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风险与对策思考

李元明^[1]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成为国家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重大决策。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促进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明确了努力方向与政策指引。

当前，在人类社会日益紧密互联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各种商品流、金融流、数据流、人员流等相互交织，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状态。“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顺应历史发展的新潮流，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促进优势互补、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而言，它将发挥与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多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双边与多边的合作机制和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加快相关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对接、金融合作与互联互通，为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中国装备和中国标准更好、更快地“走出去”创造条件、提供支持，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和体制改革的转型步伐，跨越“中等陷阱”，实现奔小康发展目标。从政治外交层面来看，通过国际空间的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利于对冲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压力，与沿线各国共同致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大环境。因此，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以亚洲为龙头，扩展非洲、欧亚与东亚、南亚两翼，建设横贯欧亚非，贯通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走廊。它涉及世界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GDP规模超过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是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性新兴大市场。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参与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新丝路基金等新型地区开发银行和基金先后成立，不仅为“一带一路”庞大的资金需求提供融资新渠道，而且还将进一步促进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提高新兴大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自主权和话语权。我们相信，随着我国资金、技术、人才“走出去”，更多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谐社会的文明理念、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等“软实力”也将走向世界，必将为促进东西方的交流、沟通、融合和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新贡献。

从当前国际形势看，“一带一路”战略也适逢一个全球性机遇，一方面，就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推动力的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机遇。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乃至数据化把我们带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另一方面，人类又共同面临一系列新的难题和挑战。“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绝大多数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既要促进经济增长与减少贫穷，又要转变生产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双重挑战，因此努力刺激投资、消费需求成为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吸收外资以增加本国定向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的优先取向。近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纷纷推出新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规划，以刺激经济增长，比如欧元区的“容克计划”。根据此计划，从2015年至2017年，欧委会将从公共部门和私人领域共筹集3000亿欧元（约合3787亿美元）用于投资。我最近随南南合作促进会考察了非洲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三个国家，感觉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潜力巨大，他们对中国“一带一路”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非常热心与期待。东南亚、中亚、南亚、东非、东欧和拉美等地区很多国家也迫切希望借助“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承接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富余产能，加快本国的工业化步伐，稳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不仅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广阔市场提供难得的商机和空间，也为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机遇和平台。

然而，机会与风险往往并存。“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跨地区、跨领域的国际合作体系；不仅包括次区域的合作，也包括经济走廊、互联互通、海上通道、海洋资源开发、人文交流等各个方面的联动。因此“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当前国际形势和一些国家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妥当应对。

首先是政治环境风险。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地缘政治风险。当前国际安全和经济秩序进人深度调整和重构时期。在政治安全领域，目前正在欧洲和中东愈演愈烈的一些争端，本质上都涉及欧洲和中东地区安全秩序重构和政治边界重划的问题。美国强化美日安全同盟，日本加快推进“国家正常化”，也牵扯到二战后东亚秩序调整和重构。此外，南海问题升温引发的地缘政治波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是沿线国家本身政局动荡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织的地区，是世界上多种文化、思想、宗教相互冲撞比较激烈的地区。一些国家政治过渡、社会转型引发的政局动荡一直是困扰和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政权更迭导致政策变化，甚至已经敲定的政府项目出现反复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缅甸水电站项目、墨西哥高铁项目等。

其次是国际金融风险。2015年下半年或2016年初，预计美联储将退出量宽和提高利率，而欧洲和日本央行则在扩大量宽，这将可能加剧国际货币市场和国际货币汇率的动荡不定，加速新兴国家资金的外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警告，美元进一步走强会伤害美国经济，同时对新兴市场也有不利影响。

第三是安全保障风险。沿线不少国家都是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安全环境和社会治安方面普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恐怖主义的威胁、社会治安环境脆弱、不同宗教冲突等。这些不仅可能对承担合作项目的中国企业的财产和人员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也给中国领事保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第四是经济债务风险。主要是合作项目实施过程中须防范的汇率波动和债务风险。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收人缺口大，存在借款违约和项目债务风险。

第五是环境与生态风险。不少沿线国家都面临一个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辩证关系的难题。很多地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脆弱。一些国家对不同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和工业生产项目的环保评定要求、标准不一等。

第六是人文社会风险。不同文化背景、生活习俗和宗教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加上语言障碍，与当地社群沟通困难，往往给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和实施带来挑战与风险。

第七是法律法规风险。“一带一路”所跨越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社会背景，给中国企业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包括政府税收、劳工、海关、外汇管理规定的变化，以及商业争执、劳工纠纷的仲裁处理机制健全与否等都对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另外，不少国内企业比较缺乏国际金融知识、经验和深谙国际法的高端经营管理人才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八是舆论环境风险。不少国家的主流媒体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对华不够友好；一些反对党和社会团体出于自身的利益“喜欢拿中国说事”等。

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事关21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只有让它带来的繁荣与发展真正惠及沿途的国家和民众，让大家共享发展的成果，“一带一路”才能越走越宽广。显然实现这宏伟目标十分艰巨与繁重，可谓前程光明而任重道远。主要对策思考：

一是加强国家层面战略实施的总体规划和统筹协调。“一带一路”作为牵动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政府建立必要的机制加强统筹和协调，科学合理调配国内外可用资源，努力实现既定目标；在实施过程中不仅要避免各地各部门一哄而上，而且也要避免企业之间恶性竞争。另一方面，要增强“共建”的意识，力求将“一带一路”的总体实施规划与沿线国家自身的发展规划有机地对接，避免项目落地“水土不服”。

二是加强外交与法律方面努力，加快与沿线国家签订相关的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政府既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组织者，又是参与规则的制定者。因此在重视政治、外交手段保护的同时，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权益；同时，发挥国家智库和社会组织的联动作用，加强中国企业的投资指引，健全与完善海外投资信息服务体系。

三是加强风险管理。注重风险识别，提前做好预案，特别是防范政治风险、安全风险与金融债务风险。帮助国内企业培养海外投资、管理的风险文化及管理能力，鼓励中国企业建立项目操作风险指标体系，提升企业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型基建项目注意遵从市场规则运作，提高项目运作的透明度，努力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四是加快具备国际化项目运营和管理经验的人才队伍培养。包括充分发挥香港和澳门地区法律、金融、管理等领域专业人才的优势；整合和发挥我国多年培养的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人才储备优势；以及在不同沿线国家加强当地技术人才的培训等，努力疏解专业人才不足，提高人才保障的能力。

五是加强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要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合作氛围；由于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通常运营期较长，且可能是关系东道国国计民生的项目，中国企业如何妥善处理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要重视加强与当地主流媒体的公关和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纽带，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创建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注意稳步推进，避免急于求成。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还要有恒心。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走下去，“一带一路”必定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一条越来越宽广、不断造福人类的和平发展之路。

【注释】

[1]南南合作促进会副会长，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前副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