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和“默顿命题”

三、科学史案例分析：“李约瑟难题”和“默顿命题”

1.“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Needham question），亦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由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⁵⁴⁾提出。一般认为，其标准表述是李约瑟在1964年发表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⁵⁵⁾：

①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②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以来的近代科学为什么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成长？

这两个意蕴深刻的问题是密切相关、具有内在联系的。前一个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

实际上，长期以来李约瑟和他的合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所做的工作，正是以这两大问题为背景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约瑟曾就后一问题向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请教。王亚南以他的一册《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作答，剖析了中国官僚政治这一为害甚烈的“九头蛇”，但这仅是“难题”的侧面，问题远未得以全面解答。1944年，李约瑟应邀在重庆“中国农学会”举行的会议上做题为“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而是在西方——即欧洲和欧洲文明进一步延伸的美国——发展。这有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必须找出这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原因，我们关于科学技术史的观点就会处于完全混乱之中。如果我们不了解过去，我们也就不能更多地指望掌握未来。”⁽⁵⁶⁾其后，李约瑟又在不同的场合对此反复作过类似的表述。

李约瑟指出：“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入手。”⁽⁵⁷⁾“只有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构成进行分析，并且不要忘记思想体系的重大作用，才能最终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解释。”⁽⁵⁸⁾正是通过这样的考察与分析，李约瑟得出：传统的官僚封建主义和未产生资本主义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

由于“李约瑟难题”是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基本问题，因而引发了众多的中外学者对此经久不衰的关注与讨论。许良英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以后才开始逐渐具备，因此，资产阶级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科学的社会功能的阶级。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资本主义迟迟未能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这是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到后期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难以产生和立足，而且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实行的重农抑商、鄙薄技艺、尊经崇古等政策，以及科举取士、大兴文字狱等措施，也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自由发展。”⁽⁵⁹⁾

杜石然等人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而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他们指出，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扼杀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封建专制的思想统治，官办的科技事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技成果对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认识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的巨大作用，以及闭关自守、不善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天朝大国思想等封建社会的先天缺陷以及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产生形成了极大的障碍⁽⁶⁰⁾。

A·爱因斯坦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因是缺乏“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两大基础。1953年，他在给J·E·斯威泽的一封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⁶¹⁾

林文照也认为，除了封建的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如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等，也是很重要的原因⁽⁶²⁾。

2004年9月，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在北京举行的“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分析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a）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说，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b）科举制度；（c）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d）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e）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等人从文化传统的视界对“李约瑟难题”加以解读，是富有启发性的。中国古代科学曾有过辉煌的成就，然而却没有产生出与欧洲相近似的近代科学，究其原因不能不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密切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就曾尖锐地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国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这说明了不同的文化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对科学技术有着不同的制约与作用。李约瑟在他论述中国科学文明的基本著作中经常强调，经典的西方科学和中国的自然观长期以来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向来是强调实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⁶³⁾根据美国著名学者F·卡普拉的研究，中国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偏重于阴，即直觉智慧重于理性知识、合作重于竞争、综合重于分析、与自然和谐重于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等等；西方文化传统则长期以来偏重于阳，即理性知识重于直觉智慧、竞争重于合作、分析重于综合、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重于与自然和谐等等。

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注重整体综合，轻视微观分解；注重定性把握，轻视定量分析；注重实用效益，轻视理论功能；注重横向联系，轻视纵向深入；注重群体共存，轻视个体独立；注重情感交融，轻视理智控制；注重因果联系，轻视元素分析，等等。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支配，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崛起与发达。而西方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是注重微观分解，轻视整体综合；注重定量分析，轻视定性把握；注重理论功能，轻视实用效益；注重纵向深入，轻视横向联系；注重个体独立，轻视群体共存；注重理智控制，轻视情感交融；注重元素分解，轻视因果联系，等等。也就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支配下，近400年来西方近代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⁶⁴⁾。

在我们看来，文化传统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成为科学进步的动力；但到了另一个历史时期，又可能显示它的消极作用，成为科学进步的阻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直觉知识趋向于综合的、整体论的和非线性的”，它在古代曾经把中国的医学推向了高峰，但在近代却阻止了人们对人体精细结构及其病理的研究。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性思维是线性的、集中的和分析的。它属于理智的范畴，其作用是辨别、测量和分类”⁽⁶⁵⁾。这种文化传统在近代科学分化运动的过程中和人们在对自然界精细研究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科学整合运动的进程中和人们把自然界作为一个由种种过程联系起来的整体进行研究的时候，它又阻碍了人们发现真理的道路。

显然，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2.默顿命题

所谓默顿命题（Merton thesis），即指R·K·默顿在1938年发表的重要论著《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提出的清教主义促进了英国近代科学制度化的论断。

R·K·默顿提出，17世纪下半叶，科学在英国由一种游荡的职业变成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先决条件是它成长的文化背景。“我们倘若要想发现科学的这种新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和这种新赢得的声望的独特源泉，那就应该到那些文化价值中去寻找。”⁽⁶⁶⁾宗教是文化价值的一种表现。而当时英国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或文化现象，就是清教主义（Puritanism）⁽⁶⁷⁾，或新教伦理精神。新教与中世纪基督教有着极大的差别；而新教伦理与其神学教义又有很大差别。神学是神学家们搜索枯肠、皓首穷经而搞出来的晦涩深奥的东西，它们对公众的影响不大；而新教伦理是世俗化了的价值体系。这是由于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宗教社会，新教的清教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并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精神气质，成为人们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共同态度。

根据R·K·默顿的研究，清教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价值观，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世俗主义观念。信奉善行赎罪说，主张刻苦勤奋、为民行善，提倡简朴生活和辛勤劳作，认为在个人的职业中刻苦劳作是必要的，是符合“神召”的一种形式，相信有条理的、坚持不懈的劳动能使人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这乃是拯世的标志）。因此，人们应该用“入世的禁欲主义”，而不是“出世的禁欲主义”⁽⁶⁸⁾的原则对待生活和工作，以及参与世事，造福于人类之安逸。

理性主义观念。强调理性主义，抬高和推崇理性，认为只有人被上帝选中而拥有理性，理性使人区别于原野上的走兽。而且，理性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作用，就是约束、控制各种欲望。理性对盲目崇拜的恶习倾向也有限制作用⁽⁶⁹⁾。

功利主义观念。清教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的要素，是以功利主义的价值为中心的。当时英国的新教徒（包括从事科学活动的许多人）普遍地把功利主义作为一条价值标准，认为这是“颂扬上帝”的一种有效手段。各种活动就围绕着这一信条展开。正是这种功利主义，使得清教主义同其他与之相关的文化结成联盟。

清教主义在如下方面是与科学相一致的。

首先，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清教主义极力推崇理性，强调经验实践，注重对经验材料的观察和思考，而不仅仅是逻辑上的思辨，这与近代科学的要求相一致。“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地位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气质。”⁽⁷⁰⁾

其次，科学和清教主义具有共同的背景假设。每一个时代的科学体系，都有一些作为其逻辑前提的通常是隐而不显、较少受到置疑的基本假设。而“近代科学，亦即在17世纪变得明确起来，而且持续至今的那种类型的科学工作，其基本假设‘就是一种广泛传播、出自本能的信念，相信存在着一种事物的秩序，特别是一种自然界的秩序’”⁽⁷¹⁾。这种对科学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背景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宗教观念。

恰如R·K·默顿所指出的：“近代科学特有的那种思想，亦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以及对一个基本公式——即可理解的自然秩序——有效性的信仰，同新教主义含有的态度具有一种绝非偶然的一致性。”⁽⁷²⁾于是，清教主义就表现出有利于近代科学的发展：

①重视研究自然，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此来“赞颂上帝”。因为上帝的智慧体现在它所创造的自然秩序之中，“促进对上帝之爱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自然、神恩和天国的荣耀向人们宣示上帝的形象。所以，首先要加强理解上帝在自然中的体现，从其杰作中看到造物主，并通过对这些杰作的认识和爱升华为对上帝的认识和爱”⁽⁷³⁾。宗教是对超验的上帝的信仰，科学是对可验的自然的探索，而清教主义就在这两者之间搭桥，用探索自然的方式去信仰上帝和证明上帝对自然的创造。由于看到了科学对自然的研究能扩大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清教表现出对科学的宽容，它不仅容忍而且需要科学事业的存在。科学被当作强有力的技术性工具，而这样的科学是值得高度推崇的。

②强调功利主义，注重应用科学来“行善”，造福于人类。“清教主义本身即已给予了科学三个方面的功利性。首先，自然哲学在对科学家皈依状态做出实际证明方面起着工具性的作用；其次，在扩大对自然界的控制方面以及第三在赞颂上帝方面，都起着工具性的作用。”⁽⁷⁴⁾清教精神气质中的主导信念之一是为社会谋福利，而最好的谋福利的途径就是运用科学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在职业选择上，只有少数有宗教“天赋”的人才应该去当神职人员，而大多数人应该去从事科学对社会有益的职业。

③作为近代科学的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1660年建立的伦敦皇家学会，而这一学会的主要成分即是清教徒。在伦敦皇家学会1663年首批会员名单上，在其宗教倾向的可考的68名会员中，就有42位是清教徒，占总数的62%。其领导人有J·威尔金斯、J·沃利斯、J·戈达德，后来则有R·波义耳、W·配第等。在英格兰，科学家之间的交往由于皇家学会的形式而得到便利。它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和理论的确定的手段，极大地激励了科学的自由探讨和创造性研究。

尽管R·K·默顿提出的清教主义促进英国近代科学的制度变化这一观点即默顿命题，一直在科学史和社会学领域存在争议，但这一研究为人们认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观念。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冲突论”，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势不两立的、存在着根本的冲突的。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美国纽约大学科学家、历史学家J·W·德雷珀的《宗教与科学冲突史》⁽⁷⁵⁾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教育家A·D·怀特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⁷⁶⁾。前者把科学史视作是“对于两种竞争力量的冲突的叙述”，后者则论断“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存在一种神学的观点和一种科学的观点，而它们总是发生矛盾的”。因其所阐发的“冲突”或“论战”观念影响之大，被称为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领域的“库恩范式”。R·K·默顿突破了“冲突论”的范式，把当时英国的清教主义看作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提出并论述了新教对近代科学兴起的刺激作用，从而表明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变迁中发生的关系是相当丰富和复杂的，不能仅以单一的“冲突论”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