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心中的“谜”

一、中国思想：李约瑟心中的“谜”

希腊文明孕育了近代科学，从而使人类走上了一条科技之路。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过的许多文明，在近现代科技文明的强势进攻下，毫无招架之力，纷纷折戟沉沙，一蹶不起。世界历史从此也成为西方的历史，一切都以欧洲为中心，亚非拉成为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当西方人对东方文化鄙夷不屑、经济上任意掠夺、主权上任意欺凌时，有着泱泱大国之称的老大中华帝国，其时正陷入任人宰割的悲惨沉沦之地。

面对多灾多难、每况愈下的祖国，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放眼世界，希望能“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有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字叔永，1886—1961），在创办《科学》杂志之时，就探讨了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之后，中国科学落后的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学者讨论的热点。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清代朴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近似于近代科学的方法，而自然科学在中国不发达，乃是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沿袭日久，加上中国社会缺少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造成科学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之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进一步讨论了乾嘉时期自然科学没有能够像考据学那样得到发展的原因。梁启超认为，主要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所致。后来，胡适（字适之，1891—1962）也沿着梁启超的思路而加以延伸发展，将清代的考据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加以比较。

1922年，化学家王琎（字季梁，1888—1966）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文中又提到“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的观点；同时，也将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于政府的专制和学术专制。与此同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字芝生，1895—1990），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当中，提出关于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之于地理、气候、经济等因素，而主要应由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人的哲学入手去加以探讨。冯友兰特别强调，自从汉代以后，中国就失去了征服自然的理想，并完全从外部的世界撤退回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找善与幸福，而不寻找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的征服。这是中国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的原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组织在中国出现和发展，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热情日益高涨。竺可桢、沈锐、胡为柏、徐模、曹日昌、唐君毅、徐邦裕、朱伯康、宋炎等纷纷撰文，绝大多数学者都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溯因于社会经济制度。譬如，竺可桢（字藕舫，1890—1974）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中就提道：

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其实，早在国人之前，已有西方人探讨过这个问题。最早知道中国在科学上落后的，是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利玛窦刚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深表惊讶。1584年9月13日，利玛窦从肇庆发往国内的一封信中说：

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有非常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哲学、文学都非常发达，在天文计算、历法、发明创造等方面都有非常出色的成就。但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这么先进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国度，为什么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呢？

然而，当他久居中国之后，就窥见中国人之自然科学较之欧洲差距甚大。时值1600年，他在南京曾不无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经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知识震撼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徐光启，这位我国明末大名鼎鼎的科学大家，也受利玛窦影响颇深，甚至加入教会，在接触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时，将与中国传统异质的西方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惊以为天外之学。

且看徐光启之《几何原本杂议》：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

……

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

数百年后，徐光启此话居然成真。现代文明，本质上就是公理化的塑造。如此，思想家之能洞贯古今、影响于社会，徐光启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与利玛窦同时代的传教士，西班牙籍的庞迪我（Diegode Pantoja，1571—1618）曾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写道：

中国人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的科学，也不学习数学和哲学。除了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

1728年，后来担任法兰西科学院秘书的德梅朗（Dortousde Mairan，1678—1771），在给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的一封信中，也明确提出了中国落后的问题。在同时代和稍后的众多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也先后涉足了这一问题。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莱布尼兹、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1689—1755）、伏尔泰、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等人都对中国科学欠发达的原因进行过富有启发性的探讨。

譬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中国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语言的性质；魁奈则认为，中国重实用的传统，使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和逻辑思辨的能力；英国学者休谟认为，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以及缺乏众多的贸易伙伴和对外的贸易交流，是中国技术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而法国的狄德罗则将原因归之为他所谓的东方精神，东方人追求安宁、怠惰，对成俗不敢超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追求，即缺乏科学探索所必需的品质。

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把“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样的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呢？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又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等。其一般表述为：

1．为什么在古代中国，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2．古代中国文明要比西方其他文明远远领先，为什么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之所以将上面的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主要是因为李约瑟一直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解答，正是由于他多次在很多重要的场合提到这个问题，才逐渐不断有人重视这个问题。后人为了纪念李约瑟，以及他使这个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研究的热点问题，故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其实，李约瑟自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后来又到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材料搜集；回国后，又组织人员对中国古代科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着手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20世纪50—60年代，李约瑟开始在不同的著作和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一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如1964年，李约瑟在一篇著名论文《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描述了他创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历史巨著的初衷：

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和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没有在中国或印度的文明中成长。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我终于开始对中国的科学和社会有所了解，我逐渐认识到至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同样重要的，那就是，为什么在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李约瑟给出了更全面的表述：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立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31]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nneth Blanchard，1910—1993）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从此，“李约瑟难题”就成为科学史研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课题，也是其他相关学科不可绕过的一个话题。

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简单由来。让我们从了解李约瑟这位传奇人物开始，来看“李约瑟难题”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吧。

现在我们一提起李约瑟，都称其为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确，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至今无人超越，但李约瑟最初的专业却与科技史毫无关系。为什么后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向呢？这里面还有一段往事。

图1‐20　李约瑟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家庭影响所致，李约瑟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李约瑟青少年时期，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与此同时，西方经济陷入了大萧条。这些历史事件，对青年李约瑟的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李约瑟早在1929年就接触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的许多科学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吻合，因此，青年李约瑟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与他后来之所以能提出“李约瑟难题”不无关系。譬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应该有相应的科学产生，但中国历史发展却没有遵循这样的规律。为什么？

李约瑟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1924年在剑桥基斯（Caius）学院的霍普金斯（Hopkins）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1937年，剑桥大学去了三个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沈诗章和王应睐。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也是研究生物化学的科学家。鲁桂珍跟随李大斐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三个年轻中国人的教养与才华使李约瑟意识到，人类无论肤色、种族，在科学面前都是平等的。

三人中的鲁桂珍（英文名Lu Gwei‐Djen，1904—1991），聪颖、美丽，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是一位药剂师，所以，鲁桂珍对传统中医非常了解。她的老家湖北，是中国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字东璧，1518—1593）的故乡。因工作上的便利关系，李约瑟和鲁桂珍交往颇多，他们经常谈论有关药的话题，鲁桂珍给李约瑟介绍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很多内容，这令李约瑟对中国医药学大感兴趣。

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鲁桂珍，来英国之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到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研究过脚气病。凑巧的是，李约瑟的老师也是研究脚气病的，还因此在1929年得了诺贝尔奖。鲁桂珍告诉李约瑟，在几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脚气是维生素缺乏症。这使李约瑟很惊讶，原来在西方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在中国汉朝医书上就早已记载了。

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了很多在中国历史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这给身处“西方中心论”文化语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巨大的心灵震动，并逐渐使他形成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李约瑟因三个年轻人的到来，在对中国心生巨大好感的同时，也激起了他对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强烈好奇心。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发生极大兴趣，开始学习汉语，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国这片土地来了解这个神奇的国家。不久，李约瑟希望到中国探访的强烈愿望，竟因战争的原因得以实现！

1943年，身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中国，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李约瑟，作为英国使节被派驻中国，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担任科技参赞。李约瑟代表英国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主要负责援助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如帮助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为中国科研提供科学仪器等。中英科学合作馆除了援助国民政府控制区的科学研究，也援助陕北延安。李约瑟曾派馆员之一的马海德（George Hatem，1910—1988，美国）把仪器包括显微镜等都送往延安，还把延安当地的一些科技活动介绍到西方。李约瑟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科学》，全面报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科学研究的状况，让中国科学和世界科学得到了交流。

李约瑟在战时中国认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及老一辈的科学家，如郭沫若、竺可桢、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等。李约瑟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许多精英都有过交往，这些人都对自身研究的学科历史很感兴趣，帮助他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

李约瑟还游历了中国内地很多地方，包括敦煌和云南。这使他了解到中国城乡的一些传统技术，如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水车、古老的炼铁工艺等。他还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李约瑟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有很深的渊源。日本投降后，联合国成立，在巴黎设立了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教育文化组织的负责人是李约瑟的朋友、《天演论》作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孙子，英国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以自己在中国的亲身体会向这位朋友说明，科学在各国教育文化的沟通方面非常重要，并向他建议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应该加上科学，变成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采纳了这一建议，成立了教科文组织。李约瑟也因建议提出者的身份而被任命为教科文组织科学处的处长。于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李约瑟就从中国来到巴黎，担任教科文组织科学处的处长，并邀请鲁桂珍去当副处长，两个人在巴黎又开始了合作。

李约瑟在巴黎工作期间，经常和鲁桂珍讨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和一些法国汉学家密切联系。此时，他开始思考如何把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介绍给西方。1947年，李约瑟回到了母校剑桥，进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初始是一个叫王铃的中国青年学者帮助他，后来王铃远赴澳大利亚，鲁桂珍就辞去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来到剑桥，鼎力相助李约瑟进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许多海外华人及各地的汉学家也逐渐参与了李约瑟的研究，形成了有名的李约瑟研究所。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合作还促成一段佳缘，两人在古稀之年结为夫妇，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象征。

李约瑟研究所里集中了学科有别、国籍各异的学者，他们在世界各地给李约瑟研究所提供资料。在李约瑟和许多学者共同的不懈努力下，一部反映中国古代技术发展和文明成就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始逐渐展示给世人。

《中国科学技术史》自1954年开始出版，至今共完成了7卷34册。第一卷为总论，主要阐明中国有史以来的地理和历史状况；第二卷是科学思想卷，说明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第三卷是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卷；第四卷是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卷；第五卷是化学及相关技术卷；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卷；第七卷分析中国传统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展示各学科得到发展的社会背景。1995年，李约瑟去世后，为承继李约瑟的遗志，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者们仍聚集在李约瑟研究所，为完成这一巨著而紧张工作。

《中国科学技术史》问世后，在世界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首先李约瑟用自身既懂中文又懂科学的优势突破了西方汉学研究的界限，为西方汉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李约瑟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向西方世界展示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巨大成就，使西方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用另一种方式来研究中国文化，用另一种态度来接纳中国文化。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西方对中国在学术上的一种外交承认。此后，各国汉学界、科学界、科技史界与历史学界、社会科学界及其他一些专业人士，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都无法绕过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及“李约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