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记者：在现今中国社会，人们十分忧虑文化断层、根基薄弱、道德缺失的问题。您认为原因在哪里？如何加以解决？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是“其来有自”，就是说它是长期形成的。我觉得，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根本抓起，也就是在提升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上下功夫。

记者：您认为，当前振兴国学、弘扬传统文化道德精神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王：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优秀的文化道德传统，这是文化的根，民族之魂，是涵养民族主体意识的依托，维系民族精神命脉的源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民族精神的传承是依靠固有的精神文化来体现的。

人类文化发展史证明，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这里就牵涉到传统文化和国学的问题。传统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区分此一民族与彼一民族的核心标志。许嘉璐先生说，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灭种。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从内部说，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素质、滋养我们内在精神、气质的源泉；从外部说，关涉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际地位；往长远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说，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之源。

记者：请您就传统文化和国学的分野，展开来说一说。

王：传统文化以至整个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文化的物质层面是表层的；而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等，属于最深层次；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制度、体制。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有三大支柱——儒、释、道。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佛教文化传入，形成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局面。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是南宋孝宗的话，大体上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一是连续性，二是渗透性；三是吸纳性；四是稳定性。

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而国学，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提出来的。梁启超1902年创办《国学报》是个标志。国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小学”，具体说，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二是“经学”，有的叫“五经”，有的叫“六经”——诗经、尚书、易经、仪礼、乐经、春秋。国学的代表作，叫作“三玄”（易、老、庄）“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少了一个乐经）。国学的特性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根脉之学，凝聚之学（和谐），兼容之学（开放，不是封闭的），经世致用之学（修齐治平）。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书”，它们有各自的侧重点。在《论语》中，孔子着重说明一套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行为准则，是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人文规范，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孔子的学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修养自己的心身，于是便写下了正心诚意的道路和规律的《大学》。曾子的学生子思认为他的爷爷——孔子没有详细说明生活方式的问题，于是便写下了生活方式的道路和规律——《中庸》。子思的学生孟子则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于是便留下了行为方式的道路和规律——《孟子》，这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专著。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多元互补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的处世待人规则；仁者爱人，宣扬德政的治国理政的规范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认可的精神文明。所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西方学术精英，在巴黎开会结束时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记者：您认为弘扬传统文化，振兴国学，应该从何入手？

王：必须重视中国文化的源头经典；这要从教育入手，在全民中普及。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子曰：“庶矣哉！”是孔子感叹人口稠密众多。冉有问，人口已经众多了，然后又该怎么办呢？子曰：富之。孔子的回答是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子曰，教之。这里的“教之”是指提高人民大众的道德素质。在“国学热”中，一些学者走出书斋，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对经典做通俗化的解读，唤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但应注意，对国学经典的任何阐解，都必须还原到其所据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并以符合其自身特质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来进行，否则就无法准确地传达其深邃内涵。现在有些解读，随意穿凿附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强加到古人头上，结果造成了误读，把牛奶变成了代乳粉，严肃的经典变成了心灵鸡汤。

记者：您刚才提到传统文化的传承，请问：对我们个人来讲，应该怎样做？做些什么？

王：首要的是接受、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这要从娃娃抓起。就是说，塑造民族灵魂、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重振国学，都应该从孩子抓起。现在，有的地方开办旧式私塾，我觉得未必能行得通，也不见得合适，还是应该结合学校教育加以滋补。如在中小学课程中增加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也可开设一些活泼有趣、切合实际的学习讲座；还可以通过展览、旅游活动，让孩子们更多地接触一些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尤其负有重要的责任。有的家长觉得，这会使孩子不堪重负。是的，现在，外语、书法、绘画、钢琴、健美、武术等科目，已经占据了孩子们的全部节假日。那么，能否在这多种内容中，为国学留下一席之地呢？

记者：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是这样，那么，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成年人来说，他们又该怎样加强自己的传统文化道德的修养呢？

王：古语说：“幼而学，壮而行。”当然，壮也应该学。我们许多成年人文化底子很差，过去失去了打基础的机会，现在就应该急起直追，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所谓“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这首先就要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努力克服浮躁与功利心理。至于入门的途径，可以视本人的固有基础、现实需要、工作性质、具体条件而有所选择。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茫无涯际，怎样能够在如此浩大的典籍里学习和掌握国学的精髓？

王：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三五句话恐怕说不清楚。依我个人的体会，学习时首先要理出清晰、系统的脉络，否则，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前代学人研究国学，必不可少的是先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我就系统地读过，然后按经史子集分门别类地往脑袋里吞食。概括地说，不外乎从知识学角度或从价值层面上进行研究、探索。为今之计，我觉得，可以先找几部中国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来概览，俗话叫“认门户”。然后，再顺着这些大路子往前蹚，精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原著。比如，我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哲学部类中，就曾做过这样的“三个划分”：

一是在“诸子百家”中，重点把儒家和道家划分清楚。儒家看重人和社会的关系，重视等级地位与调适协作，强调社会责任，习惯以共性（用现在的话说，叫团队意识或团队精神）为前提，它强调的是有为，是入世。道家重视人的内部自身协调，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宇宙万物的规律，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分析世情，看待事物。它不侧重于增长实际知识，而是着眼于提升心灵境界，就是说，不单是“知道它”，更强调“体验它”。道家主张出世，强调无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读懂“四书五经”和老、庄的著作。当然，这绝不是说，仅仅停留在这个范围，其他墨、法、兵、名等各家有代表性的名著，都应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加以通览。

二是关于儒家自身的划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但大体上是两支：分别以孟子、荀子为代表。二者，总则一致；但学术主张又有区别，孟子属于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荀子属于儒家现实主义的一翼。孟子强调性善（对此也有争议），荀子主张性恶。再一方面，儒学到了汉代，已经不再是原典意义上的儒学。特别是宋代以后，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国学大师冯友兰将宋代以后的儒学，称为“新儒学”。宋代以后，儒学又分为两大学派，一是由程颐创辟、朱熹发扬光大的“程朱理学”，一是由程颢创立，由陆九渊、王阳明完成的“心学”。宋儒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迥异于汉儒训诂、疏释的学问。特别是到了历代统治者手中，进一步政治意识形态化，作为纲常伦理，等级秩序，成为统治工具，从而丧失了原典中“道”的本性。

三是就道家自身来说，把两个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分开。老子被人尊为“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里面充满了政治、军事、权谋；而庄子则更重视独立人格、个性自由，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老、庄都主张“无为”，老子的“无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根本策略，是他的思想的支点，是由战略哲学引申出来的人生哲学；庄子的“无为”是人生的归宿，直接通向诗性人生。应该说，庄子本身是无意于今天的所谓艺术的，但是，顺着他的心路走下去，自然导向艺术精神，实现人生艺术化。当然，从总体上说，两人有其一致性。

这里我要说的是，国学固然是以儒学为核心，但不应就此轻忽以至否认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儒道互补，“出世”与“入世”兼容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比如诸葛亮，高卧隆中时是“出世”的，但他若没有“入世”的情怀，又怎么能有“隆中对”呢？

记者：在学习传统文化道德精神方面，除了阅读典籍，还应该注重什么？

王：在中国，向来是把做人与做学问拢在一起的。那些国学大师，既是国学的承载者，又多是做人、治学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学以致用的理念，学习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社会担当意识，以及刚直不阿的风骨和洁身自好的品格。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出世”和“入世”的话题。我发现您就是一个将“出世”和“入世”很好结合的人。您从事的都是些“入世”的工作，但从您的作品里，却可以清楚地看出您拥有一颗“出世”的心。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王：我把世俗功利看得很淡，很轻，而以读书、治学、创作作为内在追求和精神归宿，看作是生命意义的所在。这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吧。我愿意保持一颗平常心，一是与世无争；二是总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心态，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二者同样是出世与入世的结合。

再就是我比较喜欢和年轻人接触，结交一些年轻的文友，从他们那里求索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可以起到一种互补的作用。尤其重视那些卓有见地、具有思想锋芒、肯于给我挑毛病的诤友。这样，不管生理年龄如何，就可以永葆年轻的生命状态。

记者：许多评论指出您的历史文化散文中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并且善于运用这种意识去观照现实与生活。那么，您怎么看待国学的现代化转换？

王：其实，更确切一点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古代的典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与阐释的一门学问。这里体现了它的现代性。现代性，或者说与现实结合，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所在，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自然也不例外。

目下的当务之急，是着力推进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实体的形式延续下来的文明。作为它的治国理念、人伦价值、道德规范的载体，国学自然也得到了传承与延续；而且，在中华大地上，在不断经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由于它比入侵者的文化更为先进，不仅没有被吞蚀、被同化，反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融合了、同化了各入侵民族的文化质素，而其自身也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入侵，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面对着现代化的强势的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失去其固有的优势，呈现出严重的滞后状态，不仅未能融合、同化西方文化，反而为其所侵蚀。

这里有个通常所说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方面已经迅速发展为一个世界性的现代化大国，而文化，特别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却没有相应地跟进，未能形成强大的软实力，像经济那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当今的急务，迫切需要着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构建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以便有效地诠释固有的价值、理念，为“中国模式”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

现在研究国学，就是要立足于现实，与现实接轨，实现现代化的转换，以重建符合当代需要的，以现代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有力地提高国民素质和提升民族精神。实际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许多可以直接或间接对接的方面。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天人和谐、系统思维、辩证理性，以及反对极端、允执厥中的中庸理念，仍然富有现实意义，有的在战略与策略上具有重要价值。

在学习和研究国学的同时，还应注意吸收外来有益的东西。比如说史学，这方面中国很发达，但过去更多地注重史实的考证，而忽视历史思维与史论的研究，自从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之后，史学开始注重主体对于历史的客体的认识。接着，社会史、文化史、民俗风情史与思想史也受到史学界的青睐。我国史学界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对于“法国年鉴派”和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也有适当的借鉴，从而拓展了历史的视野。

总之，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当前振兴国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注重与现代思维、现实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获得更理想的成果。我很欣赏“世界的眼光”这个提法。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有着与时俱进的重要意义。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扬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发展与创造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借鉴。但同时，还应关注世界范围内的，也包括本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互汇，广泛地借鉴、吸收。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过去似乎注意得不够，强调得不够突出。在信息及其交流手段不断更新，国际交往日趋频繁、日渐深入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记者：可不可以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关涉到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

王：是的。先进文化就应既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又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我们应该通过学习研究，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重新认同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智慧的沉潜，像鲁迅先生那样，既保持现代知识者的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华产生深邃的感悟，进行有效的吸纳。同时，还应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发展同世界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亦即用“世界的眼光”来考虑问题。这样，就有望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瞄准最新思想、观念、知识成果，吸其精华，创造新“我”。在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科学成果的同时，能够坚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本国的文化虚无主义。做到既立足本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发展，从而达到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记者：过去受“左”的思潮影响，人们长期讳言借鉴外面的先进经验这一话题。

王：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初，吴玉章同志在总结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时就曾指出，一方面革命派对“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过于简单”；另一方面，他们在理论方面，缺乏创造性的活动，对西方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的著作和19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没有作系统介绍。当时对于西方文化限于“声光化电之学，船坚炮利之术”的传统眼光，只是吸收一些实用技术和应用知识。这是未能攻破封建主义思想堡垒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是单一的民族，但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视为异端、抱有偏见加以排斥，而是善于吸收、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以儒学为例，在我国，儒家学说后来变成了呆板的礼义教条、人伦法典，变成处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形成使权势、等级制度合理化的秩序观。而在日本，则从儒学中总结出重视教育（从而造就一个“文凭社会”）、崇尚理性（使科学思想牢固扎根）、提倡节俭（居民踊跃储蓄，加速资本积累）的精华；提炼出“劳动道德”和“诚信为本”的经济思想，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着整合与激励的作用。

记者：这里是不是涉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问题？

王：是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模糊性、感悟性；而西方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分割性、孤立性和清晰性、思辨性。二者各有所长，也都还需要吸收新的滋养。英国东方艺术研究专家劳伦斯·比尼恩说，在西方，“人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领域都用一门科学来管辖，致使生活的整体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所失去的似乎就是生活的艺术”。他呼吁，“要用心地研究另一半球上那些创造力的成就”。而我们的思维方式，固然有利于认识事物、处理矛盾的整体考虑、综合把握，有利于从事艺术创造和审美生成；但是，由于只重整体而轻部分与层次，也会导致科学性、清晰性的缺乏。模糊性造就了中国人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它使许多旧的观念可以不断地填充新的内容，但也出现了不确定性。儒家的“仁”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零九次，可是，人们很难说清楚它的确切定义。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既闪烁着忧患意识、爱国主义、重德爱智的光芒，但也潜存着力求平稳、安时处顺的影响；西方文化既有求索存疑、勇于进取的长处，又有颓废迷惘、不顾整体的缺陷，特别是后现代文化，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中国人的智慧是超群的，我们没有理由盲目自卑。伏尔泰说过，中国人在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莱布尼茨也说，如果让哲学担任裁判的话，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有些学术研究，往往着力于占有资料、占据事实，面向广度推衍，直到它的极限，而在有限的区域向纵深、向高度、向虚空开掘不够，也就是不善于依靠逻辑思辨的力量，由具体进入抽象，进入哲学思辨的境域。儒学传统，思辨性不足。梁漱溟有一句很深刻的话：“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对于事物的分析判断，我们往往喜欢绝对化，两极判断，习惯于划线——左右、正误、唯物唯心、进步反动，这样，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容易排拒一些有益的东西。我们不习惯于提出疑问，缺乏怀疑精神。对于一个知识者来说，没有问题意识，不善于对社会、人生、自然现象、心理反应经常提出问题，容易导致思维的僵化与弱化。我们的思维大多是求同的，而西方的思维则往往是求异的。这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记者：您在前面谈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弘扬传统文化必须与现代思维结合，我从因特网上看到，几年前您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做过一次《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的讲演。现在，想请您谈谈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弘扬本土优良传统与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实现与时俱进、出新创化的问题。

王：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没有坚强崇高的民族精神，没有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就不会有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应该看到，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的渗透性和承传性，要远远超出政治的或经济的道德的层面。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它具有超出一般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就理性思维而言，我们也许赶不上西方，但就审美思维和艺术思维来看，我们有巨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审美习惯和艺术传统是更接近艺术本质的。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故步自封。近七十年前，鲁迅先生就研究木刻问题，在一封信里谈道：“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道理是共通的，今天对于我们处理文化方面问题，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要继承与超越传统，就必须向世界开放，向时代开放，向现实社会生活开放。我觉得，在处理传统与现实关系问题上，拉美文学发展的经验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有位叫蒙田的哲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刚寻找到另一世界，一个未必不更辽阔、更广博、更充满生灵的世界。当我们走出光明之际，那一个世界刚进入了光明。”今天，蒙田所说的“那一个世界”，确实正在进入光明。比如，在现当代世界文学的生态版图上，拉丁美洲就是一个巨大而鲜活的文学群落。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现实主义、神奇幻景、体裁的混合、流派的驳杂，无拘无束的自由形式，赋予拉美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不论是从南美诸国到中美洲，还是从墨西哥到古巴，到处都有文学的参天大树在耸立着，到处都有文学的巨人的身影在闪现。这情形有如南美足球之于世界足坛，从而同欧美文化传统形成鲜明的对峙。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指出，当今世界最好的小说在南美。也许说得有些武断，但拉美文学的不可小视，当是确论。

从19世纪初开始，拉美文学曾坚定地跟着法国古典主义走，30年代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1888年，他们提出现代主义，主旨就是要搞有别于西班牙和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到20世纪初，又觉得现代主义离拉丁美洲现实太远，提出“要扭断天鹅的脖子”——质疑现代主义象征物。1910年，墨西哥革命震动整个拉美，农民发动起来了，作家艺术家看到蹲在象牙之塔没有出路，提出了乡土文学、大地文学、原住民文学等口号。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大陆上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这些拉美作家自己又觉得没底了，于是纷纷跑去欧洲学习，博尔赫斯、帕斯、阿斯杜里瓦等人都投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但学到最后，所有这些大师级人物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背叛情绪。本来，他们搞梦幻结构，搞意识流都很地道，之所以还要背叛，是他们认清了拉美和欧洲毕竟距离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在借鉴的同时，必须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到本世纪末，一大批出色的作品产生了，聂鲁达的诗、博尔赫斯的诗歌、散文、小说，卡彭铁尔的长篇，有的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到了60年代，出现了所谓“文学爆炸”，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一大批作家震动世界文坛。

为什么一回到本土，形势就发生大变？说明一种观念的产生，必须植根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才有生命力。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一定要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就总的趋势看，未来全球化的倾向必将比本土化的倾向更强大，但本土文化仍然是基础，异质文化只能在被筛选、被改写的情况下融入。所以，我们要在认真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血脉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