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现代研究人员之多、条件之好，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绝难与之相比的。但是，在对于历史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对于五帝时代与夏代历史的研究认识上面，我们却不敢自言做得有多么好。因为，在许多很重要的大问题上，尚且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说法。
（一）历史问题
在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问题上，最流行的说法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一方面称中国具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尊轩辕黄帝为我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这事实上是沿袭了历史上的一贯认识，依黄帝肇造国家制度视作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之始。即使是这样算，中国的实际文明历史至今尚不足5000年，而只有4700年左右。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认识，则认为五帝时期是属于“野蛮时代”，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具体界定为理论依据，将中国五帝时代帝位传承按“选贤任能”的原则实行选贤禅让制，说成是“野蛮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将黄帝、炎帝、蚩尤都说成是什么“部落军事领袖”。认为只有到了夏禹之后，实行了奴隶制的家天下独裁统治制度，才算是进入了文明时代。假若如此，则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只有4000多年。这样，许多问题就冒了出来，中华文明历史到底是4000年还是5000年？野蛮时代的部落首领如何又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这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么？
在对于五帝时期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评价上，也同样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认识。孔子对五帝时代的评价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对于夏、商、周三代的评价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他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65]。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早期对于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的评价，同孔子相类似。他说：“井田制始于黄帝，实为我国实行共产主义之最初的历史”。“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可知素以人民为本位，而以博爱博利为标准，有不待乎唐虞之禅让，已确乎其为一种民主主义（Democracy）矣。至唐尧更决定传贤之制度，我国哲人政治之成立，乃永为历史上之光荣；不幸乃有野心家之夏禹出现而破坏之也！”[66]对于郭先生早期的这个评论，我已经说过，它存有某种不妥之处，即我们还不能肯定五帝时代的土地公有制一定就是“井田制”，也不能说其社会制度就是什么“共产主义”，还有帝位选贤禅让制度，也不是始自唐尧，而是整个五帝时期都实行的政治制度之一。要言其为“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制度，则是没有错误的。虞夏之间，也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换，是由先进而倒退的一个关键。夏禹的确是一个伪君子、野心家。所以，郭先生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但郭沫若先生后来又同翦伯赞等学者一样，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将五帝时期划到“原始社会”之中，说是原始公社制转变为奴隶制，这在中国是在唐、虞时代以后出现的[67]。所以，至今在史学界里，学者们还是将轩辕黄帝、帝挚、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称作部落首领。对于国家权力以天下为公的选贤禅让和天下为家的父传子袭两种不同制度，其评论说：“‘禅让’是氏族制度下领袖人物产生办法的概括”，“打破禅让而确立世袭制是经过斗争的……但这是一种进步，从整个历史进程看，它为文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68]。这就等于说，选贤任能的国家权力交接制度是“落后的”，只有父传子袭的“世袭制”才是“进步的，文明的”。显然，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考古问题
中国在考古学研究方面，近现代以来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纠正了疑古学风给历史研究造成的许多错误认识，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是以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主，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则是由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主。如此，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研究结合就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可以归为体制方面的问题。而在思想方法方面，疑古思潮至今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方面，亦不能说是丝毫未受影响。如此，就有一个很流行但却是错误的说法就又冒了出来：这就是“陶器误区”问题。一些学者依着龙山文化以来在各地区形成的不同特点、风格，就提出了中华文化多元形成论。这亦就是郑光先生所批评的“陶器误区”问题。其实，要弄明白中华文化是否为“多元形成”，本来是很好办的一件事，顺藤摸瓜地再往上追一追根，不就解决了？跳开陶器这种日用器物，从礼器上进行一点研究不就解决了？就是研究者不愿意离开这个“陶器标准”，从陶器产生在地区上的早晚，以溯其源，照样可以弄个水落石出。因为，现在陶器的出现业已上推到了12000年左右的历史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重新研究一下，以有一个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正确认知呢？在中华文化多元形成的这么一个错误认识之下，对处于仰韶文化末期的历史解释，自然也就千奇百怪了。如将黄帝、炎帝、蚩尤、少昊就硬分成是什么“东夷”、“西夷”等，且硬往某一具体地域文化的源流上去套。我们之所以说这种论点怪，就在于持此种论点的学者，硬将黄帝与少昊（青阳）这父子两人也要人为地判他们一个“东夷”、“西夷”的不同“族”属，这能算不“怪”么？
（三）中国哲学问题
过去，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过哲学，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然，中国的一些学者们，对中国哲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的先秦历史上，就已经有了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不过，学者们还是只认为李耳是中国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并不认为《易》经原本就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而认为它是“古之卜筮书”。正因为这些认识并不符合历史客观实际，所以，各种奇奇怪怪的论点也就又产生了出来。其一，说李耳是道学的创始人，这就不符合历史实际。中国古代典籍俱载，是伏牺始作八卦，此后成书相继为《连山》《归藏》《周易》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易》经版本。《连山》《归藏》在历史上实有其书是没问题的；《易·系辞》业已说明“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辩证之理即为道学之理，也就是哲学理论；《周礼》对三《易》的记载也否定不了；且黄帝谈道、吕望说道、管仲论道的历史事实俱在。这些都是远在李耳之前的事，何以李耳便成了什么“道家”学说的“创始人”了呢？其二，不承认《易》经为哲学经典，毕竟《易》经中存有大量的哲学理论，人们是否定不了的。于是，就有人又造出了一个怪论，说《易》经的卦画、经文部分是卜筮书，其传的部分是哲学书，这就又是一个邪门的说法。《易》经的卦画、经文是其本，传是对经的集中性注释和解说，那么，迷信之“树”如何倒结出了科学之“果”？对所谓“卜筮书”的解释，倒解释出了哲学理论？这符合因果关系么？这在逻辑上是否出了点毛病？其三，夏禹为其建立家天下的奴隶制君主独裁统治，炮制出了一个七拼八凑、没一点像样的东西、没有一点严密的逻辑性与科学理论的《洪范》，竟也有人说中国古典哲学是起源于《洪范》的。但却无人对《洪范》中的所谓“哲学”阐释一番，好让我们也欣赏一下这个“洪范哲学”，开开眼界。以上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都说明，用西方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历史，用洋“本本”上的教条去图解中国的历史，是不能够做到于历史事实中求其是的。崇洋者必然疑古，疑古者又必然崇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的具体体现。唯其如此，高喊走出疑古者，也未必就不受疑古思潮的影响。
“五帝时期”不是人们所说的“原始社会野蛮时代”，这已由新石器以来的考古发现以及大量的田野发掘资料所证明，中国的历史，五帝时期业已建立的国家制度，表明其时的文明化程度已经相当之高，不论是在物质文明还是在精神文明的体现上，都是如此。其时不仅不是什么“氏族社会”、“野蛮时代”，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
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其社会的历史进步快慢，在于社会制度是否优越，也决定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执政者的思想是为公还是为私。在这一点上，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69]的理论，一语道出了社会政治制度核心性的本质所在。这一论述不仅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总纲，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与分析历史问题的一把标尺。执政者如果思想上表现出为公，决心为天下的黎民百姓谋利益，他就要以唯物辩证的哲学理论为指导，而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制度，使天下人民都处于一个公正、公平、相互关爱的社会中。因为，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至少在距离今七八千年以前就已经产生，这就是伏牺创八卦图案所要表达的哲学内容。到了神农氏时代，也就是距今六七千年的历史上时期，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不仅已经成熟，而且业已广为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性变革。以唯物辩证哲学理论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必然就是民主与法制的科学社会制度。轩辕黄帝战蚩尤、败炎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后，就是依中国古典哲学作为治理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科学技术的指导思想，而建立其“天下为公”为特点的社会制度的。
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举凡事物都有其特定的性质，不同的事物之性，都有其相对性，都可依异性相引、同性相斥规律而分以“阴”、“阳”。凡阴阳异性之间，其所存在的是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依、互为自己存在之根本的规律。而且，阳性者主动，阴性者相对为静。由此，国家与人民，就是阴与阳的一种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为依存、互为根本的对立统一关系。这就是五帝时期国家的一切政治都“以人民为本位”的哲学思想的根源。
治国者只有以人民为根本，才能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所需之事，除人民厌恶之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一切以黎民百姓利益为重的人，他就不会去想尽一切办法以权谋私。不谋私利，表现在治国用人方面，自然就不会任人唯亲，而要任用贤能，并且确立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制定监督以权谋私的各方面的制度性措施而实行之。因为，按照“以人民为根本”的哲学思想，凡是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执政者就会认识到，这种行为是在挖自己赖以存在的根本。这就是五帝时代设“四岳”机构，立“诽谤木”、置“敢谏鼓”的道理所在。同样，人民只有以国家为生存之根本，才能爱国家，保国家，为国家效力、尽忠，为大“家”而舍小“家”，在国难当头之际，先尽忠而不必考虑尽孝，因为国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执政治国者，以人民为自己掌权从政之根本，就必然表现为爱民；人民以国家为生存之本，就必然表现为爱国而亲上。《易》经上说，天地感而万物生，上下感而其志通，天地不感则万物不兴，上下不交则失邦无国，就说的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要告诫后人，治国一定要使国家与人民处与一种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依、互根的状态之中。孔子评价历史，言五帝时代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为一语中的之言：“大道之行”，就是指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博大的道学思想理论为指导。“天下为公”之所指，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与法制制度，就是指社会制度最基本的属性问题。
相反，家天下的独裁统治，从根本上就违背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如此，执政者为了一己私利，首先就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与全天下黎民百姓争利益的地位上，而且是用手中所掌握的治国大权来同老百姓争利益。如此，这种掌权者客观上就已成为人民的公敌。这样，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同性相斥的矛盾与斗争关系。统治者要与人民争利益，就必然要任人唯亲，而不会任用贤能，其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以作为其组织上的保证，分封家族成员或亲信为朝廷要害部门的大官、为小国之诸侯、为地方官员，就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掌权者为了私利，就不会说真话给黎民百姓们听，为了自己的权位得以保障，就要大树自己的权威，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因此，夏禹就要鼓吹“君权神授”的思想。夏禹把抵制当时社会上原有的民主政治思想、而为自己的奴隶独裁统治作说的东西，假托为天神所赐，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用以愚弄人民，这些就是历史之证。
治国为自己的私利，就绝不会提倡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而是要宣扬君本位。夏禹在《洪范》中大肆宣扬“唯皇作极”论就是明证。其文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唯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唯皇作极……时人斯唯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这些话，都是夏禹假借“天神”说给黎民百姓听的。其意为：皇帝要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极尊地位。凡任何天下之庶民，都不得结党，也不能显示自己有何品德，只有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上天以寒、暖、风、雨、燥，福、寿、富、康、考布之以天下庶民，赐给你们以保皇权……所以，世人对唯有皇帝才能享有的独尊、独贵、独权、独威，是不可以有半点伤害的，而要敬畏其高明。如此，执政治国者，其全部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骑在黎民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夏禹就要宣扬君主“作福、作威、玉食”的天然“合理”论。说“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己）而家，凶于（君）而国。人用则颇僻，民用僭忒。”“唯辟作福”就是只有帝王才能随己之意赏人。“唯辟作威”就是只有帝王才能随己之意愿而罚人、杀人。这当然不是讲法制，而是强调皇权至上及“以意为法”、“以言为法”的君主独裁，就像禹之杀防风氏，随便给你安上一个“罪名”就可以杀掉。这就是“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而且还得“谢主赐死隆恩”之源头。
由于掌权为私，不仅不会听老百姓的声音，更不容许朝中百官讲不同意见，这也就是搞一言堂的制度性原因。夏禹就宣扬帝王永远正确，对于他的话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故《洪范》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这就是说，天下的臣民，绝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言论、行为，一切都必须以王言为言、王好为好、王恶为恶。对王者，视之要目正，态度要恭肃。
为私利而掌权治国，由于其本身就是违背五帝时期经过几百年深入宣传，早已深入人心的道学理论的，所以夏禹不仅讲不出“道理”来，也搞不出什么能够稍微像点样子的理论来。因此，他也只能够搞大树特树帝王的绝对权威，并假鬼神以唬人，进行迷信宣传，大倡占卜，定为制度。曰：“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中国语言文字，在不同人的口里，由于其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大同”之所指也就不同。孔子将五帝时期治国以人为本，执政者爱民，由此而提出“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使全社会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为“大同”；而到了夏禹口里，则将他为了愚弄人民，在普天下推行的迷信占卜谓之“大同”。
在人类的历史上，迷信从来就是与科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这就注定了不论古今，民主都是与科学相连，独裁则是与迷信为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独裁政治制度之中，社会上就必然要出现迷信思想泛滥成灾的根源。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掌权为自己的私利，十分害怕人民明白真理，明白自己为何会受压迫、受剥削并奋起反抗。所以，统治者就是要用迷信的手段麻醉人民，愚弄人民，鼓吹自己掌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散布其统治权利是天上大神赋予自己的特权，等等。夏禹鼓吹“君权神授”，鼓吹“唯皇作极”的君本位谬论，就是历史的证据。“唯皇作极”论，就是“以皇帝为本位”的极权独裁统治论，它是对五帝时代“以人民为本位”政治制度的疯狂反对和彻底破坏。
不论是什么君本位，还是什么官本位，都是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相违背的，如此，掌权者与人民就陷入了相互排斥的不可调解的矛盾之中。所以，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的评价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道既隐，也就是无道；天下为家，就是以国为私。时至今日，要证明孔子对五帝时期与夏、商、周三代所作的不同评阶，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怕是还很困难；所谓五帝时代是什么“原始”、“野蛮”，家天下的奴隶制独裁统治有何等“进步”，“它为文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的论点，恐怕也还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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