如果是基础科研，那什么叫基础科研呢？美国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利根川进认为：从为什么会这样出发搞研究就是基础研究，如果从这有什么用处出发搞研究就不是基础研究。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是大学以外最大的研究机构，下属70多个研究所，它们都是注重基础研究的，而约瑟夫·夫朗和费协会是注重应用研究的，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德·格鲁斯说：夫朗和费协会是在现存的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则创造作为研究平台的知识。什么是科学？科学一词是康有为从日本引入的，它的本意是分科之学，而现代的解释是，它是超越实用目的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依我看，我国教育和科学领导部门的主管人员对这些基本常识并不一定明白，实质上他们是在对我国重点大学的科学研究进行误导。

例如，不久前国家教育部某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在访谈时说：“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长江学者中能够培养出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请注意，这位负责人是用了“培养”一词，这真是极大的误会。试问：世界上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哪一个是有计划限期培养出来的？如果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高层次创造性的人才，是可以用什么工程来实施培养的，那就意味着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像小家电那样批量生产了。从根本上说，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那些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创造，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创造灵感。因此，创造活动是个性化的行为，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靠工程规划、行政命令，不能搞群众运动、加班加点，不能互为羽翼地鼓吹、炒作，不能急功近利，而需要的是创造性的人才，要耐得住长期的寂寞。否则，要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无论是从振兴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还是争取获得诺贝尔奖出发，我们都必须端正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明确重点大学的科学研究使命，改革大一统的科学研究体制，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树立严谨、创新的学风，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国家教育和科学领导部门不痛下决心进行改革，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恐怕诺贝尔奖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有句俗话：“水到渠成。”它是指事物发展的条件一旦具备，事情就会获得成功。当前，无论是在政府的领导部门或是学术界，都存在着严重的浮躁情绪，这是非常有害的。依我看，我们对待诺贝尔奖倒不如抱着一种淡然的态度，把争取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当做一个研究过程，切不可当做刻意追求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我深信宋朝诗人王令在《送春》中的诗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