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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44年,中国科学社庆祝成立30周年,李约瑟出席在贵州湄潭举行的年会,发表《科学与中国文化》的演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约瑟反复强调这个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李约瑟难题”不是李约瑟的首创。改革开放之后,“李约瑟难题”更是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英国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撰写了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在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认真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1942年他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考查,同许多中国一流学者进行接触,他思考的问题日益明确而清晰。1944年,中国科学社庆祝成立30周年,李约瑟出席在贵州湄潭举行的年会,发表《科学与中国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首次批评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此前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证。他说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接近于科学解释,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实验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李约瑟清楚地提出了“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约瑟反复强调这个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后来经过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质疑和回应,“李约瑟难题”学说不胫而走,引起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科技史界的广泛重视。

“李约瑟难题”不是李约瑟的首创。早在16世纪末,第一个把西方科学传统介绍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考察当时的中国科学之后,对中国天文历算停滞不前的现象发出了疑问,并从中国社会习俗和科举制度方面来探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到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些先进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当时的莱布尼茨注意到了这一点。莱布尼茨曾经写信给清帝康熙,建议在中国建立科学院,并且希望沙皇彼得大帝出面支持,充当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桥梁。遗憾的是,虽然当时已经有科学工作者在中国从事零星的科学研究,但是中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建立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院。

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中指出:全人类最伟大文化和最发达文明汇集在大陆的两端,一边是欧洲,另一边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与欧洲面积相当,但人口已超过欧洲,在日常生活和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双方不相上下,各自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与欧洲相互补充,能够组成世界文化:中国在日常生活、实践伦理和治国方略上,在实践哲学方面占有优势;欧洲在思维缜密性和理性思辨性方面,在思辨哲学方面,略胜一筹。中国盛行自然宗教,而欧洲风行天启宗教。两者都迫切需要理解对方,有必要通过相互交换学者深入研究对方的文化。因此,他建议双方互派文化使团,以基督教传教士交换中国文化使者。莱布尼茨的计划没有成功,但这是当时西方最杰出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主动向东方文化学习和借鉴的一次行动,是近代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章。重要的是,莱布尼茨对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和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1]

到了清代中期,中国科学停滞的原因开始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一些启蒙思想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比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专门讨论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对其过于世俗和世故的倾向作出了批评:“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2]

黑格尔对中国文化和科学提出的批评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中国在宗教、科学、国家的治理、国家的制度、诗歌、技术与艺术、商业方面有杰出的贡献。第二,中国与欧洲相比,在上述诸方面的内容上有着重大差异。第三,中国像欧洲一样,有伟大的天才,“东方的诗歌中并不是没有天才,天才的伟大是一样的,但内容却与我们的内容不同。”[3]第四,东方的诗歌,就形式论,发展得很成熟,但内容却局限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能令人满意。第五,“我们也感觉到无论他们的法律机构、国家制度等在形式方面是发挥得如何有条理,但在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的,也是不能令我们满意的,它们不是法律,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第六,“当人们让他们自己为形式所迷惑,把东方的形式和我们的形式平行并列,或者还更爱好东方的形式时,内容不同这一点,在作这类的比较时,是值得普遍注意的。”[4]“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者时,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5]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明确指出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两个关键原因,是“内容的落后”和“制度的落后”。

进入20世纪,有关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何以落后的问题一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创刊号著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揭开了现代中国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序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竺可桢等科学家开始探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化学虽始于中国但中国在科学研究上何以落后等问题,提出了与“李约瑟难题”相似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李约瑟难题”更是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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