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罗荣兴　祝华新　曹焕荣

“……农贸市场。茄子又涨价3分，猪肉摊前挤满了人，一片抱怨声。转念一想，不过年不过节，一次往网兜里装5斤肉，放进电冰箱，10年前谁曾想过?”

“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开了20米，堵住了。街上从来没有这么多车，从来没有这么多人。”

“灯下，孩子做功课。她姥姥和姨都得陪着，没法子，只两间房。听说单位里要出售商品房了，得赶紧攒钱。”

“希望，在明天!”

摘自1987年5月21日《新中国的一日》征文来稿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

刚刚从十年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被迅速卷进变革的浪涛。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站在落后起跑线上的抉择

世界银行去年公布1984年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指标，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10美元，排在128个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20位。

这是一个令人难堪又引人发愤的数字(尽管各国统计口径并不一致，数字未必准确，但它们仍足以令人难堪)。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的座次向前挪了几位，开始走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摆脱贫穷和不发达状况，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只要审视一下人类居住的这颗小小行星，可以发现富国和穷国的分野就像海陆的分界那样分明。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984年的资料统计，全世界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地区有72个，拥有30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却只有1万亿美元。而世界上19个发达国家，人口7亿，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高达8万亿美元。以人均收入计，贫富两者的差距在33倍以上。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是历史造成的，主要是在近代史上错过了工业化发展的早期机会。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陈伟恕举例说，当17世纪初英国推进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正是明王朝末年的党争、战乱与海禁。一步落后，便陷入被动挨打局面;挨打和被劫掠的结果，是步步落后。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国家才重新获得在经济上奋起的机会。

但是，这已经远远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其起步之初，就面对着经过了工业化前期历次发展阶段，无论在资金积累还是在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先进工业国。如何缩小穷国和富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距，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难题，也是年年联合国大会上令人头痛的议题之一。

100多个发展中国家，40多年来，都在寻找一条可以通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这条路不容易找到。

能不能沿袭发达国家当初走过的成功之路?去年底，北京某大学的校园里贴出一张小字报:“我们应该走自由资本主义的富强道路。”这至少是一个缺乏世界经济史知识的糊涂观点。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副教授、35岁的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陈琦伟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时说: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已走不通了。

17世纪、18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确是“自由”的。近代工业在自然经济的土壤里自然生长起来，资本人格化的企业家在利润目标推动和投资风险约束的双重作用下自由竞争，形成了以“看不见的手”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秩序，政府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如此经过100年、200年、300年，才进入工业化社会。然而，如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已根本不同。面对充分发育、无孔不入的世界市场，任何一个国家封闭起来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使经济赶超先进水平都已成为不可能。本国市场的不发育，企业家的缺乏，不得不由其政府出面组织经济;工业化需要巨额投资与国民收入低的尖锐矛盾，不得不由政府代行资源配置之责;发达国家走了几百年的路要浓缩在短暂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社会急剧变革，不得不由政府推进和控制。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介入，是与早期的“自由”概念不一致的。所以，战后虽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自称以欧美经济模式为蓝本，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沿着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走通的。他们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开始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摸索一条另外的路。

更何况，无论英、法、德、美、日，其发迹史并不那么光彩。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对本国大部分人的压榨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为条件。英国的圈地运动，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欧美的大规模黑奴贩卖，乃至日本电影《望乡》所描写的那种把本国妇女弄到国外当妓女，都曾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历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道路不应该、也不可能重复，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中出现了被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称之为“社会主义浪潮”的动向。在苏联计划经济早期成功经验的示范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从撒哈拉南北、安第斯山两侧到孟加拉湾沿岸，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对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运动，建立起国营经济，有的国家国营经济甚至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力量。有些国家，尽管经济、社会条件同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国家有很大不同，但也模仿后者，实行一党制的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

然而，这样的模仿，一般来说甚至未能再现最早实行这种经济模式的国家在早期出现过的有限成功。人们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张望。近年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大部分，先后实行“非国有化”，把部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营，一时成为一种潮流。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33岁的曹远征研究了这一奇特的经济学现象，他认为:在工业化起步之初，依靠行政动员、经济管制，有利于将有限的农业剩余用于工业性资金积累，并迅速提高实际积累率;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组织投资也便于获得规模效益的好处。所以，当年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条路是有其道理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初步发展，这种代办一切的高度行政化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它窒息了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同时，这种僵硬的体制极易忽略发展中国家法制的先天不足、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低下、人才和技术的匮乏、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等问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病态。历史证明，在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摆脱“前资本主义”烙印的国家内，企图由本身机能尚不够健全的政府来全面代行社会和企业家的职能，往往吃力不讨好。这些国家“非国有化”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历史告诉人们，“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也需要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竭力宣扬和引导发展中国家推进“非国有化”，是想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进一步依附于自己。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整，改善经营管理，发展民族经济。然而，简单的“非国有化”是否就是经济起飞之路?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新的困惑。

战后确实也有由穷致富的例子。一类是石油出口国，那是得天独厚，别人学不来;何况主要靠出售资源的高收入，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另一类就是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例如“亚洲四小”。上海外贸学院外贸经济系副主任王新奎9月中在日本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他强烈地感到我们应当研究“亚洲四小”的某些经济发展的做法。但是它们的内外发展环境和机缘却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可以获得的。譬如，它们都很“小”，有的只是一个都市;在60年代和70年代，碰到了美、日等国结构性的产业转移，于是趁隙建立起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型经济。而近年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类似的机会已经极少;何况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很难效颦，难道能把数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装配车间?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100多年来饱经忧患，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广的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改革寻求一条迅速现代化的道路，理所当然地受到全人类的关注。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中国的改革是迄今全部经济史上最伟大的试验。”我们正在探索一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崭新道路。中国经历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相当彻底的社会革命，已建立起独立的有一定规模的国民经济体系，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完成改革这一伟大的社会试验，其世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北京，第二次革命的动地炮声

1978年12月13日，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上，74岁的革命家邓小平带着四川口音对一大批参加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高级干部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从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布《共产党宣言》算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过了140年的历程。1917年，恰巧在《共产党宣言》发布70周年的时候，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炮声宣告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成为掌握社会经济命运的主人。时间又过去了70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早期经济一度迅速增长之后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迟滞现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发挥。今年4月5日的《华盛顿邮报》写道:西欧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苏联经济和政治模式存在的问题“同欧洲选民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事有着明显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正在受到严峻考验。

摆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改革!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一个显明的标志，那就是能够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但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都程度不同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设想演变成了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根治了“财富在一极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积累”的资本主义痼疾，却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那种运行效率和发展方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郑洪庆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很值得研究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诞生，是因为它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狭窄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了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将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然而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这是历史的飞跃发展。但是，飞跃背后仍然有着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铁一般的逻辑:“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因此，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成熟与完善，首先要解决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

然而，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左”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国际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顽症，它强迫实践迁就固定的观念和僵化的思想。所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必然要从冲破“左”的僵硬外壳开始。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36岁的副研究员杨建文正在研究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史。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苏联东欧相继进行了经济改革的尝试。如果说，1950年南斯拉夫颁布的《工人自治法令》情况比较特殊的话，那么，1956年被称为“华沙之春”的波兰经济学家聚会可算最早的公开的改革呼声。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其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暴露了传统集权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促使波、匈两国率先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局部改革尝试。1962年9月，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建议引起对于商品经济理论和计划、激励机制的大讨论。1965年，苏联在国营企业中实行以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60年代中后期，经济改革的浪潮几乎波及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

苏联东欧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进行的改革尝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他们采取的“分权”和引进某些市场机制的做法，是对“左”的集权计划模式的先期冲击。但是，这些迁徙20多年的改革在大多数国家时断时续，甚至出现过摇摆和倒退，改革远不是全面、深入和彻底的，而在总体上带有试探性质。

自从1979年邓小平揭开了中国全面经济改革的序幕，尤其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以后，苏联东欧出现了新的改革热潮，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共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改革部署。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潮流。如果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新纪元，那么，当今改革的势头只要坚持和发展下去，直至成功，就将为开创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新纪元铺平道路。那时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这样评说:改革是第二次十月革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理论工作者最近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匈、南的同行对中国同志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黄金时期’。因为，第一条，中国农村改革非常成功，中国经济增长的局面非常有利于改革;第二条，中国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有强有力的、认识一致的领导班子;第三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国有着广泛希望改革的群众基础。我们对中国改革的成功充满希望。”

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改革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但同时也充满特殊的困难。

我们目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苏联东欧相比，大约只是其1/7至1/15。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脱胎于初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于商品化、货币化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极低的半自然经济社会。党中央准确地指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现阶段我们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31岁的副研究员何家成认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不仅仅是解决“计划与市场”、“集中与分散”这样的一般任务，而且要建立商品经济赖以发育的前提和条件，以便使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样的特殊任务。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今天的改革面临着解决发展问题和体制问题的双重任务。青年经济学博士曹远征指出:我们既要克服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运行僵硬、物资的体制性短缺等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又要克服封建残余、行政人员素质差、群众文化水准低、资金不足、人口膨胀、物资的发展性短缺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痼疾。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殊困难。

而中国改革的特殊意义也恰恰在这里。试想:如果贫穷落后的中国通过改革实现现代化，跻身先进国家的行列，岂不是比那些在革命前就已初步工业化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成功，更能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么!

是民族复兴，还是被开除球籍

北京航空港海关，每天都要送走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有的去求学，寻求富国强民的知识;也有的去投亲，就此离开暂时还不富裕的故土……

1987年7月，有3位年轻的“博士后”人才，辞去数万美元的年薪，从美国携眷归来了。

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史，但是，一部近代史，却录满了我们民族的屈辱和血泪。从上个世纪末起，外国学者谈论起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认为是无可奈何地衰落了。近几年，却有更多的学者在谈论华夏文明的复兴。中国的改革，给民族复兴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国际竞赛的跑道上，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次超越的机会。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伊藤博文和中国的严复同在英国留学，都怀着维新救国之志归去。伊藤回国后成为主持明治维新的首相;严复却在鼓吹维新后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日本利用了当时的机会成为列强之一，中国却失去机会从此堕入更深的灾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趁着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有利时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拉美的一些国家和“亚洲四小”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可惜，我们当时正陷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中。

让坐失良机的遗憾留给历史吧!那么，我们的面前还有没有新的机会呢?

陈琦伟副教授把他的得奖专著《国际竞争论》摆到我们面前。他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不同于昔日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不同于本世纪前半期那种情况的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作为一个重要政治和经济力量崛起，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机构的建立;另一方面，是七十七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经济组织的形成，推进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浪潮。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早已冲破国界，成为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自外。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更使得以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为特点的经济竞争空前激烈。一位国际经营专家感叹道:“刚才还是小孩，转眼已是老人，眼睛一眨，市场可能就没有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国际竞争的年代，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机会同时出现了。

世界经济专家陈伟恕、王新奎等认为，当今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一场激变，新的一轮贫富两极分化正在悄悄进行。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一个标志。国际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在谈论本世纪末可能发生一场特大的世界性经济动荡。尽管经济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这类预测仍值得重视。一旦大的动荡发生，就可能带来大的危机，也可能带来大的机会。如果赶在大动荡前长硬起飞的翅膀，就可能乘风而起;如果耽误了这已经不多的时机，就只能在各方转嫁危机的重压下更加贫弱。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无论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都不约而同地在进行体制或政策调整的深刻背景。

也许有人会想:如果我们沿着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路走下去，只要不再折腾，不是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么?北京青年经济学会郑洪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国民经济发展以外延扩大、粗放经营为主要形式，传统体制还能显示出一定优越性。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体制的弊端，例如企业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单靠计划指挥生产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僵化的体制必然滋生官僚主义等等，即使在“文革”前的17年，也已暴露出来。尤其是60年代以后，新的技术革命的世界性潮流已对现代经济发生关键性促进作用，而在我们的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却缺乏不断吸收新技术的基本动力，致使我们在劳动生产率和某些新兴产业方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占有资源并不丰富，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其1/3，人均可利用草原只占其30%，人均森林蓄积量只占其13%。以这样的资源条件，怎能长期支撑那种过分追求数量增长、投入多产出少的粗放发展经济模式?如果我们不另辟新路，及早转向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新的经济体制，我们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最近分别在上海、东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讨论会上传出信息:下一批经济起飞、进入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行列的，很可能是泰国、马来西亚……

中华睡醒的巨龙该惊起了!

60年代初，毛泽东就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实现现代化，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可惜，后来的政治运动走上了一条缘木求鱼的歧途。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历经了多次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民族振兴之路——改革!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激昂旋律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历来有在紧急关头奋起的非凡凝聚力。

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人民日报》1987年1月6日

评　点

这是一篇以恢弘的气势写就的深度报道，它的可贵之处在于:首先，以非凡的政治敏锐和智慧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历史方位进行了探讨，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所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弊端提出了批评，以理性的笔调呼唤“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到来。该报道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定位准确，抓住了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其判断的准确。其次，通过采访多位经济学家形成报道，通篇充满了科学的判断，观点的梳理。经济学家学贯中西，思想丰富，他们对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富有启示意义。该报道借用他们的观点，谋篇布局自有其巧妙之处，同时报道中论点鲜明，论据充足，既有观点的冲击力，又有资料的可读性，其要求改革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该报道一经刊出，为全国十几家报纸全文转载，被赞为具有“历史文献价值”，获当年“全国好新闻”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