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7年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落幕，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真金白银的投入则显示在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个机遇，包括瑞士、英国等在内的多国的老牌金融及保险机构都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并力求参与到未来的计划中来。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倡议和协议的未来影响，又如何总结“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不断发展的内涵，并展望未来的商机和风险？
赵忠秀回顾了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议题中遭遇的诸多误解和反思。 随着时局的进展，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的实现方式，这样使得人民币从单纯的贸易结算货币，变成现在的投融资货币。
第一财经：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结束，未来相关项目的实施，是否能真正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赵忠秀：经过几天的会议，“一带一路”汇集了更多的共识，形成了国际性的平台；中国提供了许多具体的资金支持，会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更要关注下一代科技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及促进作用，构建新的国际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的实施过程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方式，这样使得人民币从单纯的贸易结算货币，变成现在的投融资货币。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降低“一带一路”的成本。现在国内增发的货币都跑去房地产了，核心是因为国内权益的东西太少，导致资产价格暴涨。而这些增发的货币，若能够进入过去认为有风险的投资洼地，将人民币这个水引流到这些地方，去建桥建路，形成权益，就能实实在在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也是发展到今天，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甚至觉得是个负担。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与其买美债，不如去海外投资实体经济，做点实在的项目。
2014年6月中国的外储达到顶峰，而自2014年下半年起，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开始下降。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减少了5126．56亿美元。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连续数月下降，到2017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才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连续下降。
“一带一路”的项目实际包含两部分。通过合资方式，取得的是长期权益，由于是基础设施，收益很低。比如坦赞铁路，产生了间接效应，当地市场活跃了，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扩大。通过合作贸易，中国也会增加这些地方的进口，随着中国扩展市场范围，也会有更多的支付能力，去购买这些国家的产品，这些也都是市场条件改变带来的。
第一财经：您个人在参与“一带一路”相关议题时，有什么直观的感受？
赵忠秀：我们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期间，接待了埃塞俄比亚总理、格鲁吉亚副总理，还参与了中瑞合作中的教育签约。我们要和圣加仑大学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主要跟踪自贸协定（FTA）的研究。
从我本人近期自身的经历来看，发现需要消除一个误解，即这并不是“中国来支援了”。这是合作项目，并非援助项目。
我最近走访的一些海湾国家，他们都提高了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一个很朴素的普遍想法，就是中国带人带钱来帮助发展，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理解，这其实是共同发展。
另外，现在还需要防止“一带一路”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往里装，需要冷静对待，不要泛化。
在不同的阶段需要把握不同的重点。例如，起步阶段，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基本的互联互通是项目重点。有了这个基础，再进行产能合作。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是不断接受外来产能转移，再逐步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一带一路”倡议起初应该是开发性金融，随着市场化深化，扩大金融创新的范围，到最后达到企业直接融资。
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评估这些项目是否为好项目，即环境友好、承担社会责任的项目，中国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都要吸取。
第一财经：“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期间，形成了包括贸易倡议在内的多个共识性文件，也在投融资方面有了更多进展，你怎么看待未来这些领域相关政策的落地状况？
赵忠秀：贸易畅通方面，中国引导的，只是一个经贸合作方向性的倡议，应该是开放并且不太具有约束力的倡议。
金融方面，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是动员共同出资，而不是中国单方出资。中国是希望激活发展的资金，提高市场筹集资金的效率。企业可以选择是从中国的对应机构（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等），还是从国际上找长期项目资金，这就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在保险、债券市场做项目融资，这是在国际间很成熟的机制。中国的“一带一路”要解决过去单靠私人的微观企业做不了的大手笔项目，需要国家信用在后面背书。
当然，如果真要形成“一带一路”合作深化和市场化加深，未来，舞台上的表演者不能是政府本身，也不是政府搭台的几个大项目。
亚投行已经批了20多个项目了，包括能源、交通、综合项目，目前还是在点上，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一带一路”先是双边谈，政府合作，项目换文，确定优先项目，再考虑下一步融资模式。比如是通过发展援助，金融机构，还是共同形成项目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资金。常规的需要有主权担保，但有的国家没有主权担保，就加大了中国的金融风险。“一带一路”有特殊政治背书的情况下，如何区别开商务风险和政治风险，即便有政治互信，商业风险依然存在，这里面还是要用市场的原则。
“一带一路”是全球化新阶段的载体，是靠务实的贸易投资推进，让全世界更紧密联系，尤其激发那些欠发展区域领域更多进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早期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推动，再加上背后的金融支持，是“华尔街”模式。中国一方面有国家推动，另一方面，也要能让民间企业参与其中。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导（全球经济），攫取了大部分价值。而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带来了新的方向：创新引领的思维增长模式、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改革国际治理模式，让大家平等参与；发展的可持续包容模式，通过发展解决不平等、社会参与，及公平的问题。
第一财经：现阶段，是否国企更容易抓住相应的商机？
赵忠秀：是，国企在参与大项目上有天然优势——资金和担保。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应该有优势，私营企业一般不具备。国家在项目清单上，央企和国企一定排在优先位置，中小企业要在市场上发现机会。
国际能源公司和国家能源公司是不同的。跨国公司会随时盯着每季度收益，而国家公司评价机制会更多考虑战略意图。你要民营公司去做印尼高铁，就做不起来，技术转让、融资方面优惠安排，国企比私营企业来做要好得多，它超越了单个企业的能力，能够形成合力。
这里面，有一个风险对冲的问题。过去把政治风险放到非常高的层级上，通过这样的合作，可以锁定并降低它，把以前高风险的，私营不会做的，现在变成可以做。这就要求政治互信这个前提，抓住了各国发展中的关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当然结果得惠及民众，现在也强调“民心相通”，包括教育、医疗等包容性议题。
第一财经：回顾过去的经历，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这几年的发展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现在是否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赵忠秀：当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就是一个方向性的愿景，并没有具体且快速的方案。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讲话，到2015年3月份三部委出台愿景与行动，中间隔了一年半。我相信里面有顶层设计和具体方案需要协调，需要进一步变成工作指南，尤其要与具体项目结合。当时有一个早期收获，圈定了一些具体项目。
到了去年（2016年）的时候，“一带一路”是否能够形成具体的成果，都是有一定困惑的。所以习主席在达沃斯讲话，邀请大家来“一带一路”论坛，实际上还带有一个考虑——进一步和这些对象国形成共识，希望大家能够接受。
世界的反应超出预想，从最早的60多个国家到现在更开放的地理概念，比如对非洲和对拉美的合作，都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下。
这不是未来几年的事情，是未来几十年的长远方向。“一带一路”的发展是和中国“两个百年”的目标有关联的。通过倡议的实施，促进这样的环境，扩大市场范围，是生产力的重新配置，更加接近市场。
采访＋整理：郭丽琴
访谈时间：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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