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的进一步研究

1980年，在纪念李约瑟80寿辰的时候，李约瑟过去的合作者、美国的席文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席文认为，以往所有种种解释，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两个错误的推理构成。推理1是：假如一样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必须前提”。推理2是：假若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阻碍因素”。这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横竖都有理”的论证方式，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按照席文的研究，在17世纪西方科技通过传教士首次传入中国之际，中国至少在天文学领域可以说发生了一场概念革命，但它完全称不上是近代科学革命。所以，在席文看来，所谓“李约瑟难题”也许应该表述成：为什么在17世纪的中国，科学概念的变革未能在社会上激起如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那样一场多维度的变革。

从某种意义上，席文对以往“李约瑟难题”解答的批评也意味着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价值提出了质疑，认识到对“李约瑟之谜”的全面回答实际上超出了科技史范围。这就构成了对所谓的“转化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近代科学、工业革命、现代产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一致（相容）性，只有在产生了近代科学、工业革命的欧洲那样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现代产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因此，他们把问题转化为“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方而没有产生在中国”，并将其与“为什么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国家和它持久的官僚机制”一起进行讨论。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偏离了原问题，但这一方面已经表明了他们对原问题的观点：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系列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具有所谓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对转化问题的研究，不仅将扩展李约瑟关于中西历史的对比研究，而且还会大大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和历史发展的理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转化问题的研究比原问题本身更具价值。“李约瑟难题”的意义不在于其答案的价值，而在于提问本身。作为一个开放性、发散性的问题，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已经并将继续引出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51]

2015年3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清华大学何兆武先生的论文《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该文提出了以下观点。

第一，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这一条件正是西欧上升中的并且不久就取得统治权的市民阶级所具备，而为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一切阶级所不具备的。当时，西欧这个新兴的阶级迫切需要天文、地理、航海、制造、火炮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贸易、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这些知识和传统社会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并不大。迟至20世纪初，一些亚非不发达国家的王公贵胄虽然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牛津、剑桥受教育，但这些人回国之后并不把西方的科技引入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奥秘是：科学从思想上，也从社会上对等级制度起着一种瓦解的作用。一切人和物，无论多么伟大或多么渺小，在科学面前其价值都一律平等，都服从同样的铁的法则，其间并不存在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也一直无法突破等级观念和体制的束缚。

第二，近代科学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另一条件是，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来。文艺复兴后，西欧各种学会和学院的建立与发展蔚然成风，这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但这种条件在当时中国并不存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出路，他的地位、荣誉和价值，并不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不久，班固（32年—92年）就曾感叹儒术已经成为一条利禄之途。此后的科举制，进一步满足了等级专制制度要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目的。正当伽利略在西方为近代科学奠定基石的时候，中国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宋应星在写《天工开物》并沉痛地宣称“此书与功名利禄毫无相干也”。可见，直到近代为止，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需要本身具有独立价值的科学知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还不可能被引向科学研究之路。中国的社会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足以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地步。

第三，导致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原因，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双方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比，西方思想大抵上更多是属主智主义的。“哲学”一词在辞源上本来就是“爱智慧”。甚至像苏格拉底那样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人，也标举这样的口号：“知识就是德行。”中国思想的传统，其主流是主德而非主智的，知识从来就是附属于德行，为德行服务的，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所以追求真理在中国首先而且主要的就不是指获得知识，而是指履行道德义务。儒家崇德行于上位，道家不但要求“绝圣”，同时还要“弃智”。但在西方，哪怕是在中世纪的神学论证里，往往也可以看到有一种强烈的主智主义的倾向，要求假手逻辑推论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信仰，如上帝存在之本体论的证明之类。而中国哲学则习惯于用比喻，而不用逻辑推论。归根到底，是认为更高一级的道德真理，是不能由更低一级的知识来加以保证或证明的。这样也就决定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知识或真理本身也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不能（或不应该）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只能为尽人伦而求知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献身，都是为了仁义道德（成仁取义），而不是为了追求某种纯粹理性即科学认识上的真理（如伽利略因为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受迫害）。中西方思想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主德与主智的对比，是道德与知识的对比，亦即伦理与科学的对比。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伦道德的缘故，所以中国便没有西方那种意义上的宗教。西方宗教可以说也有两重性：就其强调信条而言，它和科学的理性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就它那种永不满足地追求无限的精神而言，它又和科学有相同和相通之处。与此相关的一个最值得瞩目的历史事实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既没有西方古代的原子论，也没有西方近代的机械论。而这两者一脉相承，对近代科学与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构成为一个最基本、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大体来说，中国思想家们大多习惯于把个体纳入总体之下和之中加以考察，他们的世界观从来都是整体主义的和有机主义的，而非原子论式的或机械主义的。未来科学思想的发展若如李约瑟所言，将是从机械的、分析的轨道转到有机的、综合的轨道上来，那么，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和智慧肯定将对此作出重大贡献。不过，机械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毕竟仍是近代科学不可或缺而又不可逾越的第一步。“知识无跳跃”很可能是确切的、普遍的规律，毕竟是先要进行孤立的分析，然后才有总体的综合。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撇开机械的分析而径直要求把握道体之大全。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

思　考　题

1.简述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及科学观察的关系。

2.简述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点。

3.简述并评价培根、笛卡儿、伽利略、牛顿的科学研究方法论。

4.简述近代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形成过程。

5.简述科学精神的规范结构。

6.为什么说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产生有其必然性？

7.机械自然观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8.哪些科学发现导致了机械论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破产？

9.为什么说中国古代自然观和研究方法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10.简述中国封建政治对科学的束缚。

11.简述中国传统经济和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

12.谈谈你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注释】

[1]［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2页。

[2]［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6]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63年，第10页。

[7]［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4—155页。

[8]笛卡儿：《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6页。

[9]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7、 220页。

[10]［美］H.S.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5页。

[1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285、 1091、 1088页。

[13]［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序言）第Ⅻ页。

[14]托马斯·L.汉金斯《科学与启蒙运动》，任定成、张爱珍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5—176页。

[15]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16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338页。

[17]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18]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19]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63、 365页。

[20]［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王鸣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97—398页。

[21]［美］杰里·加斯顿：《科学的社会运行》，顾昕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25—26页。

[22]沈铭贤：《科学共同体及其规范》 ，《科学》2013年第2期。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

[24]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9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9—360页。

[26]［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9页。

[27]［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9—160页。

[28]［美］H.S.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 12页。

[29]杨振宁：《从历史角度看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世界科学译丛》1979年第1期。

[30]《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9、 387页。

[31]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16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33]［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5—266页。

[35]［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页。

[36]［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3页。

[37]［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39]［英］C.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第一册，徐韦曼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7页。

[40]［英］C.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第一册，徐韦曼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3页。

[41]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0—271页。

[4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序言。

[44]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　 《科学》1915年第1期。

[45]马保玉、张妍：《李约瑟难题溯源》，《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4期。

[46]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82—105页；林文照《对近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产生之若干原因的分析》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

[47]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76、 77页。

[48]《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页。

[49]金观涛、刘青峰《金观涛刘青峰集——反思·探索·创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03—321页。

[50]有机自然观认为，所有存在物的和谐并非出自于它们之外的某一更高权威的命令，而是因为它们是等级分明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中国人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

[51]刘大椿主编：《“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