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思考与科学判断

一、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思考与科学判断

在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间，我们党对历史方位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因而使党对历史方位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重新进行思考，并作出了科学判断。

关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作过论述。他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党所面临的任务也将发生变化，即由领导革命转向领导国家建设。对此，毛泽东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110] 为了担负起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任，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对所处的执政地位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并且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了正确判断，即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1950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由于这些新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政府、经济机关以及人民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111] 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场合，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对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展开批评。

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党开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3年12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公布。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指出：“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12] 这就是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在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执政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方式进行了艰辛探索。建国初期，由于要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国家领导体制尚处于初创阶段，所以，党基本上还是以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元化”领导方式领导国家建设，这对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后，特别是在社会生活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种战争年代的领导方式也就不适应了。因此，党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执政方式，即党的领导应该成为政治领导，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应当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上升为国家法律，而不是直接以党的政策代替国家法律。为了适应这一要求，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集中精力领导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适时地提出和促进这种转变表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54年5月，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教育人民守法，首先就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守法”^[113] 。当有可能采取比较完备的民主形式，并且在国家政治制度已经有了明确规定的时候，“那种习惯于简单方式处理问题的做法，就完全不合时宜，而且是违法的了”^[114] 。这说明，我们党开始认识到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执政方式应从直接动员群众转向使用“完备的民主方式”。而且还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光重视经济建设而不加强和发展政治法律工作，就不能保障经济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115] 。同年12月，毛泽东在谈到党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时指出：“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116] 按照这个原则，党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组织框架。毛泽东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正确地分析了我们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他指出：我们在七大以来的这11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1949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坚固同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7]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党的历史方位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他指出：从我们党在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11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团结了全国人民，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打败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任务，从1953年起，党和人民政府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党员的数目，比第七次大会的时候增加了八倍，而且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118] 。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并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历史方位进行思考得出的正确结论。

然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党对历史方位的判断开始出现偏差。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要求“轮流坐庄”，企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历史方位的判断。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内有大批知识分子新党员，其中有一部分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反对党的领导。毛泽东断定，右派首先争夺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导权，然后争夺全部的领导权。因此，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结果采用了过去熟悉的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的方法，把社会转型时期新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还宣布，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即右派分子，连同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被称为两个剥削阶级。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就是动摇和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地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源，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对党的历史方位的正确判断和把握。

进入60年代，我们党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四清”运动中，一些试点单位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的典型材料。毛泽东、刘少奇甚至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经过修改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基于这样的估计，中共中央连续转发了《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等文件，强调进行夺权，并且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一直发展到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在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还要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领导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只字不提。根据这样的判断，共产党岂不是又成了领导人民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党，而不是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显然，这是对党的历史方位的认识陷于不清醒的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认为，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全会公报指出：“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119]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对党的执政方位重新认识的结果。全会还认识到，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就是说，党的执政方式必须转变。此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

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应当有足够的理论上的勇气，要能够看到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适合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对有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提法，要继续进行讨论和研究，弄清楚它们的客观意义和科学涵义。比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究竟是什么涵义，继续使用好不好，就值得重新研究。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他认为，“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讲清楚这个问题，对党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120] 实际上，胡乔木在这里提出了纠正过去对党的历史方位的不清醒认识的偏差问题。

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也提出并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但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叶剑英还指出，党执政之后应该把领导国家建设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他说：“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心。”^[121] 这些论述，是我们党重新认识和把握历史方位的重要的、良好的开端。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系统地清理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这些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122]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在党已经处于执政的条件下，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123] 。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对党的执政历史方位的不清醒认识。

党的十二大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指出，这一次转变，同民主革命时期两次历史性转变相比，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党已经是全国政权的领导核心，我们国家已经经过长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24]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了科学的判断，为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方位提供了基本依据。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对党的历史方位进行了认真思考，并作出科学判断。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25] 这段讲话，对党的执政历史方位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即党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现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12月26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他指出：我们党已经经历了近80年的历史。这80年历程，包括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前28年是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时期。后50多年，是我们党掌握全国政权、履行执政职能的时期。“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一个连续执政五十多年的党。”^[126]

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对党执政的历史方位的论述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27]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这个概念，并对党的历史方位作了完整的、科学的表述：“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28]

在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后，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